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零问题到零朋友：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能走多远？

十年前，“与邻国零问题”曾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口号。

然而，近几年，随着土耳其越来越频繁地依靠军事力量和激进的外交政策扩大地缘影响力，该国不断陷入与邻国以及传统盟国的冲突，“零问题”似乎变成了“零朋友”。

就在上两个月，土耳其再次诉诸上述手段“开疆拓土”。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的冲突以阿方大胜而告终，为阿方提供军事援助的土耳其称这是“兄弟国家”的“神圣胜利”。然而，这更像是土方在宣示自己的胜利——不仅借兄弟之手狠击“世仇”亚美尼亚，而且还证明其影响力已由地中海扩张至了高加索。

值得注意的是，纳卡冲突并非土耳其2020年展示地缘影响力的唯一舞台。今年年初，土耳其也曾出兵援助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数月内就助其扭转败势。同一时间，土耳其连续向东地中海争议海域派遣钻探船，与邻国希腊、塞浦路斯陷入海事纠纷。

“对此的消极解读是土耳其国内民众对埃尔多安的政治支持在减少，经济很差，库尔德问题棘手……所以他会采取‘外交冒险’政策。” 印度前驻中东多国大使，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前总干事塔勒米兹•艾哈迈德（Talmiz Ahmad）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但我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为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它确实到了走向台前去平衡地区各种力量的时候。”

塔勒米兹•艾哈迈德

艾哈迈德认为，为了塑造自己的“另类构想”，埃尔多安借鉴了两种彼此支持的传统：伊斯兰教与奥斯曼主义，因为“奥斯曼帝国处于巅峰时期的那段历史代表土耳其对西方主导的拒绝。”

在埃尔多安的推动下，原为基督教世界最大教堂的圣索菲亚博物馆今年被改建为清真寺。埃尔多安还把改建后首次聚礼的时间定在了7月24日——正是协约国1923年与土耳其签署《洛桑条约》的日期。土耳其彼时击退了希腊军队，由此废止3年前列强为肢解一战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订立的《色佛尔条约》。

“虽然我们认为自己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屈服于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公开攻击以及掩盖不公正（的行为）和双重标准。”埃尔多安在11月22日对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党员的讲话中说道。由于欧盟对土“冒险主义”政策的抨击进一步升温，埃尔多安一如既往激烈威胁道：“醒醒吧欧盟。若你们要把我们的行为定义为‘入侵’，那么我们的任务很简单——敞开大门，为你们送去360万难民。”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无论是毗邻土耳其的欧盟国家，还是北约盟友，都已开始对土积极的外交军事政策与“自信”的地缘政治野心渐生芥蒂。12月11日，欧盟在其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上同意就土耳其在东地中海争议水域内钻探油气一事制裁土耳其，并宣布将在数周内公布受制裁的土方官员与实体名单。对此，埃尔多安批评欧盟“从未真诚对待土耳其”，并称不担心欧盟可能对土耳其实施的任何经济制裁。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2月19日更是发表了题为《艰难的2020年后欧盟-土耳其关系未来走向》的文章，强调东地中海紧张以及与土耳其关系在2020年成为欧盟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情况在2021年很可能继续，“这很清楚，假使欧盟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找不到正确平衡点，欧洲将无法实现该大陆的稳定。”

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其北约盟友美国之间的关系裂痕也在加深。12月14日，美国宣布因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而对土实施制裁，该项制裁将阻止美国公司和与土耳其国防工业管理部门（SSB）有关联的土方公司进行合作或技术转让，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对SSB总计超过10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伊斯梅尔·德米尔以及三名与俄罗斯有联系的自然人也将遭到制裁。

针对此事，埃尔多安于16日回应称，这些制裁是针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敌意攻击”，注定会失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也直言，土方不会取消购买S-400的计划。

“强大的领导人通常都有雄心壮志。”土耳其前外交部部长、正发党创始成员亚沙尔•亚克（Yaşar Yakış）对澎湃新闻表示，“尽管埃尔多安是一位强大的领导人，但我认为土耳其目前在各危机地区的参与程度已超出自己的能力。土耳其做出与自己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相称的承诺才是更好的选择。”

