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时代｜反对零工领域高标准立法，鼓励集体协商

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包括网约车、快递员、送餐员等在内的零工群体日益壮大，这类群体的权益保护也被提上日程。 

2020年1 月 1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AB-5法案（即，加州零工经济法案）正式生效。今年来，围绕这项法案的讨论和诉讼一直未间断。这项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将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根据一定标准确定为正式受雇员工而非合同工或独立承揽人，并依法享有受雇员工应该拥有的劳动保护、最低时薪要求和病假等权利。这一法案遭到了Uber、Lyft等平台企业的反对，将合同工纳入正式雇员，会大大增加这类企业的业务成本（最低薪资、保险、休假、员工福利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这类公司的员工管理机制及劳动服务定价机制。对于一些从事零工工作的独立合同工来说，该法案也会对其追求灵活、弹性的工作造成影响。 

如何保护零工群体的权益？要将这类群体纳入企业的正式雇员吗？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涂永前表示，法律调整还要适应社会发展情况，将中国庞大的零工群体纳入企业正式雇员将会给一些代表新经济业态的企业带来极大的用工成本压力，并不适合，同时将其纳为雇员将会给零工带来其他限制和压力，大部分零工劳动者也未必同意。当前，要根据中国零工群体的诉求和发展状况，从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出发，我们应该从劳动基准法而并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方面采取一些举措。 

工厂时代的劳动法不再适用现在的情况 

澎湃新闻：零工群体近年来大量增加，传统的劳动法在保障零工权益时有哪些不足？ 

涂永前：目前的劳动法是工厂时代的劳动法。工人劳动者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现在的灵活用工群体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其主要靠出卖劳动获得报酬，雇主是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全面社保的。 

雇佣类型有三种：一种是有雇主的，俗称“他雇佣”，属于标准劳动范畴，这种劳动适用劳动法；第二种是自雇佣，也就是现在随着平台发展而大量涌现的零工群体。实际上，在中国还有一个群体一直都不被算在这类就业群体里面：农民。农民是没有雇主的，从农业社会一直到现在，都是自己准备生产资料，自己来雇佣自己。第三类群体是需要依靠国家或社会救助的，他们没有劳动能力或者劳动能力缺失。这三类人组成了劳动者雇佣类型。

第二类群体实际上并不适用现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要求建立劳动关系的，那么现在大量零工不是一种劳动关系，它是一种自雇佣，不是他雇佣。

中国的灵活用工群体，主要是2.9亿农民工，还有一部分城镇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低技能劳动者。这些人农村有新农合新农保的，到城市里从事零工经济；相对于城市居民，因其身份、雇佣关系稳定性、社保关系稍显复杂，并不能完全适用目前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澎湃新闻：那么针对零工权益保护，现行法律应该有哪些补充？

涂永前：我觉得劳动法领域的一些基本规则应该得到遵从，但我不赞成制定新的法律。零工群体和雇主之间毋庸置疑是一种雇佣关系，但并不是劳动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就不断增长的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规模酌情考虑完善既有劳动关系法律界定的标准，有针对性地给予这类不断壮大的职业群体事前保护和事后保障。因此，需要明确外卖骑手相关群体的劳动关系，强化平台、商家、消费者的责任，将事前保护和事后保障相结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但是，目前这种关系要满足劳动法基准，还要有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保障，以及一定的社保。对于和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骑手，发生安全事故、健康受损时，可参照工伤保险赔偿规定依法享受权益。对不属于劳动者范畴或劳动关系暂不明确的骑手，可将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并对投保人给予补贴、对承保的保险公司给予承保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骑手主动投保，共筑骑手安全网。理想的情况，如果这些零散的零工群体能够被引导加入工会，增强其集体谈判力，从而获得集体协商的权利，与平台企业就一些劳动者基本权利保护、利益分配等进行平等协商自然是最佳选择方案。

未来零工群体在中国将会数量大增。我们过去针对工厂时代的劳动法保护的人群范围是越来越窄。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在劳动基准法方面给到这些人足够保障。 

澎湃新闻：为什么只从劳动者基本权益入手？

涂永前：首先要摸清零工者的基本需求。这些打零工的人最迫切的是工作需求，是赚钱。而且这些零工对于这种所谓的平台就业，很少有以此为终身职业的想法。同原来的农民工一样，他们打五六年工，然后回到家乡置业安家。

其次，要考虑中小企业的成本。很多中小微企业多是轻资产企业，最大的成本支出就是人工支出，一旦人工成本抬上去，企业压力过大，也会逐渐拉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

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村里有6.9亿人口，加上在城镇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接近9.8亿。这些大量的劳动力群体，工作需求很大。现在要做的是鼓励企业多用工，如果有太严格的法律规定，企业会丧失这种动力和兴趣，所以在这些领域我反对高标准的立法。我认为未来零工领域应该更多的鼓励集体协商。 

