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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之路|“海安舅舅”支教宁蒗32年,始自“木材换人才”
宁蒗民族中学。 澎湃新闻记者 王万春 图(除署名外均由受访对象供)
在泸沽湖旅游时,当地导游给教师陶长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的导游一上车就开始讲吃喝玩乐、景区景点,而当地的导游一上车就开始宣讲教育。”这让陶长江震惊,继而亲切。
因为来自江苏海安,他没想到受到导游和当地人特别的尊敬。陶长江心里清楚,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海安人的尊敬,基于上个世纪前丽江市宁蒗县“木材换人才”约定——江苏海安木材紧缺,宁蒗向海安提供木材;宁蒗教师紧缺,海安向宁蒗派驻支援的教师。
旅途结束后,陶长江也从海安支援宁蒗,成为了第十轮海安支教教师领队,兼任宁蒗民族中学副校长。
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海安早已成为沿海的发达地区,摆脱了木材资源紧缺的局面,但如今海安为何还向宁蒗派支教老师?“原因很简单,就是宁蒗需要我们。”陶长江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10批次支教的教师总共216人,支教285人次,带来的成绩是宁蒗的教育在整个丽江市遥遥领先,为宁蒗县培养初、高中毕业生两万多名和9名丽江市高考第一名。
据《光明日报》报道,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也正是阿苏大岭在任时,1988年,丽江宁蒗跟江苏海安达成了“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开启了东西部教育合作的模式,这一坚守就是32年。
海安2班2020年高考前三名学生与海安班老师合影。
“宁海之约”
外界对丽江市宁蒗县的第一印象多是“泸沽湖”“女儿国”“母系氏族”这些关键词。除了“摩梭人”,地处“小凉山”地区的宁蒗,藏、彝、汉、纳西、普米等12个民族的村落,镶嵌在横断山脉中平均海拔2800米的大山皱褶里。
新中国成立后,宁蒗县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特殊的县情和地里环境,致使宁蒗一直拔不掉穷根,深度贫困。如今29岁的河滨家园党总支书记杨发财回忆,他家原本住烂泥箐乡马金子村委会小牦牛村小组,直至他小学毕业时,还不会讲汉语,只能听懂却无法表达,“小时也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
时任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觉得,“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经过考察发现,当时2500多公里外的海安县是中国教育的前线,而海安急需木材,木材却是宁蒗县的优势。
1988年8月,宁蒗与海安签署了为期10年的《海安县与宁蒗县教育合作协定书》,一纸“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就此开始,宁蒗以优惠价格给海安提供紧缺木材,海宁派遣优秀教师全权接管宁蒗的一所学校。
1987年,陶长江大学毕业,在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8月,海安选拔了第一批33名骨干教师赶赴支援宁蒗。这所由宁蒗、海安两县命名的中学——宁海中学,由宁蒗县投资100万元建设,海安老师全权接管入驻。彼时,听闻到“宁海之约”,陶长江的印象里“那是个很苦的地方,支援的老师不简单”。
初到宁蒗的情景,陶长江虽未能亲自体会,但时隔多年代代相传,关于当时的记忆似乎“历历在目”。陶长江说,第一批到宁蒗的33名老师拖家带口近百人,先乘班车,后转火车,经南通、上海、攀枝花,从零海拔的海安转战至海拔2000多米的宁蒗,路途耗时近1周,刚到宁蒗第一天,学校还没有建起来,就遇到地震、泥石流,“泥石流冲毁了房子,铺盖那些全泡在里面,周围又没有人家,全是荒山”。
陶长江介绍,第一个五年,宁海中学仅仅是初级中学,按照预期的设想,“将宁蒗的初中教育在丽江打响,提高到丽江的第一”。
克服水土不服的困难后,宁海中学在丽江取得了预期中第一的成绩。这一方面增加了海安老师的信心,一方面也让宁蒗的父老乡亲刮目相看。据《光明日报》报道,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第十轮海安赴宁蒗支教教师合影。
“海安模式”
1993年,第二个五年开启,因为第一个五年耀眼的成绩,宁蒗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初中教育的合作延伸至高中。
陶长江介绍,彼时的民族中学高中教育还是本地的老师,教育质量不行,海安抽调骨干教师加强了宁蒗民族中学的高中部,到1998年第三轮支援时,基本以高中为主了,“原本的宁海中学不再派老师了,而是两个学校名字合并一起,一所学校出现了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云南省宁蒗县民族中学,一个名字是宁蒗县宁海中学。”到2006年时,宁海合作教育已延伸至职业教育。
尽管老书记阿苏大岭起初签署的“木材换人才”协议为期只有10年,但直到2016年时,来自海安的教师并没有中断,他们前赴后继,在宁蒗民族中学办起了“海安班。”
所谓的“海安班”,任课教师全来自海安,由海安县教体局挑选骨干教师支教,以满足宁蒗老百姓想法设法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高品质教育需求。