亚沙尔·亚克。 澎湃新闻记者 史含伟 图

在近一段时间与邻国的冲突与纷争中，土耳其得失几何？从“零问题”到“零朋友”，埃尔多安是否正走向“新奥斯曼主义”？随着美国总统换届与美欧关系回暖，土耳其将如何选择战略转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不同地区的多位专业人士和研究学者。除亚克与艾哈迈德外，受访者还包括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ELIAMEP）欧盟地中海政策研究员阿萨纳西奥斯•马尼斯（Athanasios Manis）、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政治学系中东政治教授，土耳其与库尔德问题研究学者戴维•罗曼诺（David Romano）。

部分采访实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俄土纳卡获利孰多？

亚沙尔·亚克：土阿关系可说超越了“盟友”的关系，首先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人在文化、种族和语言上有着牢固的纽带联系。可以看到的是，在纳卡冲突中土方一直站在阿方一边，不仅为其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也向其出售了军事装备。

事实上，自苏联解体以来，土耳其就一直为阿塞拜疆学生提供军事教育和培训。此外，土耳其甚至告知阿塞拜疆，若阿方提出要求，土方随时准备提军事供援助，所幸阿方并未提出请求，故土军也未直接参与军事冲突。

不过，在这场战争中起到决定性调解作用的并非土耳其，而是俄罗斯。由于俄方主动行动，现已可确保该地区的相对平静。

因此，这场战争同时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结果——俄罗斯加强了在“自家后院”的军事存在。早在1994年纳卡地区上次冲突停火后，俄方便同意从阿塞拜疆撤出所有驻军，但这次停火协议一签，俄军又得以重回阿塞拜疆，执行维和等任务，这对俄方来讲是重大收获。

塔勒米兹•艾哈迈德：从战略角度，俄罗斯还是高加索地区主要的玩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俄若不出手帮亚美尼亚，亚方是无法打赢战争的。而这次停火也是俄罗斯介入的结果，若俄袖手旁观，那整个纳卡都会被夺取。

至于土耳其，战争伊始，它就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支持，最后两国也成功了。土耳其清楚表达了自己想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参与高加索事务的态度，并且让人看到了，该地区不仅在俄罗斯的影响下，土耳其也有能力。

现在纳卡仅是停火，而该状态是可改变的，虽然我们不知何时会改变，但我相信这是会发生的，因为在国际法层面纳卡确是阿塞拜疆领土。

总而言之，俄罗斯一直是高加索最主要的玩家，但眼下土耳其也成了一股重要力量，它扮演的是军事上的角色，我们也相信它未来也会在该地区有较强存在。

阿萨纳西奥斯•马尼斯：确实很多人认为土耳其是纳卡冲突的赢家之一，因为通过阿塞拜疆的大胜，土加深了自己在高加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根据11月10日俄亚阿签署的协议，纳卡将建立一个监督停火协议实施的维和中心，土耳其也有可能加入。

所以，从军事和外交的角度来看，土耳其提升了自己的潜力，与之相比，传统上在明斯克集团框架下领导与俄协商的美国和法国则落了下风。从这个角度，土耳其是赢家。

然而，评价土耳其是“最大赢家”是不合理的，因为确实不能说它是唯一的“最大赢家”。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似乎俄罗斯才是“最大赢家”——俄不仅是唯一一个在亚阿之间调解并促成协议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协议中提到至少未来5年内在纳卡部署维和部队的国家。换言之，俄成了被亚阿官方接受的可确保双方在纳卡维持和平的一方。

反观土耳其，它参与维和行动根本就没有写入正式的协议，所以它参与维和实际上取决于俄方念头。更重要的是，纳卡问题成了需土俄合作的又一个复杂案例，另外两个案例是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意味着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重新调整对土关系，从而削弱俄土合作，而土耳其也愿意跟随，那么土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也就是说，土俄在不同地区的进一步分歧会让土方在必要时刻难以扭转政策，它可能会发现自身陷入了一场新的美俄地缘竞争。

