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经验”｜陈思和：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

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公众号：yueyuebook1124）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三讲傅杰邀请到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陈思和。陈思和著有《陈思和文集》（七卷）、《思和文存》（三卷）、《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等，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

陈思和在讲座现场

读书是要交流的

现场看到这两本书，我不由得心中一喜。《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这本书差不多是二十年以前写的，当时是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约的稿。我读书是很认真的，写书也很认真。当时我想，这个书该怎么写呢？为此就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同名的课。一个学期下来，大概只讲了七篇，于是第二个学期就先订了一个大纲，从最后一篇倒过来讲，最终用两个学期上完了这门课。这门课前后开了三次，反反复复一共讲了三年。

大家知道，现当代文学，相较于古文和外国文学，只要识字的人都看得懂，似乎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就从文本中找问题，不断地跟同学们交流，过程中同学们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这门课差不多一半的上课时间是由学生们上台讲的，讲他们对这本书的体会以及心中不解的问题，最后由我来总结、回答。经过三年六个学期的反复细读，我才慢慢把这门课弄清楚，才明白我应该写点什么，最终出了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写这本书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我在教学生，而是我从学生们的大量问题中得到了启发。而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老师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不是什么“我教你听”的关系，而是双方共同读一本书。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不一定能读得很深刻。老师与学生之间，或者朋友与朋友之间，在讨论之中共同读一本书，交流自己读书时的问题和心得，从而慢慢提升，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这是读书的一个好方法，也是最得益的一个方法。所以，读书是要交流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讨论曹禺的《雷雨》。

《雷雨》

讲《雷雨》我们通常比较喜欢讲的人物是繁漪，因为这个人物足够复杂，她的人生经历、精神状况等都可以结合时代背景展开分析。但有一次，这门课的一个学生提问：“陈老师，你每次都在讲繁漪，我想请你讲讲鲁妈这个人。”

看过《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这本书的人知道，我在书里主要讲的是鲁妈，强调鲁妈和周朴园之间曾经是有真爱的，只是被周家的父母因为封建门第的原因拆散了。针对这一点，那个学生就问：“周朴园与鲁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关系吗？”

鲁妈，曾经的梅侍萍，不是一个被周朴园始乱终弃的被动的人。她与周朴园曾经同居三年，生下两个孩子，有独立的房间……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她在周家是有一定地位的。她与周朴园的关系之所以破裂，剧本提供的线索是，当时周朴园要娶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太太，于是与周朴园门不当户不对的梅侍萍就走了。那个时代里，身为仆人的女儿，梅侍萍留下作为妾也是可以好好留在周朴园身边的，而她之所以决意要走，就说明她不愿意为妾，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她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周朴园。

梅侍萍对自己的爱情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有自己的标准和追求，没有委曲求全。在与周朴园的关系里，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当时课上有一个学生就反问：“如果她对爱情有高的标准，她怎么会去嫁给鲁贵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剧里的鲁贵是一个很不堪的人，一个有点无耻的小人。我当时一下子被问住了，答应学生下次课讲，回去反复思考，在下一次课之前终于想明白了。

1997版话剧《雷雨》，左边是梅侍萍

其实鲁妈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只是大家认为的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人，而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有自己对人生很高的标准和追求，同时又有一种很大的自我牺牲的能量。

在第一段婚姻里，梅侍萍是一个出身低贱却勇敢跨越了阶级门槛的人，她与高贵的少爷两情相悦，成功结合，并且共度了至少三年的美好时光，留下了足以让她珍藏三十多年的温馨回忆。但这个对于爱情有自己追求的刚烈的女人，也给这段故事主动写下了悲剧的结尾。

在第二段婚姻里，她嫁给了鲁贵。两段婚姻之间有一段时间差，可能她在外历经种种坎坷，我们不得而知，事实就是她最后选择嫁给了鲁贵。剧本里的鲁贵是一个庸俗的小人，但他对于自己的家庭是很容忍的，对自己的子女是十分尽责的，想尽办法为每个子女谋得了生计。在那个时代，鲁妈为了子女的发展，在自己的爱情上她宁可做出很大牺牲，哪怕是嫁给一个很不堪的男人。当然这种爱情上的牺牲，后来也造成鲁妈精神上很大的折磨，最后导致她与鲁贵分开生活。

