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力量｜专访阚治东：我经历的中国证券史上那些第一次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起点，2020年12月19日，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壮大，今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此特别的历史节点，澎湃新闻推出《市场的力量》专题，专访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回望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30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我们这批人，叫‘证券老人’差不多。”时至今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被誉为“中国证券教父”的东方汇富创始合伙人阚治东回忆起3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依旧感慨颇多，“资本市场给社会带来正面影响太多了，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

从工行上海信托到申银万国证券，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拓荒者，阚治东曾创下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率先开办境外证券业务、编制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出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但阚治东觉得，还是要感谢遇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再有本事也做不出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当年整个证券市场在中国就是空白，在白板上面随便画任何东西都是第一。

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阚治东不仅回顾了“327国债”事件对资本市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还对当下资本市场政策改革、制度建设、券商合并等话题提供了视角。

“早年我们经常做梦，想做中国的美林，做中国的野村，但现在某一段时间我国的证券公司市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国的交易所也排到了世界上的前几位。”展望未来，阚治东表示，要想真的跻身于世界前列，就要和世界主要的资本市场要去比较，去对标。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还要对照纽交所、东京交易所等等，还有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对阚治东的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感谢遇到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资本市场在国内还是很新鲜的领域，您是如何介入的？

阚治东：资本市场起步是从上海开始的，一开始叫证券市场，起步都是基层一些银行自发的搞金融改革，做一些创新的产物。1984年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率先发行了“小飞乐”也就是飞乐音响的股票。1986年开办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我是也在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在另外一个分公司里面当经理，那么后来在80年代中，一个偶然机会又让我到日本去研修证券，回来以后我就到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分管证券和投资业务。从1988年开始，整个工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都是我来管了。

澎湃新闻：您当时所在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也是很不错的单位，是什么让你下决心离开，并进入了证券行业的？

阚治东：早年我们国家没有专业的证券公司，80年代所有的金融创新业务全在信托投资公司里面做，所以我们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当年就有证券业务。最初我们并不想搞专业的证券公司，因为当时信托公司里什么业务都能做。但是后来感觉不对，因为毕竟金融系统都有分工，专业的做专业的事，所以后来我们也是想成立自己专业的证券公司了。但人民银行迟迟没有批准我们成立证券公司的申请。

当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抢先为自己注册了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但是没有开展业务。后来当时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跟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最后我们就拿把人民银行申银证券这块牌子拿过来，把我在信投投资公司下面三个证券业务部了，再加上本公司的业务二部这一套机构拉出去，完成了最初的申银证券公司的架构。

澎湃新闻：在您主持工作期间，申银证券发展很快，在当时属于什么地位？为什么会迎来这么快的一个发展？

阚治东：首先我们要感谢遇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没有这个时代，我们再有本事我们也做不出这么大的动静。外界说我们当年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很多的第一，其实当年整个证券市场在中国就是空白，在白板上面随便你画任何东西都是第一。

当年我们证券市场发展确实非常之快。我记得我们申银证券成立的那天，我们在威海路的本部大门前搞了一个合照，大概也就20多个人，当然人不是很全。但没几年时间，我们就达到了5000人。我们的业务迅速发展，效益也是逐年提高。 当年在工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时候，每年的利润有5000万以上，非常了不起，办公环境也非常好。但是从那边出来创办申银证券以后，刚开始环境是很艰苦的，申银证券第一个本部在威海路，和别人合建的一栋六层的楼，条件设施很不好。领导班子也都觉得证券业务就是热闹热闹，赚钱是不可能的。刚去的时候，效益不如信托投资公司，但我自己坚信，我们未来会发展很快。果不其然，1990年我们挂牌的当年，利润是2500万。第二年就突破了一个亿，是信托公司的两倍。第三年我们是2亿多的利润。特别是1996年合并万国证券后，我们整个发展更得到一个飞跃。一直到我1997年离开申银万国，这个数字几乎是每年翻倍的。

【券业合并是一种趋势】

澎湃新闻：在您主持工作期间，国内证券市场实现了第一次券商合并，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阚治东：因为327国债事件，万国证券出现了大幅度的亏损。就在当天晚上，当时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就给我来电话，说市里要求今天工行紧急给万国证券临时贷款6个亿，以防止万国证券出现挤兑风潮。