深谙美俄间“平衡之术”

亚沙尔·亚克：土俄通过双边关系当中的“分隔机制”实现了一种特定的行事模式，这样一个地区的紧张关系不会对另一个地区的良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事实证明，这项政策是成功的，在多个领域都适用。采购S-400防空系统是其中之一，尽管土方已经感受到了这项决定对土美关系的强烈影响。

塔勒米兹·艾哈迈德： 土耳其感觉到了自己对于美俄都很重要，它可以在两大势力之间为自己创造出空间。在2016年的未遂政变中，土耳其感到美国并未提供足够的帮助，而且很怀疑美国为未遂政变推波助澜。此外，虽然土耳其一开始与美国合作生产导弹系统，但正是在未遂政变后，土选择与俄走近，去购买俄制S-400。

对此，我认为土耳其是想要表明，自己一直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即便有的时候是与美国作对。

俄罗斯与土耳其两个国家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俄总统普京最主要的利益，就是不让土耳其完全转向美国，转向西方盟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利益，这个利益让俄土联系在一起。普京和埃尔多安都是非常严肃、成熟的领导人，他们理解不同的国家都会有不同的利益，外交的重点就是去看看这些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调和。

看看利比亚就知道，虽然土俄支持不同阵营，但他们仍可共同努力去维持地区和平，我认为利比亚是可说明土俄关系的最好例子。可以从中看出，土耳其追求的是战略自主权，它已经开始使用军政力量，尤其是军事上的，去支持自己获利。土耳其已开始成为西亚、高加索、地中海还有北非的重要地区参与者了。

阿萨纳西奥斯•马尼斯：在过去几年中，打着“实用主义”的旗号，一些欧盟成员国默契地认为，只要对特定的交易性协议没有造成大的损害——例如土耳其-欧盟针对非法移民和难民危机的协议，或未侵犯成员国的权利和原则，那么土在中东地区的地缘野心就是正当的。欧盟成员国在对土毫无团结可言，更不要说欧盟的反应还催化了对个体成员国利益的伤害。

与此同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土欧）在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可阻止土耳其进行更进一步的挑衅，而土方屡屡证明了欧盟的想法是错的，所以在最近几个月氛围变化得很快，现在所有成员国都普遍意识到土耳其不仅威胁到了特定协议以及个体成员国的利益，还威胁到欧盟的和平与稳定，这促使所有欧盟国家逐步建立起“抗土共同阵线”，除非土耳其在未来几周内做出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

戴维·罗曼诺：土耳其已在被制裁的边缘，土美关系在拜登上台以后或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公开质疑土耳其的北约身份，两党都支持对土制裁。莫忘了埃尔多安（去年）访美时，有很多人在土驻美大使馆前抗议，埃尔多安已很小心地处理土美关系了。

土欧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欧盟国家现在都开始抵制土耳其产品，若欧盟施加制裁会比美国的制裁更有意义——欧盟对于土耳其的经济更关键。欧盟内部会有一个临界点，当德国与意大利等各个与土耳其有特殊利益关系的成员国发现追随欧盟整体的利益超过土方为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时，他们就会和法国还有希腊站在一起。

“刺头兵”会被踢出北约吗？

阿萨纳西奥斯•马尼斯：即使是与俄罗斯的外交、军事合作加深了，土耳其还是与美国保持着很好的工作关系。对于一个北约成员国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我想答案在于特朗普的影响。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拒绝就土耳其购买并使用S-400防空系统对其施加严厉制裁。

但随着拜登当选，这种局面行将结束。拜登政府将会重视重振北约士气、与欧盟重建互信，所以这就会让土耳其重新审视与俄关系——土耳其从“两个世界”都捞到好处是不可能的。从现在起，埃尔多安不得不为自己在对俄立场上的选择付出代价。

亚沙尔·亚克：埃尔多安与特朗普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友谊，这种友谊确实促进了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而拜登上台后土耳其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土美是北约盟友，土军是北约中仅次于美军的第二大军队，两国有诸多共同利益。因此，即便拜登在大选期间对土采取过威胁叙事，两国仍可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

