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印太”概念的前世今生

随着白宫政党更迭，迈克·蓬佩奥也将结束他为期两年的国务卿生涯。然而，他上任不足一个月便监督完成的“印太”司令部更名，却永远留了下来。

2018年5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印太司令部”，随之“印太战略”甚嚣尘上，美、印、日智库界渐成“言必谈印太”之势。近年，欧美学者也掀起了研究“印太”理论的一股小热潮，但多不得其法，时代误植问题屡见不鲜。起初，“地缘政治学家”们坚称“印太”源于安倍晋三在2016年8月发表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演说。但学界很快发现，日本的“印太”观念绝非凭空而降：在二战前后对日本泛亚细亚思潮影响甚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曾在1939年著成一部《印度太平洋空间中的德国文化政治》（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zifischen Raum），其中“印太”已是一个复合形容词。因此，又出现了“印太”源于此书的论调。然而，依照书名考察思想渊源实是一件奇事。但凡爬梳豪斯霍弗的原著即能发现，早在1924年的《太平洋地政学》（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中，豪氏已提出了羽翼丰满的“印太”理论。这一空间观念继而进入了1928年豪氏合著的《地政学基础》（Bausteine zur Geopolitik）等著作，也零星散布于《地缘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成为“海洋政治学”的一大理论支柱。那么，“印太”概念的创始者豪斯霍弗究竟如何构建、论证、鼓吹“印度太平洋”？他的“印太战略”具有什么架构、特点和使命？“印太”的前世又如何启迪了它的今生？

笔者收藏的豪斯霍弗著作初版：左1924年《太平洋地政学》、右1939年《印度太平洋空间中的德国文化政治》

笔者收藏的豪斯霍弗等著《地政学基础》（1928年初版）

1925年出版的两份《地缘学杂志》，豪斯霍弗主编

2016-2019年，日本和美国陆续推出形形色色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德国地政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

豪斯霍弗将太平洋和印度洋合为“印度太平洋”，是为了与另一个复合概念——“欧美”（Eur-Amerika）相对，形成一个“对立空间”（Gegenraum）。其时，巴黎和会后的德国在海外势力尽失，因此“反殖民主义”是魏玛共和国思想界的默认立场。豪斯霍弗批判英、美、法、荷等老牌殖民国家火力尤猛。他希望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广大的印度和太平洋地区能在政治上复苏，通过民族自决驱逐欧美的影响（详见笔者将发表在《世界历史评论》的《“印太”概念：全球语境中的思想溯源和国际接收》一文）。

为了与英美支配的大西洋空间一较高下，豪氏构思出一个庞大的“印度太平洋”：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波利尼西亚的海洋空间。这一海洋空间的枢纽是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豪斯霍弗称巽他为海（Sundasee），而非陆架，因为它水下暗流涌动，包括众多更新世的陆地河流，后来随着海平面升高沉入汪洋。这样一来，巽他便是一个天然的“印太地中海”。在豪氏看来，西方为了支配海洋，不断创建形形色色的地中海——“欧洲地中海”“中美洲地中海”，甚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澳洲地中海”。他极度担忧美国在进驻菲律宾后，会在太平洋复制出英美主导的海洋走廊，因此极力盼望“印太”能在海洋上自主崛起，打破老牌航海国家的海洋垄断，实现海洋自治。

豪斯霍弗预料到重组大洋之举会遭到“扭曲自然”的批评，因此有言在先：“印度太平洋”本是自然的整体，后来才被人工割离开来。他引用了三组论证依据。首先，海洋生物学研究指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同属一个“生命单元”（Lebenseinheit），譬如众多鱼类往返于东非和澳斯特罗-亚细亚（Austroasiatic）沿岸。这样的“动物地理”（Tiergeographie）要比所谓的“国际公约”更合乎自然。豪氏也强调纯粹海洋学意义上的边境，认定“印太空间”的边界由南部诸海的西风、南极洲的洋流决定，因为这些“从物理角度更应令人接受”。海风和洋流决定了人类航海活动的性质和范围，而海洋贸易、海军活动、航海探险等活动则进一步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边界线。第二组证据来自当时的民族学研究。他的重要盟友是同在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门下的利奥·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费氏研究重点在非洲，其方法是追溯土著文化的变迁，描绘出“文化圈”（Kulturkreise）的形态，从经济结构中重构出“含义”（Sinnstiftung）。但他的同事弗里茨·盖博那（Fritz Graebner）则关注大洋洲文化圈、文化层。豪氏认为用费、盖的方法可以重构旧石器至青铜文明时代“马来-波利尼西亚迁徙”，而这种“海洋游牧”现象恰恰揭示了“印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具有政治属性，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大西洋却从不曾如此”。就这样，通过“海洋政治学”和“民族学”的联姻，豪斯霍弗竟然“证明”了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性“高于”大西洋这一与直觉不符的结论。豪氏的第三个启发是语言学。其时最新的人类学、海洋学、语言学成果纷纷指向波利尼西亚、大洋洲、菲律宾、南亚和东非语言之间的历史相似性，认为“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亦称“南岛语系”）西至马达加斯加语，东达斐济语。这些海洋学、民族学、语言学圈子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南海”（Südsee）共识，认为南部诸海是一个有机海洋空间，既能解释语言等文化现象，也能解释生物、洋流、地质现象。豪斯霍弗所做的是将这一超长时段的自然史拉回政治史，用于建构“印太”愿景。

