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云冈第12窟“移动”来沪，同展百余文物与当代艺术

云冈石窟始建于1500多年前，是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与莫高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12月25日，展览“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云冈研究院院长张焯和策展人王纯杰联合策展，带来120件云冈文物和复原窟（12窟），同时展览还呈现1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构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对话。澎湃新闻了解到，第12窟复原窟是浙江大学与云冈石窟研究院合作，历时3年多制作的该窟的可移动3D打印复制版本，这也是一这一复原窟首次“移动”来沪。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旧称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灵岩寺。石窟倚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石窟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经东西文化交流后，形成了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外景

云冈石窟大佛

展厅现场

展览“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由云冈研究院院长张焯和策展人王纯杰联合策展，带来120件云冈文物和复原窟（第12窟），同时展览还呈现1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构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对话。

1:1复原音第十二窟（音乐窟）

2020年12月25日，展览“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开幕。在展厅中，最吸引观众的无疑是以高科技手段1:1实景还原的云冈第12窟音乐窟。

第十二窟复制窟与原窟对比图

云冈石窟的开凿按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算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止，前后60多年。根据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风格被分作三期：第一期为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约公元470- 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双窟(7、8窟，9、10窟，5、6窟，1、2窟)，一组为三个窟(11、12、13窟)；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约公元494—524年，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中小窟龛自东迄西遍布崖面。这其中，第二期石窟因后世敷泥施彩绘而变得绚丽多彩而成为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此次展览呈现复原第12窟就来自此阶段。

展厅现场，第十二窟（复制）

第11、12、13窟为一组，分别为塔庙窟、佛殿窟、大像窟三种不同形制的洞窟。三窟似共一前庭，第12窟为中心窟——佛殿窟，也是云冈石窟中艺术氛围最浓的一个窟，人称“音乐窟”。窟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后室。前立壁两根八棱千佛列柱承载着仿木结构的屋檐。东、西两壁雕三开间仿木结构殿宇屋形龛，为典型的中国檐廊式建筑。该窟有47身乐伎44件乐器，雕刻了表现北魏时期宗教、宫廷、世俗音乐、舞蹈艺术的活动场景，为研究北魏音乐、舞蹈史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前室

前室

云冈石窟12窟前室

前室东西长7.5米，进深4.1米，窟高6.65米；后室东西长6.4米，进深4.8米，窟高7.1米。其中，在前室北壁上层天宫伎乐列龛，由西向东依次雕刻着伎乐天，她们手持吹指、齐鼓、排箫、琵琶、横笛、筝、琵琶、筚篥、竖箜篌、琴、细腰鼓、义觜笛、埙、坦鼓，姿态优雅，绮丽纷呈。天宫伎乐列龛下方，16身飞天前后追逐，相向而舞。而明窗的四条棱沿留出很大空间，也用以表现伎乐。此外，东、西壁亦分三层，分别菩萨、飞天、供养天等。而在后室中，观众则可以看到云冈风格的坐佛及菩萨造像。走入其中，观众可以零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宏伟，感受古代天宫伎乐的场景。

后室

后室南侧下边的圆拱龛

后室

记者了解到，这一复原窟是浙江大学与云冈石窟研究院合作，历时3年多，制作了该窟的可移动3D打印复制版本。2016年8月起，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云冈石窟研究院合作，对第十二窟进行高保真三维数字化数据采集。该合作团队采用融合三维激光扫描与摄影测量的方案，构建三维模型，历时3个月，对第十二窟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并拍摄55680张照片。之后，经过摄影测量计算和人工交互三维处理，建立了第十二窟的高保真彩色三维模型。而为了让云冈石窟更方便地“行走天下”，该复制窟使用了“积木式”的新技术和制作方法，由110块2米见方的“积木块”分6层进行组装组成。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表示，通过3D打印等数字化手段呈现，可以让不可移动的石窟寺文物“活起来”“走出去”。在张焯看来，数字化技术，除了能记录石窟的真实变化，还应该深入挖掘石窟寺造像的艺术价值，展现出真正的艺术之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有足够精细的数据保存并传承，注定消失的石窟将得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生。

来自云冈的文物

展览呈现了120件文物，包括石雕造像、陶塑、金铜造像、碑刻、建筑构件、器具、墓葬文物等七类，为观众呈现北魏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生活。张焯告诉记者，这些文物是云冈石窟历经千年后掉落在地，经由考古挖掘后得以呈现。