如果鲁妈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由于她个人对爱情的完整追求，那么她的第二次婚姻可以说导致了她更大的爱和更大的牺牲。更大的爱，就是她对子女的爱。她对于第二段婚姻的选择，其实否定了她在第一段婚姻里的追求，她为了比爱情更大的母爱，选择牺牲了个人的爱情。

说鲁妈身上的能量，还要说到她人生中后来一个更大的难关——发现自己女儿和自己儿子之间发生恋情，而且已经有了孩子。这样一个关乎“犯天条”的巨大难题，超越了这个母亲个人的解答能力。这个时候的她该怎么办？作为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鲁妈最后很坦然地向上天祈求，求上天放过她的两个孩子，说孩子们有权力得到幸福，而一切罪过都由她来承担……鲁妈对着上天的一大段独白，是一种莎士比亚式的独白，特别庄严，那一刻鲁妈的精神形象无比高大。在那个时代，面对命运，鲁妈身上抗争与自我牺牲的巨大能量，是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身上才有的。

对鲁妈来说，当她的血亲关系和所谓的天理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她不是遵照天理去规制人欲，而是毅然站到人欲的一边，甘愿自身承担天理的惩罚。鲁妈这个人物在人生道路上历经坎坷，受尽苦难，可是对她来说，没有走不过去的路。她弱小卑微，却在精神上达到了制高点。

鲁妈这个人物，我们一般认为比较简单，似乎没什么好讲的。而这些新的发现和感受，就是我在和学生们的不断讨论中讨论出来的。所以，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解读鲁妈的文章补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里。

要相信“绝对文本”的存在

讲这些，可能就有人会问，这样的文本解读有必要吗？《雷雨》不就是一个虚构的作品吗？这就涉及到文艺理论的问题，也是阅读上的问题。

在我看来，读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读书，读的是学习知识或技能的书，比如教材，这种阅读是有一套方法的；第二种读书，就是我们休闲时候随便拿点东西来读读，这种休闲阅读是很轻松的，可能读过也就忘了；第三种读书，才是我要说的专业阅读。专业阅读是和我们的专业相关的，像我阅读某一本书是为了我的思考、我的研究。

为了做文学研究而阅读时，我就会坚定地相信，这个文学作品是有一个绝对文本的。怎么理解这一点呢？换句话说，当你面对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你会相信，这个艺术作品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作为样板存在的“绝对的艺术”。

以《红楼梦》为例，无数人在研究它，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我们看到的结局究竟是否出自曹雪芹本人之手；还有很多人曾尝试续写《红楼梦》，为这部名著虚构出了很多不同的结局。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都相信，《红楼梦》有一个绝对文本，一个不容任何人置疑的文本。虽然事实上是没有的，但研究者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它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绝对文本。

托尔斯泰

再比如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的开头，觉得写得不好，就重新写一个开头，再不满意再重新写……据说托尔斯泰写《复活》就曾写了二十个开头，他的博物馆里还存放着他当时的二十个手稿。为什么托尔斯泰要一遍一遍地写开头？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最完美的开头——最好的开头一定是那个样子的，不容改变。

作家相信，一部小说应该有一种最好的写法——不容改动一个字的那种完美。但即便做不到，作家也希望自己所写出的能无限接近那个理想的模本。而我们做评论和研究的人也是一样，必须相信一个文学作品有一个最美好、最完整、不容改动的绝对文本。其实，研究者解读一个文学作品，就是解读眼前出现的本文与它应该有的那个模本之间的差距，通过这个差距就能推出接近那个绝对文本的某一种可能性。

所以，当我们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不能抱一种虚无的态度去解读，不能一开始就认为它不值得研究。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但我们要相信，虚构的背后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作为依托的。如果一个文学作品没有绝对真实的依托，作品表现出来就没有可信度，也就没有被研究的价值。

