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力量｜专访王波明：联办筹建中国资本市场的那些人和事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起点，2020年12月19日，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壮大，今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此特别的历史节点，澎湃新闻推出《市场的力量》专题，专访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回望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30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1985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王波明入职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为经济研究部的一名分析师。

留美时，王波明等发起了“中国旅美商学会”，成员有日后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曾任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青原等。期间，留学生们还结识了不少赴美考察、具有改革意识的青年学者和官员，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等。

80年代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企业股份制刚刚萌芽，急需规范化的交易所来帮助股票流通，建立股票交易所的需求已箭在弦上。

12月11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王波明介绍，1986年，邓小平接见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时的那句：“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激励着他们这群留学生跃跃欲试，回国亲身投入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去。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

年轻人，有理想，有冲劲。1988年6月回到北京，王波明曾言：我和高西庆都没拿绿卡，自绝后路。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1988年9月，中国股市筹建正式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北京万寿宾馆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举行，会议由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时任中创总经理的张晓彬发起。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王波明，被康华的副总贾虹生带到了会上，介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情况。

“我们当时刚回国，本来就要干这个事，听到有这么具体的方案说要建立北京股份交易所，我都很吃惊。 ”王波明回忆道，“我就把纽约股份交易所的筹资功能、在美国证券市场的层级以及它的监管模式大概说了说。”

会后，王波明参与撰写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并于1988年11月，与张晓彬、周小川、高西庆等，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姚依林汇报了关于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

“姚依林同志做的总结，他说这个事儿看起来叫时机不成熟。他说这句话，所有人就‘一下发凉’，但是他马上接了一句话：‘但是，这件事非干不可，而且要紧锣密鼓地干。’”这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式筹建的开端。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正式成立，王波明为副总干事。联办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形式，让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过去波澜壮阔的30年，王波明印象最深的，一是中国的改革规律是渐进式，交易所、证监会、公司法到证券法的相继出台，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先给它做起来，然后倒逼（发展）。”

二是监管与市场的关系，“过去，政府担心价格、担心市场涨跌，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王波明说，“在这30年的节点，政府慢慢地把这个事儿想通了：怎么能够让它市场化，最近出台的注册制就是好东西。”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王波明的专访（略经编辑）

【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澎湃新闻：80年代的时候，您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回国？

王波明：1985年年底，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几件事儿激励着我回国。

第一件事，80年代那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很多事情都激励着我们天天看着国内的改革在往前推进。

关于怎么决定回来做资本市场这件事，是因为我毕业以后就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纽约股票交易所那时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当时的主席叫约翰·范尔霖（John Joseph Phelan），他1986年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第二件事，我进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后，1987年发生“黑色星期一”，一天之内股票市场跌了23%，这是很大一件事情。中国的领馆就给高西庆（编注：高西庆是王波明组织的中国旅美商学会成员之一，中国资本市场主要创建者之一，曾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打电话说，你们这三四个在华尔街工作的，赶紧今天晚上到领馆给我们讲一下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儿。高西庆就把我们都叫去了。

纽约领馆最后问了一个问题：美国股票大跌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当时我们在想，我们都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股票市场大跌在金融市场上是大事，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确实也没细考虑，但这促使我们开始思考资本市场跟经济的关系。

第三件事，当时国内经常有一些考察和出国访问，我们碰上了上几波青年学者和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有一次是周小川一拨人，是青年经济学会体改委（编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代表团。周小川当时是体改委委员。还有一次是王岐山同志，他去了也跟我们谈了一下。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思想他们都有，因为作为市场经济来讲，它叫要素市场，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们也说，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本是很大一个事情。

在宏观理论上都说得明白，但具体市场怎么操作？法规、会计制度和交易流程如何建设？在这方面，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在华尔街的，懂得这些事。像王岐山同志考虑问题就是：什么事？怎么干？谁来干？人的问题，谁来干，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三件事加起来，使得我们觉得，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起来，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确实当时想着，是不是终身的精力就要花在这上面。