我们早年和万国证券公司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沈行长对此有顾虑，问我说贷不贷，我说必须要贷，因为万国证券信用危机影响的不仅仅是万国，而是整个证券行业，一旦万国出现挤兑，就可能挤兑申银、挤兑海通。所以我们当年6个亿资金进去，暂时帮助万国证券度过了危机。但毕竟这个是临时贷款，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万国证券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破产。第二个方案是重组。在管金生去职之后，万国证券由朱恒和高国富代管。他们都想对万国证券进行重组。当年申银证券是属于工商银行，万国证券大股东是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后来叫国投，浦发银行有证券业务部，还有上海财政下面有一个财政证券。最初的方案叫做“万、国、发、财”，就是把万国证券和这几家合并。但这几家都不同意，浦发银行说自己要成立专业证券公司，财政证券说我们只做国债，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说我们当年已经投了万国。

后来，我就把高国富约过来聊，我们两家合并行不行？市里领导很支持，马上同意了。我说这个事情还要工商银行总行那边同意。当时的工行总行张肖行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意外，第一感觉可能是市里给我们压的任务。我当面跟张肖行长说，这是我主动提出要求这样做的。万国尽管今天的财务上有点困难，但是底子是不错的。

首先从机构角度说，申银当年大概有50个以上的机构，万国也有50个以上机构，一合并我们就有100多个分支机构，在国内绝对是第一。当年想要成立一个机构，审批是很复杂的，合并以后我一下子多了一倍的机构。当年我们大概有1500以上的员工，万国也有1500人左右。一合并我的员工队伍充实了，否则我每年都要招人。万国很多员工我都很熟悉，我知道他们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张行长一听，说好，我支持。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再向上海市政府领导汇报，市领导马上就成立了临时党组、合并班子，也请了会计事务所对双方进行核资。万国证券最后核算的净资产是6.6亿元。当然，当时分管这一工作的上海市某领导也和我说得很明白，这个净资产的水分比较大。我也理解，如果不把净资产做到6.6亿元，对万国的股东来说账面上造成损失，他们是难以接受的。当然我们申银当年的净资产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我们也不计较，也折成6.6亿股，所以我们申银万国合并总股本股数是13.2亿股。申银还有一些盈利，就用新股东向申银老股东负债的方式解决。所以我说没问题，水分大一点没事。所以我们的合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马上双方召开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报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现在媒体报道说，申银万国是在1996年7月份正式合并的。实际上我们真正合并是在1996年1月1号，按我的要求，新的会计年度合并办公、合并报表，在南京东路99号，原来申银证券的总部，我们就全部在那办公了。

这当中我看到了政府的作用，上海政府确实是全力以赴，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我有天大的本事也做不到这次合并。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券商甚至几家龙头券商，都有合并传言。你认为券商或者说龙头券商，有没有合并的必要，合并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从哪些方面考量？

阚治东：申银万国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业的合并案，我是受到日本金融业的启发。日本很多证券公司、银行的名字都有4个字，很多都是合并的。

未来，我认为合并是一种趋势。合并后一个是做大做强，而且合并可以精简，节省运营成本运营费用。但合并当然都要从各自的角度考量。比如说，证券公司合并要考虑到区域问题，会考虑到本地的做大做强等。所以合并往往是一家机构发生了困难，要靠大家来帮一把，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两家都很强势，强强联合，实际上有时也很难，硬合在一起，也会出现磨合的问题等等。

【“327国债事件”带来深远影响】

澎湃新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的过程中，您也参与其中，当时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阚治东：上交所是我们最早一直在呼吁成立。但是没获得肯定，领导觉得上海建交易所不成熟，总共就8家公司8张股票，成立一个交易所交易什么呢？

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开发浦东带来的偶然机遇，当时开发浦东的整个一揽子计划里面包括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由李祥瑞（注：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贺镐圣（注：时任上海体改委主任）和龚浩成（注：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3人组成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面还有具体筹备上海交易所的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的组长最开始不是尉文渊，是一位老同志，非常的稳健。果然在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个问题上，他也很稳健，我们很长时间一点动静听不到。这样就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1990年，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出访，突然在海外宣布，上交所年内成立。这个消息传到国内，领导小组的三位老同志就着急了。后来就把尉文渊推出来，担任了筹备小组的组长。尉文渊一来就把我们找起来，就把我、管金生、汤仁荣召集在一起，叫我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这个任务太重了，就算是买一套新房，自己家里装修，一般也不会说五六个月以后我就要住进去。何况现在是筹备一个交易所，当然尉文渊当时确实是比较年轻，他马上把人分成４组，一部分负责装修房子，一部分负责是红马甲培训，一部分负责规章制度、教育制度的建设，还有一部分负责电子交易系统。

我们也行动起来。人员方面，上交所的主要部门就是交易部、上市部、清算登记中心、国际部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从几家证券公司推荐过去的。编写制度，我们也派人给他们编写。培训，我也亲自去讲，讲委托买卖。另外，像之前老八股的交易资料全部在我们申银证券，我无偿地把这些资料全部移交。