釉陶佛眼 ，辽金 ，陶 ，14.2x12cm

釉陶佛眼是形制大体为圆锥的陶制眼球，前端呈半圆球形，直径11.5厘米，高14.4厘米。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半圆球表面涂有厚重的黑釉，另一端锥体不施釉，呈暗黄色。云冈研究院院长张焯告诉记者，这是从石窟中大佛像上失落的眼球，北魏云冈石窟佛像营造之初估计并没有额外增加其他材料以显示眼睛，陶眼镶嵌之事一般认为始自辽金时代。

同时，这也是唯一一件回归云冈的流失海外文物，是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馆长史克门先生在1932年参观云冈时，用一块大洋从云冈村民手里买到的。“1985年，史克门先生荣退之时，将其归还到宿白先生手中，宿白先生将其归还给了云冈石窟研究院。”

昙媚造像碑 ，北魏 ，石 ，29x30x4.7cm

1956年在云冈进行环境整治时在第20窟前发现，北魏景明四年(503年)比丘尼昙媚造像记碑。方形，高30厘米，宽28厘米。共10行，每行12字，约110字，有3字残，这是一篇颂扬佛教功德、赞颂云冈佛像的光辉与灵觉，倡导佛教徒开窟造像的感召”文书。全文魏碑字体，是研究云冈寺院历史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菩萨头像，北魏，泥塑，7.3x4.4x4.2cm

此件菩萨头像，残高7.30厘米，面相丰腴，长眉细目，宽鼻梁，口小唇薄，嘴角上翘。双耳磨损严重，似戴圆形耳饰，耳门轮廓形象逼真。发型中分，头发于两鬓垂于耳后，头上发髻高高束起，发髻呈扇形，发丝细密，清晰可辨，束带两侧打结后下垂形成飘带。头发呈黑色，束带及下垂飘带呈红色；背面残留有红色颜料。头、颈相接处有一近方形且较深的竖孔，孔壁有秸秆状印痕。

菩萨头像，北魏，泥塑，8.3x4.2x4.4cm

另一件菩萨头像，残高8.3厘米，面相丰腴，长眉细目，高鼻梁，口小唇薄，嘴角微上翘。头戴三面宝冠，中间似团莲，团莲中部有发髻突出，其下自然下垂，呈三角状。两侧为略小的莲花装饰，于中间垂下一缕发丝。其余部位模糊不清。左耳戴一圆形耳饰，右耳饰残，耳门轮廓形象逼真。发型中分，头发于两鬓垂于耳后，头上有一条带子将发髻高高束起，带子绕于头部并于两侧打结后下垂形成飘带。头冠、束带及下垂的飘带呈红色；头发呈黑色；背部呈红色。头、颈相接处有一三角形的小竖孔，孔壁有秸秆状印痕。这件文物余2011年云冈石窟第5窟窟顶佛寺遗址出土，质地泥塑。

展览现场

展厅现场呈现的关于云冈石窟的文献资料

展厅现场呈现的关于云冈石窟的文献资料

此外，展览还呈现了不少文献资料，除了由近期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外，还有早年经由日本人拍摄、研究的出版物。

与当代的对话

在穿梭千古后，展厅的后半段是回归当代。策展人之一的王纯杰带来了郭工、管怀宾、何成瑶、黄筝、李勇政 、倪有鱼等10位艺术家20余件当代艺术作品。据悉，这些艺术家根据云冈文化再创作，通过绘画、影像、装置、雕塑、行为、摄影、声音等多元方式展现，走入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领悟生活与艺术。这些作品通过空间、时间、意识三层维度的迭加，交织成当代艺术语言的化境之意象。

王纯杰表示，“云冈是中西文化交融、对话后的成果。这种对话非常重要。如今，佛学超越了宗教，也融进了美学中，对许多西方的艺术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艺术形态放在一起后，产生新的创新，给予人们新的启发。”

郭工《一棵松》 树木、漆、金属挂件 2016

在展览现场，艺术家郭工表示，自己曾在云冈工作过，对于此次展览有很多感慨。在他看来，这种古代与当代的对话，是需要去呈现、梳理，这样有助于思想及实物的语言和当下脉络的疏离。艺术家邵译农的作品呈现的是一棵被涂了颜料的树木。邵译农每隔一段时间在树上涂颜色，在历经十余年的涂色，以颜料增加了树的“年轮”。这是一过程的展示，以此持续的方式来修心。同样的，艺术家何成瑶也是以一种持续的状态来修心，每隔一秒钟便用画笔在纸上点一笔，经过长时间的修炼点出的画面。

展览将展2021年至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