【冲破意识形态的阻力】

澎湃新闻：您回国后参与撰写了《中国资本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也被誉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当时这个白皮书是怎么诞生的？面对当时“姓资姓社”的讨论，你们如何冲破压力？

王波明： 美国的证券市场是200年逐步地这么发展起来，并不是说凭空做个决定一下就出来。中国的市场怎么弄？在80年代，其实最大的问题确实是冲破意识形态的阻力。

我们留学生当中有一些人研究资本论，当时写报告的时候，第一部分一定是在写，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头，他对股份制其实并没有说非得扬弃。我们留学生里对《资本论》比较熟的人说，在第三卷里，马克思评价股份制称，如果没有股份制的方式来集资，就没有美国现在的南北大铁路。

所以我们在各种报告里，第一段一定是“马克思怎么说”。马克思对股份制并没有排斥的态度，我们得先去解释这事儿，然后才进入到股份制和建资本市场有多么重要，用这种方式来谈论。

对于白皮书的问题，1988年我刚回国，被拉到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30多年以后才发现，那次会议，是作为国内民间的信托投资公司和政府一些具有改革思路的机构联合起来，比较早的一次比较高层地讨论建立资本市场。

这个会由人民银行召集，时任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时任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民间发起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时任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 ，另一个就是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同志。在那次会上，王岐山和张晓彬提出要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我们当时刚回国，本来就要干这个事，听到有这么具体的方案说要建立北京股份交易所，我都很吃惊。

参会的部门有很多中央部门，有国家体改委、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中心、人民银行，还有财政部。我总觉得，这次会议在整个事件中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澎湃新闻：您当时在会上介绍了纽交所的情况。

王波明：当时王岐山就坐在我旁边，我当时有点懵，离开中国时间也久了，到底怎么发言我都搞不太清楚。大家都在讲，然后他忽然说，让波明出来说两句关于纽约股份交易所的。我就把纽约股份交易所的筹资功能、在美国证券市场的层级以及它的监管模式大概说了说。

会议是人民银行主持，当时金融体制改革的泰斗，刘鸿儒听了大家讲了以后，最后结论是：觉得应该试一下。所以刘鸿儒说，听明白了你们的说法，但是这个事太大，不仅我做不了主，人民银行也做不了主，所以你们必须得再进一步写个建议书，直接报中央来批准。

我本来准备去康华公司，王岐山跟康华的副总贾虹生说，你先别让波明去你们那儿了，他还是留下来起草关于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议书。所以我就留下来。

当时很多人也都参加了那个过程，白皮书后头有个名单，中国这边比较具有改革思想的人们来参加了建议书的起草。

澎湃新闻：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王波明：这个事儿有资金（支持），当时是张晓彬所在的中创拿出了10万块钱，当时的10万块钱，你可别小看，至少工作人员的吃喝问题解决了。（写建议书）相当于写一个课题，一帮子人各自分配，我写证券的，高西庆拉一帮人写法律框架。监管体系、会计、法律、交易流程……有很多人都参加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建议书写出来了，很快，要得也比较急。

写出来以后，科委副总干事吴明瑜把建议书送到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这个建议书对后来资本市场的发展确实起了不少作用，相当于在最高层拿到了认可。

澎湃新闻：现在看起来，《中国资本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是中国资本市场创建的蓝图。

王波明：我还记得真有个图，我也参与了画它，把资本市场包括多少机构，证券公司、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等，（画成）一张图。

【时机不成熟，但非干不可】

澎湃新闻：到正式筹办时，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联办）就诞生了。

王波明：建议书出来后，直接倒向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事，当时主管经济的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位国家领导人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建议书）上去不到一个月，我记得就批了，说请姚依林（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劲夫（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是不是听专家做一次汇报。