当我理解了这一点后，突然就理解了以前我们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过去讲文学作品要达到两个真实，一个是生活的真实，也就是细节的真实；还有一个真实，是生活背后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什么叫做艺术的真实？当时只是解释说，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要更高、更集中、更典型。那么，究竟什么是更集中、更典型呢？现在来看，就是你所相信的一个文学作品背后存在的那个更绝对的完美模本。

每次重读都能读出新的感受

桌上另外一本《中国文学课》是今年刚出的，这本书的出版缘于去年喜马拉雅让我做一个有声文学课的尝试。当时我想，复旦很难考，但喜欢文学的人很多，如果能让校外的其他学生也能分享复旦的课程资源，这是件好事，于是就和我们复旦中文系很多老师一起参与了这门课。

《中国文学课》

这次参与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返回到了解读文本的环境中，获得了很深的体会。而我的体会主要就在于重读——重读也是一种经验。现代文学，我已经读了无数遍了，可以说太熟悉了，但如果重读足够认真，把心放进去，每次重读都能读出新的感受。

这其中有一个时间因素。二十年后阅读的我比二十年前阅读的我多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许许多多的人生经验和感受就自然而然放到了阅读当中。一个人自己可能并不会觉得，但四十岁阅读和二十岁阅读肯定是不一样的，彼时感受深刻的地方，此时可能就觉得很平淡了；当然，此时觉得毫无趣味的地方，可能六十岁时再读就会觉得很有味道。这就是说，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经验，对解读文学作品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也建议在座的年轻人，对于你们喜欢的好作品，读完之后可以再放一放，若干年之后再拿出来重读，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

对此，我结合这本《中国文学课》里的最后一讲谈谈自己的体会。按照这本书的篇章编排，最后⼀讲是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的晚年对人生的反省，我选了一部可以说我已经读了三十多年的作品——巴金的《随想录》。《随想录》是巴金从74岁到82岁写成的。刚开始写时，他的身体还很好，写作的八年时间里他经历了摔跤骨折、帕金森病、重病住院等，到最后连笔也握不动、字也写不动了，整个写作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写完《随想录》之后没多久他就住院了，只能通过口述来写一些文章，一直到最后完全不能再写作。因此，《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耗尽自己的生命才写出来的。

《随想录》刚发表后我就开始解读，当时和大部分人一样，是从字面上解读的，认为巴金在这部作品里主要就是通过自我忏悔来反思“文革”。《随想录》里还有巴金老先生的很多反反复复的“抱怨”，比如，他心里有很多话想表达，但提笔写字实在困难等。仅仅作为一个读者去读这些的话，可能不免会觉得这个老人有点“矫情”——他明明可以选择不写的。

十几年之后，我在编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又一次通读了这部作品，那时感受就很不一样了，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成长了，对历史的理解也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变得更全面和深刻了。尤其是在编写80年代文学的历史时，我突然发现，巴金的《随想录》并不完全是在反思“文革”，那只是最表面最清晰的一个意义层。在这个意义层下面还有第二个比较含糊的意义层，都是在回应他写作当时的许多现实问题和思想斗争。

当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也过去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读懂《随想录》。回过头去看，其实80年代是一个很值得怀念的时代，传统和改革开放两种思想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对于八年写作历程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巴金在《随想录》里都有回应和回答。这本书150多篇文章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在回答当时社会上和文学界的问题，可以说巴金的《随想录》算是当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尽管巴金先生写得非常含蓄，态度也是含混的，但作为当时国内德高望重的作家，他通过作品表达出的态度是自有其分量在的。

去年为了做喜马拉雅的这个有声课，我再一次重读巴金的《随想录》，尽管距离初次阅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读的时候却又有一番新的触动。当读到巴金老先生对提笔写字多么困难的描述，我的眼前就浮现出老先生无奈的状态。于是我又在想：他为什么写那些？他为什么在提不动笔的状况下还怀着很大的动力想要写？他为什么写不出来就会那么痛苦？……