还有交易系统。之前静安证券业务部做股票是用黑板写的，我去了以后，买了几台电脑，但电脑也只能显示行情。我们的三个营业部都不联网的，交易价格还是各自的。后来尉文渊建立上交所要买电脑，当年叫服务器。他自己跟人家谈判，价格谈不下来，多买几套价格就便宜了，所以他就把我和管金生、汤仁荣叫在一起。那天我去晚了一点，管金生和汤仁荣先到了，但他们两个人谁都不想买，觉得暂时不需要。后来我进去了，知道事情之后，就和尉文渊说，你们交易所买哪一套电脑，我就买哪一套电脑，你买什么型号我买什么型号。实际上我早就想买了，早就想把整个系统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几家证券公司也是竞争对手，他们两个一看我买了，他们也都买了。所以我们最初买了４套电脑系统，是给上交所降低成本。但是系统还是太薄弱。“327国债”事件出了后，大家都在指责交易所，为什么交易所电脑漏洞这么大？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电脑系统太薄弱了。

澎湃新闻：327国债事件市场有很多的传闻和版本，你作为亲历者，可以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形吗？

阚治东：有一种观点说，如果当时尉文渊不取消交易所那十几分钟的交易，不做无效处理，那万国就是大赢家。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天不是国债交易的结算日，那天如果是结算日，可能就像原油宝事件中，原油结算日的价格是-37美金，这个价格是允许的。但我们“327国债”事件那一天不是结算日，你今天达到这么低了，但明天国债加息的消息发布以后，还是会恢复到原先的价格，甚至比原先更厉害的价格。所以这个观点是本身就错误的。

其实海通证券在另一起国债交易里面也亏了好多钱，当时的海通证券总裁汤仁荣还被大股东交通银行以渎职罪提出要求查处。当时负责的上海检察院二分院检查长倪蓉非常认真，把我们这批搞金融的情况拉去搞市场调研。后来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本身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挣了钱你说没问题，亏了就要追究，那么谁愿意干呢？最后汤仁荣逃过了这一劫。

海通和万国在国债期货上都出过问题，申银怎么会没出问题呢？出事的当天，我去了香港，当天晚上回到深圳才知道这个事情。我马上赶回上海，了解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万国会闯这么大的祸，说明财务系统是有问题的。申银证券每项业务开展，首先编制会计核算办法。证券业早年会计核算办法都是我们编的。申银下面各个分公司、各个部门的营运资本，都是由集团直接拨给他们的。每个证券业务部的营运资本最多就500万，平方面积不能超过多少，员工不能超过多少，不能超过多少，早年我们都是规定很细的。所以他们就算赌急眼，他也动用不了我库里的钱，就算是我赌气要动用资金，还要财务副总、系统通过，不可能整个公司都跟着我赌急眼。

所以说，万国肯定是有财务设计上有漏洞。后来我到南方证券去也发现这个问题，他们系统是上下串在一起的。327事件期间，我们总体来说平安无事，实际上我知道我们下面也有给我闯祸的，我们有一个业务部经理，也亏了3000万，但整体来说我是打平的。

澎湃新闻：327国债事件市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经验和教训？您个人有哪些总结？

阚治东：“327国债”事件给资本市场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使得我国的金融期货延迟了很多年。另外，也使得大家对期货产生误解，有句话说“你要和谁过不去，让他儿子做期货”。“327国债”事件还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带来很大影响。原先上交所是由上海市政府领导的，我认为地方政府管理有地方政府管理的好处，更具灵活性。327事件改变了整个管理体制，全部收回中央，促使我们完善管理，加强监督。

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来看，首先是电子化。我相信，在今天，当年的问题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当年的监管比较薄弱，后来证监会的成立加强了对整个市场的监管。第三，现在大家法制观念更强了，知道这样的指令执行下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其实风险往往也会意想不到的，未来会出现哪些风险很难想象，发达国家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事出现问题并非坏事，出现问题要深刻反思，要想办法补救。所以从反思所以327事件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正面的、负面的影响很大，但也对我们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加强监管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澎湃新闻：您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写下了很多第一，如承销第一只A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编制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年报等等，哪方面最让您记忆深刻？

阚治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要说到发行B股。当年我们的外汇储备非常少，而且当年我们本外币存款也很少，所以我们当年各项工作要发展，就是缺钱。除了内资，我们还要举外债，到日本去发日元债券，也到其他地方发外币债券筹集资金，当年缺外资。

