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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他为出版事业六次流亡
曾为了自己热衷的出版事业流亡六次、坐了243天牢的邹韬奋留下这样一句话:“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最近,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黄国荣撰写的《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一书由三联书店刊行,这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作者以像电影分镜头一样的充满画面感和故事性的写作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韬奋的人生经历。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25周年,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邹韬奋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一社,最近,由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韬奋基金会阅读促进专项基金、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学习“韬奋精神”主题日系列活动在京举办,黄国荣以“学韬奋精神,做有信仰的人”为题举办了讲座,以下为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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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
邹韬奋的创业历程
韬奋先生本名邹恩润,在南洋公学,他成绩很好,父亲也望子成龙,要他学工,当工程师。他在当时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但他爱文,插班考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西洋文学。
邹韬奋在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时,首先要确定刊物的宗旨——必须要关注人生,必须要推动社会的变革,才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喜爱;其次要唤起服务精神,另谋社会改造。在确定刊物内容时,邹韬奋认为,内容需要紧贴现实趋势,以时事为中心,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创办一种议论公正、评述精当的时事周刊。邹韬奋还很有创见地提出,《生活》周刊的风格要体现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这样的一种情趣。最后,他对于读者对象的定位是努力接近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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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第三十六期排版及内容展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韬奋先生感觉到国难当头,于是迅速改变刊物的风格:原来刊物的风格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是谈笑风生的休闲刊物,韬奋决定要将其转变成民众的立场,做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生活》周刊于是风格一变。
《生活》周刊一开始办的时候在上海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的小屋里,后于1932年迁移,韬奋在7月份创办生活书店。为什么创办生活书店?因为国民党连续封锁刊物,胡愈之给他出主意办个书店,之后变成出版社,以此来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当时韬奋讲,我要把生活书店办成合作社。徐伯昕跟他说,韬奋先生,现在国民政府不允许办合作社,只允许办股份制。韬奋也讲,我们对外叫股份制,对内叫合作社,总经理、理事会、管人事的委员会,统统民主选举。我们没有老板,没员工可以持股。想想看那是什么年代?1932年,韬奋先生的思想、精神已经到了这个境界,这样的活跃自由。根据韬奋先生的意志,胡愈之起草了整个生活书店筹建的方案。
他最艰难的时候是1936年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周刊》——也叫《生活日报》星期刊。韬奋从上海走的时候募集到了15万块钱,是两个资本家老板出的钱,但他后来考虑到《生活日报》必须坚持大众的立场,不能由一两个投资的老板来控制,于是把15万块钱都退给人家。
没有钱怎么办?生活书店出钱。《生活日报》的第一张报纸12个版,出报以后,当天销售2万份,是香港报纸销量的三倍还多,《生活日报》星期刊也出版了。但是有一个问题,《生活日报》大量的读者在内地,报纸要通过邮局邮寄,成本太高,所以每期都亏损。最后工资都发不了,稿费也开不了,苦撑了55天。8月1日,《生活日报》停刊了,停刊以后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刊带回到上海,改成《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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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星期刊》
邹韬奋始终以民众的立志为自己的立场,《生活》周刊许多栏目都受读者欢迎,《小言论》每篇文章都是韬奋先生自己写,《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成为他与读者交流心声的重要园地。他亲自收发来稿来信,读者来信,他每信必复。那时候刊物的读者来信就成麻袋地装,回复周刊读者的来信,每一封都是韬奋先生亲笔写。
几乎每一天,韬奋先生都是从下午开始回信,直写到夜里两三点钟。大到抗战救国、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等,他都会给予具体的、个别的、各不相同的解答。看信、回信占据了韬奋先生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还选出来直接在刊物发表。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事情总是干不完,每天下班回家只得恋恋不舍地和办公桌暂时告别,有时在办公室写不完,他就把信带回家写。沈粹缜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说,其实,即便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也做不完要做的事。
自韬奋先生接手《生活》周刊,他就立了个规矩,只要周刊的读者找来,不管是什么事,都要给他帮助。慢慢地读者就把《生活》当作自己的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问路、问事、打听人、买火车票或船票,找旅馆等等杂事,都会毫不见外地向他们求助,有读者连找对象、谈恋爱都会跟韬奋先生商量。“为人民服务”用在韬奋先生的身上,那就是他的行动的真实的展现。
韬奋先生短短的一生先后创办了六刊、一报、一店: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和《生活日报》、生活书店。韬奋先生是十年内战时期国统区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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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
邹韬奋的六次流亡
邹韬奋一生经历了六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是宋庆龄、蔡元培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让胡愈之找邹韬奋,请他参加,并当选为执行委员。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杨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鲁迅劝他出去避一避,在这样的情况下,韬奋第一次流亡海外,经过了好多国家,英国、苏联,又到美国,他在大英博物馆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流亡了两年多,当时都没有钱,路费都是借的。