豪斯霍弗认定，“印太”政治崛起的前提是在政治意识层面上统一战线。具体而言，必须化解任何“偏印度洋”和“偏太平洋”之间的抵冲，抑或是印度和中华文化圈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在东南亚，这个自古以来中、印文明交织的大染缸。他认为，调和印度和中国的方法是枪口一致对向殖民主义。在这一点上，印度应借鉴中国的共和运动。在构建“印太”概念的过程中，豪斯霍弗有两位印度合作者——印度民族主义学者萨卡尔（Benoy Sarkar）和孟加拉裔印度思想家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 Nath Das）。两位都是反英、反殖民斗士。在1920年代，萨卡尔曾希望印度仿效中国共和革命，推翻英帝国在南亚的统治。他撰写的《青年亚洲的未来主义》是豪斯霍弗论证“印太政治意识”的重要素材之一。当然，萨卡尔在四十年代赞美纳粹，因此身后争议甚多。达斯的生平更加传奇。在德国积极参与印度反殖民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达斯曾在美国受1917年的“印德阴谋案”牵连锒铛入狱。终于获释走出堪萨斯牢房后，他满怀忿忿，越洋来到心向往之的慕尼黑。在加州时，他写成一部英文新书《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由北洋前国务总理唐绍仪作序、日本《国民新闻》总编德富猪一郎编纂附录表，于上海印刷出版。来到德国后，达斯获得豪斯霍弗等支持，致力于派遣印度学生赴德留学。他的生源来自于一个叫做“雅利安协会”的右翼组织，鼓吹“印度雅利安”种族理论。在达斯等人的协助下，豪氏筹建了德意志学术院的印度研究部。德意志学术院最初仿瑞典学院而建，二战后为摆脱纳粹恶名，更名换姓，成了造福无数德文学习者的“歌德学院”。豪斯霍弗与萨卡尔、达斯过从甚密，推崇泰戈尔，努力吸收德国梵学和汉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和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的观点。凡此都是“印太”理论的关键因素和灵感来源。在他的“印欧大陆”“印太海洋”愿景中，中国和印度扮演着动摇英法殖民主义的重要角色。

豪斯霍弗的印度好友达斯出版《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唐绍仪作序

印度学者、反殖民活动家萨卡尔（Benoy Sarkar，1887-1949）

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 Nath Das, 1884-1958）

豪氏与中国学界私交不深，但是中国在他的地政、海政思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他视中国共和革命为“印太”人民自主自治的典范，甚至还以一种夸张的东方主义形式呈现。譬如，他断言欧美思想逊于中国政治哲学，甚至借用中国海洋贸易史来批判欧美海洋强国。他鄙夷道：从腓尼基到罗马，从伊比利亚到法国的航海成就，“更多是‘沿岸’的，而非大洋的”。他如此刻意贬低罗曼民族在黄金航海时代的成就，其标准自然不是德国近代早期的航海水平，而是东西亚航海的巅峰。他说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时常“在他们的‘印度大洋地区’相遇”，此语依照二十世纪初的德文句法来看，“他们的”应指“中国人的”。有趣的是，“印太战略”的鼻祖竟将“印太”的海洋支配权赠予了中国。实际上，豪斯霍弗大约指的是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的海洋商贸。此外，郑和舰队的航线也正好也跨越了南亚和阿拉伯，与西、葡、英、荷、法航线相比，更符合豪氏的“印太空间”范围。对他而言，“印太国家”在自己的“印太空间”航海，成就盖过了欧美，也就动摇了西欧“海洋统治”“跨海殖民”的历史基础。豪氏使用东方史的目的在于抹杀德国竞争对手的历史合理性与施为性，旨在联合“印太”本土政治文化抑制西欧的全球扩张。

但比起日本，豪斯霍弗在中国的接受极为有限。他仅有一部《国防地理学》（1932）经留德学者周光达译成中文，于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

