一体化赋予新使命①｜长三角前史

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2018年11月5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既然上升为国家战略，那就不再是区域的事，而是中国的事。国家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定是要让长三角承担起超出区域经济以外的新使命。这个新使命是什么呢？不是简单地规划发展几个新的产业，也不是通过新的城市规划建成中国最大的城市群，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这些事即使没有一体化也是可以做到的。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体化发展一定是要长三角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否则长三角一体化也就没有什么国家战略意义了。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长三角需要通过一体化发展承担起以下这些新的历史使命：第一，完成从索洛增长到罗默增长的转型；第二，实现从出口导向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型；第三，把长三角从中国的一个增长极提升为世界的一个增长极。

长三角有没有可能承担起以上所说的三大历史新使命呢？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是有可能的。

从气候（天时）的角度来讲，历史上的中国可以划分成为三大自然经济区域：长城和秦岭以北的草原文明；淮河以北的灌溉农耕文明；以及淮河以南的季雨农耕文明。

位于江南的长三角属于季雨农耕文明。季雨农耕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草原文明不适合农耕，只适合游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游牧文明由于其极高的流动性而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从而无法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实现广泛的社会分工，包括生产与经济的、文化与艺术的、直至社会与政治的。这就决定了草原文明只能造就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部落经济。

位于中国淮河以北的“北方”属于灌溉农耕文明，灌溉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农忙季节种地，农闲季节则需要兴修水利。这一特点，让中国的北方形成了由“天时”所决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专注农耕（包括时间和资源），导致了重农抑商的文化。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动员资源、组织人力，这又造成了集中的政治。重农主义的文化再加上集中主义的政治，是灌溉农业的需要，但却是走向工业文明的障碍。中国北方因此而陷入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悖论：不要重农主义的文化与集中的政治，就无法集中人力和物力提供灌溉农业所必须的基础设施，来突破灌溉农业所面临的瓶颈；坚持重农主义文化和集中的政治，则会挡住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与演化的去路。

位于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属于季雨文明，是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区域，并且由于其降雨是季节性的，从而适合于人力（劳动）要素密集的水稻种植。因为水稻种植是人力要素密集的，故而导致南方人口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而迅速增长。季雨过后就是南方的农闲季节，在人口压力的驱使下，南方人就有时间和需要通过商业活动来增加经济收入，以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并逐步演化成为农业和商业活动的专业化分工。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人均土地面积有限、无地可种的山区里的人们，从事专业化的商业活动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南方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中国南方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结构。毫无疑问，南方的文化要比北方更加“重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开创于北宋年间、形成于南宋时期的温州永嘉学派，以及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的徽商文化。重商主义的文化及其实践带来了自治性的社会结构与分散主义的政治治理。这就导致中国南方最早具备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社会经济条件。以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在长三角做不成的事，在其他地区就更难了。

再从空间地理位置来看，长三角位于江南，处于著名的“胡焕庸曲线”的东南，远离传统中国的政治中心，却离“世界”最近，因此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区域之一。

“胡焕庸曲线”东南部的中国是人口规模集聚、产出富裕的地区，特别是农商并举的江南或者更加狭义的长三角，自唐宋以后，获得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长三角区域内有常年可以通航的两江一湖（长江、钱塘江和太湖）、以及纵横交错的河道。前者为该地区发展商贸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后者则为该地区发展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至于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其对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则具有两重性：大运河人为改变中国河流的东西走向，纵向流经两江一湖，把长三角地区的整个内河航运系统连为一体，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但是在传统的中华帝国时代，大运河也成为北方政治中心向江南“调粮抽租”的“脐带”，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压制了江南、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

毫无疑问，远离政治中心对长三角地区带来的效应是积极的。在交通不便和信息渠道不畅的古代社会，远离政治中心带来的后果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管制相对弱少，人们也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和时间配置到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中去，而不必用于寻租或者支付较高的政治成本，这就造成了中国北方出大贵（有权）、中国南方出大富（有钱）的基本特征。

此外，作为政治中心所在的中国北方与草原文明接壤，从而处于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最为基本的文明冲突的漩涡之中，即“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游牧经济落后于农耕经济这是不言而喻的，游牧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而农耕经济则是一种生产经济，故而后者的文明程度要远高于前者。当与中国接壤的草原地区“草肥水美”的时候，两种文明则会处于一种“相安无事”的均衡状态。一旦草原地区人口增长、兵强马壮，或陷入“草死水绝”的困境时，两种文明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草原游牧部落就会南下中原掠夺农耕地区的财富，其结果是中国北方地区要么是陷入战争带来的危机，要么是被占领。

这对南方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第二，由于气候方差过大、生活习性的区别、以及对政治权利的追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入侵者大都更加愿意居住在政治权力中心所在的北方，这就导致游牧部落对中国的占领和统治，在北方是实际的和直接的，而在南方有时是象征性的或间接（委托代理）的，这种区别造成的结果是，北方会有文明发展的退化，而南方更多的则是停滞，时而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

从地理上来讲，长三角是离“世界”最近的，这不仅是因为长三角沿海，而且还因为长三角有世界级的大港。长三角邻近“世界”的地理优势自1842年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五口通商结束了中国自明朝初年禁海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这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对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世界的长三角来说更是意义非凡。由五口通商带来的贸易给长三角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贸易带来了地理优势，贸易也带来了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贸易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溢出效应，贸易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由以上这些因素组合而成的新的文明，从而让长三角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区域。

最后，除了天时、地理之外，长三角的优势还在于 “人和”。自北宋以后，长三角就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参见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人口能够规模集聚在某一个区域，一定是因为那个地区拥有适合人们居住和开展经济活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从而造就了“人和”的发展环境。长三角这种“人和”的发展环境被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华亚文化”，其核心的内容可以包括：农商并举的价值观；自治程度较高的政治；崇尚人文关怀的文化；可以自由思想的书院；以城镇为中心、而不是以乡村为中心的生产体系；活跃的金融与深入人心的契约精神。所有这些，成为日后长三角迅速崛起的社会资本。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长三角自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会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了，因为它同时兼有“天时”、“地理”与“人和”的优势，依靠这些优势所产生的虹吸效应，造成了人口与经济资源在长三角区域的规模集聚。相比之下，除长三角之外的广义南方、特别是多山的闽南和广东（珠三角除外）地区，虽然也沿海，却因无法实现人口与要素的规模集聚，而更加倾向于“走出去”，比如下南洋、去西洋，结果大都以中国的“侨乡”而闻名；中国北方的人口则一直有向南流动的趋势，一为逃避战祸、二为寻找发展机会，他们在南方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客家”族群；地处内陆的中国西部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