韬奋是在1935年8月回国的。他在美国芝加哥的报上看到国民党把《生活》周刊封杀了,封杀之后杜重远创办了《新生》,后杜重远被捕入狱。8月9号,韬奋认为自己不能再在国外了,便回国,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擎起了抗日的旗帜,立场更加鲜明。曾有特务头子警告邹韬奋要“有所收敛”,邹韬奋不为所动,蒋介石后来叫杜月笙把邹韬奋带到南京“当面一叙”,邹韬奋也回绝了。这种情况下,邹韬奋显然已经无法立住脚,于是开启了第二次的流亡,他去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宣传抗日主张,该报仅出版55天就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停刊,后移到上海,邹韬奋也跟着去往上海进行报纸的恢复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战局支撑将近3个月。11月8日,国民党军队西撒,上海沦入敌手而成为孤岛,继续留在上海没有多大意义,27日,邹韬奋坐一条法国船依依惜别工作已久的上海,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流亡。
国民政府作出决定迁都重庆陪都,韬奋也决定把生活书店迁到武汉去开辟阵地。但是上海到芜湖的航道已经被日本飞机封锁停航了,他们只能绕道,跟何香凝、郭沫若、金仲华等十几个文化界名人,从上海直接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广西,才到武汉去,一路上他们也看到白崇禧、李宗仁他们是坚持要抗日的,广西青年的抗日情绪非常高,他们一下车,礼堂里面上千人等他们演讲,讲完了以后,这帮热血青年都跟着到宾馆,聊到凌晨两三点钟。所以他们一路上宣传抗日,直到1937年12月中旬才赶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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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在重庆
1938年8月,武汉失守。邹韬奋去往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杂志,因为观点与国民党的主张太针锋相对,邹韬奋常被跟踪,并被限制自由。1941年后“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限制重庆各报馆的宣传内容,邹韬奋仍旧立场坚定,因此他的《全民抗战》被停刊,生活书店也被破坏。邹韬奋以出走表示抗议,2月24日。他离开重庆。刚刚到达桂林,当地国民党特务就收到电报:扣留邹韬奋。不等特务们作出反应,邹韬奋就乘飞机去了香港,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流亡。
第四次流亡中,邹韬奋去往的香港情况仍旧不容乐观,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的第四天,占领了九龙,火炮直接对隔海的香港本岛轰击,香港危在旦夕。周恩来指示廖承志、潘汉年,要他们立即帮助在港的文化人士安全向南洋和广州转移。韬奋先生一家五口无处安身,过着流亡的生活。后来他们一家人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被找到,潘静安向韬奋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和茅盾等人一起转移去广东东江纵队。他跟韬奋先生解释,一家五口目标实在太大,为了安全,只能分开走,他们尽快再把夫人和孩子送过去。
妻子沈粹缜当即给韬奋先生收拾简单行李,把一点钱缝到裤子里层的左边。这些日子的奔波与煎熬,韬奋先生耳朵里突然绞痛,手发抖。沈粹缜一边帮他揉,一边关照他到那边停下后,赶紧找医生看看。就这样,韬奋先生一家又在战乱的香港再一次分离。1942年月9日,邹韬奋离港赴东江游击区。共产党地下组织派人领着邹韬奋偷渡九龙成功后,马不停蹄往前赶,这是邹韬奋一生中第五次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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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与妻子
在东江,邹韬奋帮助编辑《东江民报》,不久,邹韬奋就被国民党通缉,邹韬奋只好去广东梅县乡下暂住。在梅县乡下,邹韬奋化名李尚清,过着隐居的日子。可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邹韬奋就在粤东乡下,邹韬奋知道再住无益,弄不好连累好客的主人,接受共产党的劝告,打算经上海前往华中找新四军。
1942年9月23日,中秋节刚过,邹韬奋打点简单行囊,离别梅县,生活书店也来人,陪韬奋先生化妆成商人绕道到上海,再在生活书店的张锡荣与德和公司的陈其襄老板帮助下,韬奋和一位老太太、一位中年妇女装扮成夫妻送岳母回老家,向苏北根据地转移,这是邹韬奋一生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流亡。
到了苏北,韬奋先生耳病越来越严重,他忍着耳痛给官兵演讲,有时备课一边写一边自己按摩;每次痛,都用德国的止痛药止痛,继续行军、继续演讲。新四军医生诊断,他的耳病不太像中耳炎,让他去新四军的战地医院检查。在苏北三师,贺绿汀发现韬奋先生吃一片德国狮牌止痛药已经止不住痛,而且药就要吃完。黄克诚报告了上级,陈毅同志作出“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先生回上海治病”的决定。黄克诚拿出了五千元伪币做路费,让贺绿汀送他到一师。粟裕师长再次见了韬奋先生,给韬奋先生一张两万五千元的支票,另给贺绿汀五千伪币作路费,送韬奋先生去上海治病。
韬奋先生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到了上海,生活书店的图书公司已被查封关闭,他只能化名住院。妻子和儿女都还在广西,陈其襄做他的担保人,住院签字。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追杀,五次转院。手术后韬奋先生的病并没有好转,最终,他生命的时间定格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学习“韬奋精神”主题日活动中,韬奋基金会秘书长张增顺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韬奋先生诞辰125周年,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韬奋先生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一社,将新闻出版事业作为终身的事业追求。他心系国家与人民,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勇担社会责任,不顾自身安危,以笔代剑,积极奔走宣传抗战救国思想。毛泽东同志对“韬奋精神”曾做过精辟的评价:“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今天我们纪念邹韬奋先生、学习“韬奋精神”,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为了用“韬奋精神”指引当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认为,“韬奋精神”的内涵一是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二是服务读者、奉献社会,三是倾心奉献、百折不挠。韬奋先生的一生经历,正如周恩来同志题词所揭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韬奋精神”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他所开创的书刊互动的事业格局,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是当年生活书店的特色,也是三联书店延承至今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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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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