2019年,第一届“海安班”53名学生毕业时,高考成绩丽江市前五名的“海安班”占据了4位,分别是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名,全来自宁蒗,其中3人被北大、清华录取,该班级27人高考成绩超过600分,班级高考成绩均分达到605分,“这在丽江产生了轰动效应,被称为丽江第一班,海安班模式也引起了周边一些县市的重视和研究”。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当年丽江的本地媒体刊发了题为《丽江教育怎么办?‘宁蒗海安模式’能否复制到全丽江?》的报道。
到2020年,第二届“海安班”高考时,成绩超过了第一届,该班高考均分达616.6分,有29名学生高考成绩超过600分,其中10名学生超过610分,有28名同学被录取到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985、211名校,“这证明了当年两地政府举办海安班的政策的正确性,”陶长江感慨。
陶长江分析,“海安班”一个班学生50个左右,任课教师是一些骨干教师,施行独立的教学观点,24小时由海安老师管理,办公室也设在海安班门口,一个班级6名海安教师,工作量比原来的学校时大3倍,跟当地老师比较,工作量也大一倍。“来了之后,感受到的氛围是政府重视、老百姓尊敬、孩子们优秀,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大家想努力付出,改变孩子和这些家庭的命运。”老师们把海安的教学方式、经验推广使用在宁蒗,使重视教育、迫切想改变命运的当地政府、家长及学生间产生了共鸣。
海安班学生在上晚自习。
“时代楷模”
2019年暑期,陶长江第一次到云南。
他到泸沽湖旅游时,车上的摩梭导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般的导游上车就开始讲吃喝玩乐、景区景点,但当地的导游一上车就开始宣讲教育,让我很震惊。”
陶长江虽然清楚有他们海安的老师在宁蒗支教,但导游和当地人对他们来自江苏海安的游客特别尊敬的态度,让他心里不免疑问,“支教老师在这有这么大的作用?”旅途结束后,在海安市教体局的安排下,55岁的他担任了第十轮海安支教教师领队,兼任宁蒗民族中学副校长。
带队到宁蒗支教之后,陶长江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当地人一听讲普通话,便知是海安老师而显得非常客气,“有时候买菜时,价格都要低一点”。陶长江满脸自豪地说,在聊天谈到之前的海安老师时,当地家长对海安老师的那种深厚感情溢于言表,“我给我老婆说,这次来宁蒗支教是值得的”。
与陶长江一同前来的,还有来自海安市曲塘中学的谢友军。他现在是海安4班(高二年级)的班主任。谢友军说,他是通过自己报名后测试被选拔过来的物理老师,在支教之前,他没来过云南,只知道云南的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刚到宁蒗时,因为海拔的缘故,他爬坡喘不过气,孩子们在操场跑操他无法跟随跑步,“现在已经适应了,我可以跟着跑两圈”。
让谢友军感触深刻的是,宁蒗的孩子淳朴懂事。谢友军说,班上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小孩,他们海安老师经常资助,孩子拿着资助的钱回去给爸爸看病。记得有次班会,孩子提出学习辛苦太忙,回去给爸爸妈妈做顿饭都没时间。终于在一次回家时,孩子做了粉皮,回校时给海安老师每人带着一份。“那天中午孩子跑到办公室,说她自己做的粉皮,让我们不要嫌弃,说着说着她一下眼泪出来了,后来我吃着也蛮感动,我觉得这个小孩挺懂事的。”
梅德均是海安立发中学的老师,2018年暑期时支援宁蒗,现在是海安3班的班主任。梅德均说,“海安班”的学生大多数家境困难,跟外界接触的机会太少,看起来朴实,接受的基础教育差,普通话说不利索,运算能力相比海安的学生差一大截,但从高一一直带到现在高三,孩子们学习用功,晚上自习到11点半以后,你叫他们走,他们都不一定走。“我的爱人是公务员,来不了宁蒗,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既然来了,对人家小孩也要有个交代,我觉得很值得过来一趟。”
唐义凯也来自海安市曲塘中学,2019年8月担任了“海安班”的班主任。唐义凯说,因为此前“海安班”的成绩斐然,他刚到宁蒗时有压力,但作为一个老师,他凭着良心吃饭,没有想着创造什么样辉煌的成绩,只想着怎么把学生教好,以最朴实的心理,修补空档期的课程,这也保住了宁蒗的优势生源,避免了此前优秀学生外流的现象,“食堂里没饭吃,就我们海安班的人在上课。”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年高考时,他所带的班级成绩斐然,他的学生取得了丽江市第一名、云南省第59名的成绩。
连续10批次支教教师总共216人,支教285人次。陶长江说,这些支教老师们除了生理方面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环境,远离亲人和家庭的精神上痛苦更重,“举目无亲,思乡之情也重,虽然海安不缺木材了,我们为什么还来?原因很简单,宁蒗需要我们。”
“宁海之约”坚守了32年,累计为宁蒗培养初、高中毕业生两万多名,输送大、中专考生1万多名,培养出9名丽江市高考第一名、6名丽江市中考第一名。
2020年9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南京举行发布会,授予海安市宁蒗支教教师群体江苏“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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