这次汇报会也很重要，当时我记得周小川也去了，还有张晓彬、我，然后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及有关部委领导，有原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等。我们就去会议上汇报。

我对几个事印象很深。第一是姚依林同志做的总结，他说这个事儿看起来叫时机不成熟。他说这句话，所有人就“一下发凉”，但是他马上接了一句话：但是，这件事非干不可，而且要紧锣密鼓地干。

第二个，这个事要干，就得民间发起，政府支持。这是在80年代，那时候民间要干什么，政府要干什么，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清楚的。

第三个叫归口，就是谁来牵头做这个事？这在当时有争论，人民银行（的人）说资本市场应该由他们来牵头做。当时股票是人民银行管，金融中介证券公司都是人民银行的央行金融管理司批，当时的司长金建栋也去了，他说我们人民银行就管就行了。

在当时，项怀诚（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就说：人民银行管不合适，我建议还是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因为国家体改委是推动改革的机构。

最后姚依林接受了这个说法，他说：志文啊（指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还是由你们国家体改委来牵头。回想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后来的股份制，还都是由国家体改委以及到地方的国家体改委，比如上海市体改委、深圳市体改办，来推动完成的。

【转场浦东，蓝图成真】

澎湃新闻：最初是想把股票交易所放在北京，但为什么后来建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王波明： 这个事是这样，万寿宾馆会议是由王岐山同志和张晓彬（发起），他们那天往会上呈现的是叫“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建议书。到1989年3月15日联办成立以后，我还去了一趟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那是亚洲最大的交易所。他们说：你们中国要建立股票交易所，是大事，是改革，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全给你们包了。那时已经4月份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了。

为什么转到上海？当时小平同志说，希望加快发展上海，上海市长朱镕基提出方案，开发浦东，一算钱，（开发预算）是天文数字，几个亿。当时朱镕基就想，怎么筹钱建浦东，联办的总干事宫著铭就跟他说，想筹集增量资金，就得把上海变成金融中心。然后马上问，什么叫金融中心？那时候解释问题都非常简单，建金融中心就两个（要素），要么就是银行，要么就是资本市场。银行方面，工农中建总部都在北京，上海明显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唯一可以干的事就是建立股票交易所。

当时不敢说股票交易所，都是说叫证券交易所。然后朱镕基问，股票交易所是什么？茅盾有本小说叫《子夜》，讲解放前的老上海，有交易债券的证券交易所，轰轰烈烈的，就那些东西。但这已经80年代了，留下来的人七老八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当时朱镕基觉得很困扰的事是：懂这事的人从哪来。

联办当时的理事长叫经叔平，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他帮助朱镕基召集一些国际大公司的负责人建立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就上海怎么发展出主意。经叔平跟朱镕基很熟，所以朱镕基跟他谈起了这个事。经叔平说：我这儿一帮人叫联办，是专门设计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说：还有这事，赶紧把他们叫来。

所以当时就赶紧把我们叫过去讨论方案，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三人小组：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

 三人小组在1990年向朱镕基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想要准备推动交易所建立，请联办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建立交易所。朱镕基专门把协助俩字勾掉，然后写成合作，他说：不是他们来协助我们，这是全国性的交易所，所以得我们一块。

我们那时候好像有点代表中央的概念，上海市是地方政府，两边就成立了筹备组。联办的章知方同志去了上海筹备组担任副组长。

这是在1990年，我们想建立交易所这么大的工程，至少也得几年时间吧。但到了1990年5月，我记得朱镕基出国访问，他说了一句：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停止，今年年底，上海的股票交易所就要开业了。

我们都不知道定在年底，怎么就给宣布了？我说，年底，这紧张了，然后紧锣密鼓地干，这时事就多了，尉文渊也进入到筹备组里来。

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选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酒店：理查饭店（浦江饭店）。把每天早上吃早饭的咖啡厅，改成了交易所的交易厅。交易所得有电话线， 当时想要50根电话线、50部电话。50部电话还得朱镕基直接批，那时候电话是稀缺产品。