澎湃新闻：基本劳动保障权益应该覆盖哪些方面？

涂永前：无论零工从事什么工作，基本的工资工时、劳动安全保障这些都需要有。所以我建议有一个基准的劳动保障，不管是自雇佣还是他雇佣,要有这种一体化的规定。

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意外受伤或者生病，他们最需要这方面的保障。有些公司已经采取一些举措，比如为他们购买商业保险，或者医疗保险，但多是最简单和最低配的。而有的还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有的直接签订合同，比如1000元以内的工伤损失，由个人承担，1000-2000元的损失由平台和和个人分摊，超过2000元或者3000元的，就由平台来承担，不同程度有不同的方案。

关于工时，我们做了调研，这些快递员、送餐员反对限制工时在8小时或者10小时，他们认为这样不利于赚钱。这个群体多是20岁到50岁年龄段，身强力壮，目标就是赚钱。这些骑手觉得快递、送餐、快车司机等工作，轻松灵活，与建筑工、工厂工人相比，压力相对较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接受这样的工资制度，并且被劳动报酬所激励，而平台和站点正是基于骑手对自己的如此定位和想法，制造了骑手对计件薪资的认同和计件制下的自愿劳动。

关于时薪的保护。这类群体是计件算工资，根据任务的完成度有不同的激励，涨薪资这个并不可行，企业也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之间不是劳动合同下的雇佣关系，只能通过派单模式来激励。包括超量劳动奖励，或者平台优先派单，或许还有可能激励的返点，但是绝对不是像常规劳动者，发放绩效奖励等形式。

所以，我认为制定一个劳动基准法就可以了，尊重最基本的劳动标准，工资标准、工时标准、劳动安全标准，从这些方面做最底线的制度安排。

澎湃新闻：中国是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保障方式。企业用人压力大，如何在保障零工者权利的时候，让企业能够轻负担运行？

涂永前：我了解到最近有一些平台公司专门为灵活用工企业提供零工工资发放、社保缴费等中间服务，同时也为企业方提供税收服务。雇佣零工的企业可以享受到政府的减税或免税等优惠。同时这类第三方平台也可以给政府提供更多纳税人信息。

很多企业在零工政策方面的业务不熟悉，这种第三方平台可以做很多授信工作，既可以帮助企业处理纠纷，也会负责零工的工资发放、社保服务，政府在平台上面也能看到，实时监控这些企业的用工情况。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和应用，政府、企业可以全方位知道整个企业用工情况，这些零工群体的利益保障将会更加透明。这类平台也比较符合我们的时代需求痛点。未来这类平台可以继续完善，加以规范并推广发展。比如可以由政府来统一组织为这些零工群体提供这种服务，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医疗项目都可以通过竞选纳入供应商名单，零工企业参与其中进行梯度选择，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要注意用工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对等

澎湃新闻：《加州零工经济法案》今年1月开始实施。这个法案对我们具有哪些参考性?

涂永前：要注重用工过程的权利义务对等。零工群体长时间为平台工作，是不是可以给予更多的这种权益保护。比如像加州零工经济法，对于长时间为平台工作的零工直接给你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对于这种群体，当然政府其实也应该鼓励，因为这种稳定就业，是国家希望能看到的。

因为包括我们东方国家都主张稳定就业，像日本都是终身雇佣制，欧美雇佣更加自由。

所以按照我们的思路，政府应该更多鼓励雇佣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对等。中国政府其实有很多空间，如果政府释放一些更加人性化的条款，或者真正践行一些法律规定。比如“租售同权”在各地的落实。很多农民工群体在外务工，子女要就学，但是真正享有到“租售同权”，让孩子就近上学的很少。如何能够让这些零工的权利和义务对等，做好这个事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其实还有很多政策可以释放，比如在对企业的鞭策和监管方面，给一些企业评选劳模的名额、户口或者其他荣誉等等，企业税收减免等，操作空间很大。政策的背后其实是鼓励大家尽职尽责做好业务。

澎湃新闻：总体上，劳动基本法调整还有哪些考量？

涂永前：首先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最高工作时间，工作安全保障，这个要保证。

其次，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

第三，保证零工一定的自主权。我们现在谈到劳动者被算法所控制的，这个算法能不能更加人性化一点呢？算法怎么人性化？需要企业主体去设置，同时政府要加强监管。

第四,需要建立一个针对零工群体的集体协商机制。零工群体未来会不断发展壮大，要了解他们的诉求和主张，就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让集体协商或者工会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这样有利于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通过集体协商，服务均价、工作规则、奖惩机制、劳动关系解除都可以讨论解决。

最近在强调反垄断，反对平台垄断这些工作机会和资源。要意识到，平台是提供信息服务的，真正创造价值的不是平台，是劳动者和实体经济。所以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协商机制，鼓励劳资协商，包括平台、实体企业、劳动者三方进行协商，平台、实体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更加合理。

第五，政府给予零工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中国零工群体在2030年应该会占到很大比例。面对未来大量零工就业群体，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荐，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都会进入到服务业，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都不一样，其利益诉求也会有所不同，要根据我们国情，为这些独立的劳动者建立整体的利益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