阿萨纳西奥斯•马尼斯：将土耳其踢出北约会是一个“核选择”，这样做也并不符合北约成员国的利益。这只会在美土关系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发生。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推动土耳其重新调整政策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这件事上，美国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如制裁，特别是现在土耳其经济正在“自由落体”。

戴维·罗曼诺：北约并无可把成员国踢出去的机制，因这一点从未被预见到。过去，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对于北约、欧盟还有美国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意义也开始丧失，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在埃尔多安治下变化更显著了。

不过，并非无人可阻挡土耳其——虽然其在叙利亚、阿塞拜疆的战场上通过代理人战争确实获胜了，但是这是建立在非常廉价的无人机技术上的，这种战术还无法对付那些技术成熟的敌人，这会限制土耳其的战术。

此外，土耳其可能现在已扩张过度了，也开始被孤立。土耳其眼下真正的盟友只有卡塔尔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这显然不够。

“零问题”到“零朋友”：“奥斯曼主义”复兴？

戴维•罗曼诺：土耳其统治阶层圈子中有种对于历史的怀旧情怀，特别是对其领导逊尼派穆斯林世界时的那段历史，这套叙事在处理土国内议题时似乎特别管用，人们很喜欢重新发现历史的感觉。

针对逊尼派的身份和目前土耳其国内盛行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是很符合的。这也是埃尔多安有力的工具：可能现在经济不如以前好，但我们至少可以收获过去那种荣光，人们也必须正视我们。

塔勒米兹·艾哈迈德：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的积极行动实际上是最近五年才发生的。在此之前，土耳其曾经的政策是“与邻国零问题”，土耳其是一个和平的邻居，也没有想要去追求奥斯曼时期的版图。 

对这种积极政策有多种解读，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消极的解读是土耳其国内对埃尔多安的政治支持在减少、经济很差、库尔德问题棘手，所以他会 “外交冒险”。若你是一位反土耳其的分析人士，特别是亲希腊的人，你可能会这么分析。

但我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土耳其确实到了走向台前的时候。叙利亚和伊拉克之所以对土重要，是因为它们都与库尔德人有关。土耳其并不是在打伊拉克库尔德人，他们是在打伊拉克境内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民兵。

而在叙利亚的案例中，土耳其在土叙边境完全取得了控制权，这对于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库工党走得很近。至于在东地中海，我认为土耳其的行为确实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扩张性的行为。

事实上，“新奥斯曼主义”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我认为埃尔多安本人不可能用“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词去形容自己的政策。若把土耳其所继承的两个遗产分开来看：一个是凯末尔的遗产，这个遗产让土耳其成为一个现代的、西化的世俗国家，这个遗产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但是还有一项遗产已有800多年历史了，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这个遗产让土耳其强大。

虽然埃尔多安并没有100%地拒绝凯末尔的改革，但他认为更悠久的、更深刻的奥斯曼遗产在现代土耳其也应有一席之地。这个遗产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和军事的存在，二是文化上的影响力，因为奥斯曼苏丹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埃尔多安认为调和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很难。

我认为他受到了奥斯曼主义——奥斯曼遗产的启发，他想要让土耳其人重新获得骄傲和威望。凯末尔的现代化政策至少在文化上是从属于西方的，而埃尔多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从属。所以奥斯曼遗产，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处于巅峰时期的那段历史，代表着土耳其对西方主导的拒绝，特别是对一战后西方羞辱的拒绝。

亚沙尔·亚克：尽管一些土耳其政客确实让人想起了“新奥斯曼主义”，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土耳其精英知道，奥斯曼帝国是过去的辉煌，渴望复兴它是不现实的。在奥斯曼帝国旧日的领土上已经出现了34个国家，任何有关“新奥斯曼主义”的叙事都会激怒这些国家的人。因此，土耳其政客必须避免提及复兴奥斯曼帝国。

埃尔多安是一位强大的领导人。强大的领导人通常都有雄心壮志。但我认为，土耳其目前在各危机地区的参与程度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它做出与自己军事、经济和外交能力相称的承诺才是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