《巴金全集》

有一次，我在读巴金生前没能完成的《再思录》，里面有一篇文章讲，他在杭州疗养，外孙女在上海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两卷《巴金全集》，外孙女就从上海带去了杭州给外公。巴金把这两卷书送给了外孙女，送出时在扉页上写了四千字的题记。那时的巴金写一个字都很困难，却花费好几天时间写了个这么多字的题记，向完全不懂这些书的外孙女表达他赠送的理由。题记里，他告诉外孙女，杭州是那么美丽，西湖是我六十年来一个美丽的梦……讲了很多关于杭州的事情。读时我首先觉得很感动，其次又觉得很奇怪——题记里很多内容都是和外孙女毫无关系的。后来我才想明白，当时他的心里一定有很多东西想要讲出来。

巴金在《随想录》里多次提到“要讲真话”，表面上看是在呼吁大家讲真话，其实这也是他对自我的一个警诫，时刻告诉自己要讲真话。但他没有讲出来。如果他真的讲出来了，就不会有这种反复的纠结了。

《随想录》

关于杭州的文章，在《随想录》里有三篇，算上这篇题记就是四篇了。巴金一次次讲西湖，讲六十年前的梦，究竟是在讲什么呢？后来我想到了。

巴金1929年从法国回来，那时他还不是文学家，只是一个信仰安那其主义的革命者。经过1927年的变动，回国后的巴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革命组织了，他很受刺激，连续写了很多小说，包括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后来他作为一个作家成名了，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他的理想其实还是安那其，这个理想他一直到晚年还纠缠着。

曾经在他晚年的一个采访中，巴金先生提到，作家是自己走错的一条路，他更想做一些实际工作，希望为中国、为人类多做点事情，而做文学是没用的。所以，巴金的一生充满了失败感，这种失败感的来源就是他早年的理想和信仰。正因为如此，别人越是赞誉他为文坛巨星，他的内心就越痛苦，觉得自己离理想更远了。可以说，巴金的前半生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痛苦当中，他这个心结一直到晚年都没有解开。

我觉得，他是一直想要把这个心结写出来的，但他没有写出来。他的理想和信仰，他一直没有忘，非但没有忘，反而深深地存在于心底，时时呼之欲出。

《再思录》

在《随想录》的最后，他终于写到了一点与他理想相关的事，在第一百四十七篇随想里，他怀念⼀个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友⼈叫叶非英。在这篇回忆文章里，他说道：这些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概括他们，称呼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词——“理想主义者”。有了理想主义者这个概念，巴金就开始写他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了，在《随想录》之后的《再思录》里，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他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的，尽管没写几篇他就没有能力再写下去了。

从左至右依次为：巴金、李辉、陈思和

巴金《随想录》以后的一本书《再思录》是我帮他编的，编完觉得太薄了，就建议有一个序，于是巴金先生就通过口述的方式写了一段短序。序里说道：“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巴金先生口述的柴可夫斯基这句话，后来经过核对几乎是一字不差的，说明他已经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底层人民采取的一般是启蒙的态度，往往站在比底层人民要高的立场上同情底层人民，觉得底层人民是痛苦的。但柴可夫斯基这句话强调的是：比你苦的底层人民也有欢乐。巴金先生在生命的最后，看到的是最底层的人民——哪怕他们一无所有、饥寒交迫、无可奈何，可他们是有欢乐的，他们的生命是蓬勃向上的。巴金的理想和信仰不仅放在自己的心里，也放在广大底层人民身上，他相信即使自己不在了，人民永远在前进，永远有希望。

读出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读懂巴金了。他的《随想录》还有一个深深藏在文字底下的第三个意义层，就是一种精神——对自身理想失而复得的信念。一个人回顾人生，总归会有遗憾，有无法践行的诺言或理想，这些想法越是到一个人生命接近结束的时候，越是变得强烈。巴金晚年的文字，体现了他很真实的内心。

每一次不一样的理解都伴随着时间的变化，伴随着我生命的流逝。这些感受和想法，二三十岁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呢？

我觉得，人选书就像交朋友一样。我们有一年的朋友，十年的朋友……还有终身的朋友。有的书就像终身的朋友，也不需要天天陪着你，但要保持每过几年有一次“交往”或“相聚”——重读，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你的精神会因为这个“朋友”的存在而提升。

所以，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