周光达译豪士浩华（豪斯霍弗）《国防地理学》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此相比，豪斯霍弗的学说经过传播、接受、演变，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乃至在异地生根发芽、轮回转世。豪氏发表在《地缘学杂志》上关于东亚的论文，虽未以德文重新编辑出版，却经日本学者摘选，汇编后翻译出版，安上了《大东亚地政治学》这一颇具深意的书名。因此契机，豪斯霍弗不知不觉地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辩论，其影响波及广泛，包括主张“东亚协同”的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蜡山政道，以及他在昭和研究会的同事、军国主义色彩十足的大亚细亚主义哲学家鹿子木员信，也包括左翼和平主义者平野义太郎。与此同时，“地政热”催生了一代“大亚细亚”研究：旅行家松川二郎、满洲专家川西正鉴，以及地理学家小牧实繁都在1942年集中出版了以大亚细亚地政学为题的著作。这些“地理”与“地政”界定不清的作品又与其他泛亚细亚主义思潮交汇，如京都学派第二代人物三木清，最终流入广义上的“共荣圈”论域之中。小牧实繁在京都大学地理系致力于“地政学日本化”，一方面吸收豪斯霍弗，一方面从民族视角抵制照搬德国地政学。这种微妙的豪斯霍弗接收与同期在京都大学校园聚会的京都哲学学派同时共存，形成了“双京都学派”并行、对流、对峙的局面。这两拨人马在日本军政外交战略上也各抒己见。恰值1929年，京都大学校园正是太平洋关系研究院会议会址，日本地政学争鸣更为凸显。鉴于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归类总归不严谨。但笼统而言，“豪斯霍弗派”的京都学者与帝国陆军较为亲近。而奉海德格尔为精神导师的京都人则贴近日本海军。

京都大学图书馆旧影（京都大学照片档案）

1941年4月日本海军调查课智库合影，后列左起第一应为江泽让尔（藤岡泰周『海軍少将高木惣吉―海軍省調査課と民 間人頭脳集団―』光人社、1986 年、巻頭，如上）。

早在1941年，日本“新东亚秩序”的美国学者肯尼斯‧寇格洛夫（Kenneth W. Colegrove）即已嗅到：在德国影响下，日本正酝酿着一场地政学大爆发。即使如此，豪氏的“印太”观念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家之言。很难证明，究竟是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还是日本化的地政学，抑或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泛亚细亚主义、日本的“本土派”和“倚洋派”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是日本版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者（他们坚信亚洲与东南亚是“日本的南美”）之类的声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或许，正是在这些思潮有意或无意之间的汇流、反复冲刷的平原上，日本“大亚细亚”意识形态的合理化才如一广厦崛地而起。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政学》已在日本学界流传。但1940年，此书日译本（《太平洋地政治學：地理歴史相互關係の研究》）在东京印刷出版，由日本青年外交协会研究部组织翻译。同一班底也编了一部《太平洋读本》（《太平洋読本》，1941），并在1939年至1944年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德国著作：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著的《教育之革命》（Revolution der Erziehung. Reden aus den Jahren des Aufbaus, 1938）；纳粹宣传员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著的《德国青年的军事教育》（Die Wehr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1936）和纳粹经济学家理查茨（Hugo Richarz）的《国防经济》（Wehrhafte Wirtschaft, 1938）。青年外交协会还发行了汪精卫的《中国的诸问题及其解决》（1940）。

佐藤庄一郎《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政学解说》，昭和19年（1944）出版

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接受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其他德国作家难以比拟。部分原因是他在日本逗留过18个月，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海洋政治空间”无疑触动了那些已在竞相抢夺德国最新著作、译之而后快的日本知识分子们的兴奋神经。译者若井林一在1942年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豪斯霍弗的《大日本：反思大日本圈的军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来》（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ß-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3）和《克服空间的力量》（Raumüberwindende Mächte, 1934）。豪斯霍弗另写过两部研究日本的专著，也相继出了日译本。其中，《日本建立其帝国》仅在德文原著出版两年后即以日文面世。这样的传播速度体现出的不仅是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地位，更是日本翻译界在兴致勃勃地推销“海政学”、如饥似渴地吸收空间理论时表现出的紧迫感和焦虑感。另一部专著《日本》的日译者是电影批评家、纳粹文化制度学者佐佐木能理男，于1943年由著名的第一书房刊行。这家出版社在三年前出版了《我的奋斗》的标准日译本，译者是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室伏高信。室伏高信的泛亚细亚主义与豪斯霍弗的“印太”愿景不尽相同，但二者都鼓吹亚洲政治雄起，反制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