从5月到12月一直紧锣密鼓地筹备，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营业。

澎湃新闻：1992年证监会正式成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波明：从第一天我们就在讨论，得需要一个独立的监管部门来监管市场。

为什么？美国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那时候美国银行体系和证券资本市场体系是混业经营，经济条件不好时股票市场大跌，把银行体系也拖垮了，很多贷款收不回来，银行体系大规模破产，又加剧了经济的恶化。

所以我们讨论，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分别有不同的管理机制，（资本市场）要有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应该从头就把基础打好。

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分管经济，我们也跟他去谈了一次，说若不建立独立的监管部门，要出大事。

果不其然，1992年六七月份汇报的，随后“810”事件发生了。很快，俩月时间就定了，就把证监会给建起来，我们也参与了设计证监会的各个部门。

【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完善】

澎湃新闻：对于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哪些事情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王波明：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市场，不像美国资本市场200年发展，从“梧桐树协议”为开端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设立经纪人、交易制度……是根据市场化的规律，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发展出来。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凭空蹦出来了”，当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是很“硬”的。1990年12月1号，深圳交易所开业，12月19号，上海交易所开业，上海交易所老八股，深圳交易所是老五股，那时候公司法都没有，更别提证券法。连监管机构在一开始也没有。

这也都比较迎合中国改革的规律：是渐进式的。先给它做起来，然后倒逼：交易所建起来了，总得有些规矩，所以得有公司法。1993年施行的公司法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证券法出台是在1999年。 很多事情，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完善。

我觉得应了姚依林同志这句话：条件不不成熟，但是非搞不可。这是第一个大的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30年了，我很理解最初政府干预得多，因为相当于是“凭空蹦出来”的东西，政府有必要去扶持刚生下来的孩子们，父母总得多照顾一点。慢慢地，孩子长大成年，不能还要跟管小孩子一样，应该去发挥市场的机制。

过去，政府担心价格、担心市场涨跌，证监会说价格不能超过多少，也不能低于多少。低了也不行，高了也不行，那是真累，政府也累，市场也累。我觉得，好像在这30年的节点，政府慢慢地把这个事儿想通了：怎么能够让它市场化，最近出台的注册制就是好东西：一个公司是证监会批准上市，还是由市场来认定？股市低也好、高也好，是市场认定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过渡到监管和市场化比较平衡的状态？

王波明：监管和市场的活力是一对矛盾体，监管过严，市场失去活力，起不到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是为了融资，企业收购兼并，优胜劣汰， 这是市场的正常行为，如果在中间加进人为因素，平衡就被打破了。对于市场监管和市场活力，我觉得管理真是一门艺术。

过去几十年，证监会也是在逐渐完善对市场理解的过程。就像市场一样，监管部门也在学习和成长。 

澎湃新闻：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的发展，包括推行注册制、完善退市制度等，您有什么建议？

王波明：注册制本身，是将证券发行下放到交易所和市场，让市场自己决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对。如果从整个监管部门的改革来讲，注册制是一个很大的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了，其他的问题我不称之为很结构性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预见中国资本市场在5年、10年以后，会变成世界非常重要的融资场所。虽然咱们的市值现在还没纽交所、纳斯达克大，但是就从融资量上来讲，经常发生的事是全世界一笔融资最多的地方，是咱们中国的香港，第二名是中国内地，第三名才是华尔街。我估计今年香港、内地，从融资量来讲都跟华尔街不相上下。

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可能都不是太远，中国的资本市场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国际化的融资场所。

澎湃新闻：您创办了专业的财经媒体《财经》杂志，专业的财经媒体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王波明：媒体一直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监管的进一步改进。我们《财经》杂志暴露出来的银广夏事件、基金黑幕。当时周小川是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说，作为媒体，监督又有什么坏处？他很开放开明。通过这种监督，可以促使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