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未来，全球城市再洗牌？

近日，联合国人居署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研讨会，会上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20-2021：全球城市价值链-穿透人类文明的时空》（后简称为报告）（添加小编fuyuanxiaobian，可获取该报告），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角度对全球居住人口在50万以上的各城市进行了评价与排名。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又称全球目标，致力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与繁荣。该目标试图以千年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引导各国城市推行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看到，全球综合排名靠前的顶级城市在以此为标准的排名中竞争日益激烈，科技新贵纷纷闯进前十，而传统世界中心城市如巴黎、慕尼黑等则出现小幅下滑。排名显示，无论国家还是地区均呈现综合经济竞争力较高的区域分化加剧，反之竞争力较低的区域则趋于收敛的趋势，这一现象与最近全球经济的变动与走势密不可分。

在全球疫情仍不见消退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回顾下全球经济发展到如今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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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城市接入到一张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中。如前文我们表达的，城市随技术变革而变化的观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弗里德曼（Fried-mann）等人正式将“世界城市”的概念引入到城市及空间研究的范畴中，与此同时，Sassen也几乎同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全球城市（Global City），正式开启这一全新主题。

科恩（Cohen）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提出世界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协调和控制中心的观点，并运用“跨国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两个指标分析了若干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而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进而从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国际化组织及国家中心、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等7个指标论述世界城市。

沙森（Sassen）则更关注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功能，通过考察纽约、伦敦和东京，提炼了4个方向的特征：世界经济组织高度密集、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主要聚集地已替代制造生产部门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高科技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拥有丰富产品及支持创新活动的市场。沙森随后的持续观察或许对我们如今的状况更有参考价值，全球城市在新的通信基础设施实现突破后，曾经的城市中心与市区这一地理概念如今已开始出现显著改变：

中心区域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市中心，而是以有否形成密集商业活动节点为评判标准，这样的节点网络形成之后很快就进化到大都市区。这与以往讨论的“郊区化”概念不同，尽管两者都呈现地理分散的面貌，但连接各“中心”的是数字高速公路，而散落在数字高速公路网格之外的则是“外围区域”，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系列“收缩城市”或被普遍认知的那些被过度虹吸的城市。这种依赖经济网络节点所形成的区域网格表现的是对区域概念的重构，但却远未消除地理因素，只是重新将中心节点嵌入到传统形式的交通基础架构中。当然，这势必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心或CBD的形成持续地冲击及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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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浪潮下，将营销、设计到生产、维护等各部门分拆、分散到全球各地，由此可以充分享受落地区域的各种经济便利。与此同时，仍然留在本土的核心职能（管理、协调、服务等）由于需要管辖全球多地分支，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逐渐地，这种复杂性令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总部也着手将这些职能外包，被会计、法律、公共关系、程序设计、电信等各类高度专业化服务公司再度分散到全球各地。

这种组件式的分包，令跨国企业在前期第一层次的全球分工（主要是生产分工）基础上又获取了第二层次分工的收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总部开始购买更多 “组件”服务，而不再着眼于内部“生产”。

世界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与构成就此不断发生变化，产生了空间分散而全球一体“组织”的经济活动形态，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都默认了世界正在经历“距离消亡”和“地理终结”的说法。根据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观点，消亡和终结的说法具备一定合理性，因为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创新确实压缩了以往难以跨越的时空。但尽管世界相对而言“变小”了，这种缩小的过程与结果却是高度失衡的。领先的城市之间关系确实愈发紧密，但那些欠发达工业国家、缺乏交通连接的小规模城镇和农村却被远远甩在了身后。

并非所有地方都能从技术革新中受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肯定是无限崎岖的。随着全球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会加速投向那些拥有更良好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更完备的区域，去那些人力资源更充沛，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地方。

这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强化一些拥有“良好交通”线路的区域，线路节点上的国家或城市的重要性会迅速推高，而节点之外的则会被这波增长所忽略。

迪肯（Dicken）统计发现，全球制造和服务业总量约五分之四，世界农业生产总量近三分之二，集中在十五个国家内，世界货物、服务、农业贸易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由每个领域中排名前两个国家所占有。投资的情况与此类似：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有近90%来自15个国家，美国和英国是两个最大来源国，占该总量三分之一。中国所有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有一半以上集中来自于其它四个常任理事国。

图：制造业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地图

图：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地图

一个不平衡的世界：收入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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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地图，全球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城市发展呈现了一些新的景象，不少城市逐步认识到经济基础多元化的重要性，开始通过寻求重新支持制造业来积极寻找新增长点。

也是在这一时期，既有的以FIER（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等高级服务业的英文首字母缩写（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产业评价来塑造全球城市的思维基础遭到了质疑，更多学者发现以往过分强调全球化过程塑造了世界经济格局及全球城市体系的模式过于单一，无法解释金融危机对全球城市造成的不可逆影响。

后危机时代，全球城市需要更加关注城市经济的均衡性与多样性，过度强调全球化、国际分工等外部因素亦无力解释拥有同等资源禀赋的城市拥有不同增长曲线的事实，城市的内生发展因素被忽略。张庭伟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跨国公司总部与世界城市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世界城市本身的经济统领地位才是吸引企业总部的原因，而并非由企业总部造就了全球城市，所以全球城市的节点地位及其腹地的地缘经济是“因”，公司迁入是“果”。

因此重视城市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推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可以规避单一服务业经济带来的风险。全球城市需要长期的积淀，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承接或承担了FIER就认为跑到了经济发展的终点，实际上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在这样一个依托技术带动技术增长的时代，所依赖的真正前沿的技术，常常蕴藏在那些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或城市基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