在豪斯霍弗“海政学”思想的日本诠释者中，有两位尤其值得勘磨。此前提到豪氏与同事奥托·摩尔（Otto Maull）合著的《地政学基础》由著名日本政治学家玉城肇于1941年译成日文出版。玉城肇是日本文化和经济史、家庭和教育史、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史家，因此后世学者大多低估他对国际政治的热情。他曾精心挑选海外著作翻译，包括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将军、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以及本文的主人公豪斯霍弗教授。在此三人中，豪氏既未发一枪一炮，也未递一份国书公文，唯一介空间理论家而已。但换一角度视之，作为海政思想家，他与佩里、哈里斯并列，岂非意味深长？此外，豪斯霍弗虽未直接影响日本外交，但其间接影响不容忽视。1943年4月，窪井義道（1892-1949）刊出了《海洋与世界强权》的日译本。窪井在德国和日本受过法律训练，连任四届众议院议员，之后加盟冈田启介领导下的冈田内阁，成为海军顾问。他曾结社鼓吹日本应加大力度在黄海捕鱼。其在海洋军事和“海洋治理”方面的丰富经历都与豪斯霍弗海洋地政学中“海”与“地”的主旨息息相关。不论是译者选择了译著，还是译著“选择”了译者，都意义深远。作为一位“两栖政策制定者”，窪井之后被选入铃木贯太郎内阁，官至内务政务次官。他又被指定随松冈洋右出访欧洲，巩固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同盟关系。历史学家在研究豪斯霍弗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时，史料证据鲜有确凿者，然此类间接线索亦不可察。在二战后的日本，关于豪斯霍弗地政学、海政学的评论文章、学位论文和书籍出版物仍然络绎不绝，直至如今。

《大东亚地政治学》，石岛荣、木村太郎译，投资经济社昭和16年（1941年）

如今，豪斯霍弗的幽灵仍在日本上空飘荡。这样说，最佳的例证不是枚举艰涩生僻的学术论文，而是考察漫画集《钢之炼金术师》中豪斯霍弗的微妙形象。在第一季最后一集中，主角艾瑞克为了让弟弟从灵魂附着的机器人恢复人形，毅然自我牺牲，穿越到了1921年的慕尼黑。在魏玛共和国的大街上，他的父亲冯·霍恩海姆（van Hohenheim）路过水果摊，抱怨通货膨胀下一颗苹果已涨到了12纸马克。他转过头来，与“豪斯霍弗教授”谈论起了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又译“极北之地”）的秘密。回到家中，他看到的儿子爱德华正在打点行装，随身携带一部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的《到达超高空的方法》（A Method of Reaching Extreme Altitudes, 1919），准备乘火车赴特兰西瓦尼亚，向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学习火箭科学。这一幕引出了漫画的续集《钢之炼金术师：香巴拉的征服者》。其中，一位犹太裔商人向爱力克展示了豪斯霍弗的专著《日本与日本人》。紧接着，主人公冲向纳粹火箭指挥中心，试图阻止一位如麦克白夫人一样凶残的女性版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在希特勒11月8日啤酒馆政变当日向永生乐土“香巴拉”发射载人火箭，真正实现重塑空间。剧中，豪斯霍弗虽然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却心思缜密，头脑冷静，几番劝说意识形态味更浓的埃卡特不要妄图超越空间上的不可能，伤及无辜，可惜未果。这大约是豪斯霍弗学术思想的第二故乡在重新想象“向统帅堂进发”（Marsch auf die Feldherrnhalle）事件时，对这位政治空间理论家能尽的最高的致意了。

《钢之炼金术师》中犹太商人弗里茨·朗递给主角一部豪斯霍弗著作

《钢之炼金术师：香巴拉的征服者》海报，最顶端为女性版埃卡特，小胡须者即豪斯霍弗

从中欧陆地到东亚沿海，从反殖民战略到遏制政策，“印太”的来世和转世，今生和来生，看似意义迥异，但又千丝万缕。审思“印太”的第三帝国语境不可谓不重要，但是将“印太”和纳粹历史联系起来，更远远不够。古今“印太”相较，“印亚太崛起，打破海洋殖民”与“美日印联合，遏制中国势力”相比，看似一新一旧，然而置于历史放大镜下省察，印太观念的前世比今生更具政治理论意涵。如今，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精准对应仍挑战重重，界定人文海洋空间的标尺：地质与海洋、语言和历史之间的张力比过往更为凸显。最重要的是，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广大地区仍笼罩在后殖民时代的阴翳之中。值此看似一切落定，而又一切未定之际，作为海洋空间理论的“印太”或许比作为大国博弈文字游戏的“印太”更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