一开始我们静安证券营业部作为窗口，经常有老外来参观。他们问我能不能买股票，有的时候就排出长队每人买一股，像集邮一样。后来他们还问我为什么不发针对外国人的股票？为此我们也给市里写了很多报告。

当年市委书记是非常重视这件事的，派人到我们营业部来了解这方面情况，最后同意搞方案，全称是人民币特种股票，用等值的美元来购买，强调这是本国股票。后来一上市以后，名字太长了记不住，就把我们的原先本国的股票叫A股，特种股票叫B股。

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参加和境外谈判的故事。

因为当年深圳也在搞B股，是把主承销商全部让给外国券商，国内券商是配合的。在上海做我就强调，主承销商必须是我本地券商，境外券商做辅助。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走到世界上的机会，为什么还让人家带着我们走？

第一只B股是电真空的B股，当年我在市里承诺，要在1992年内发行上市。当年我们曾经把世界上知名的券商组了一个海外承销团，包括美林证券、巴林银行、瑞士银行、美国所罗门兄弟等等，我作为主承销商，还有个海外协调人香港怡富集团，由怡富集团的刘志民负责代表海外承销团跟我谈判。

当时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发行价格。谈判的时候我的底线是400人民币，加上手续费420块，但境外机构认为这个价格过高，压价到200多块钱。当时时间很紧迫，谈好价格以后就要发布新闻、召开承销商签订大会。那天刘志民飞机晚点，我们一直等他到深夜，但就在这个时候刘志民给我施压，坚决不签。

我后来第二天在会议上说，如果你今天考虑后说再不同意，我就宣布我们本次承销团解散，重新组建新的承销团。新的承销团要承诺发行价420元人民币、年内签订承销协议这两点，必须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之前把承诺意见书传真到我公司。他们认为我们离开他们玩不转了，刘志民听了这话就走了。

实际上我们已经对这种恶劣情况做了一点准备。当年瑞士银行的连中正天天在我们公司里面，他一直是认为他是能够牵头来做海外协调人的。另一个是美国所罗门兄弟，他们亚洲的首席代表宁志强是个中国人，也可能会想要参加承销团。其他就是香港的新鸿基证券、内地的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到了第二天5点半，果然这几家公司都传来了承诺书。第二天我们马上宣布新的承销团成立，如期召开了我们的承销协议签订仪式。后来发行我们所有承销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亏损的，后面又连续用这个承销团继续发行了不少B股。当然，怡富集团着急了，高管几次来上海跟市领导和我们道歉，但是也来不及了，丧失了在上海外资股中的领先地位，刘志民不久也从公司离职了。

还有个很重要的事件是青岛啤酒的上市。它的意义在哪里？原先我们搞股份制试点发行股票，全部是在小打小闹，大央企大国企基本上不允许我们碰，万一搞砸了，影响力破坏力太大。当时有9家央企，向社会公开发行，A+H股上市，这标志着我们股票发行从小企业走上全国性企业，证券市场从深圳上海两地面向全国发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家就是青岛啤酒，先拿青岛啤酒试点成功了，其他八家再发。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和我们说，如果这张股票发砸了，他的主席也当不成。

这一次股票发行我们是不容易抢来的。当时全国成立了很多证券公司，青岛啤酒是全国发行，全国的证券公司都可以投标去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策略，最后拿到这张股票。当时股票发行闹出了不少群体事件，如果我们这次再出点什么问题那肯定不行。后来我们设计出了一个叫无限量发行认购证的方法，和过去使用的认购证很不一样。无限量的发行方式好处在于，可以把销售时间延长，你说要卖多少，我帮你卖多少。这个方式后来用到全国九大央企的发行，再后来几乎都用这个办法。

但这当中也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认购证应该印多少？每张印刷费成本是2毛钱，印一亿张就是2000万，两亿张就是4000万，你要多印了，剩下的都是废纸要烧掉的，就浪费了。但如果印少了供应不上肯定也是问题。我想了半天，最后印了3亿张。为了防止舞弊，印刷厂不在青岛，部队派了一个连的汽车兵帮我们长途搬运。最后卖出了2亿八千多张，差点突破这一数字。青岛啤酒承销中近六个亿的认购者收入，扣除成本以后都捐给了社会福利事业。

青岛啤酒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申银证券在全国的推广上起到了很大作用，早年只是在上海承销股票，在这之后我们在全国的发行上占有主导地位。

我再给你讲讲仪征化纤的股票发行。这个股票也被人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工商银行旗下还成立了一家华夏证券，我们有几个同志派到华夏去工作，后来就变成留在他们当副总了，仪征化纤的项目也跟着转向了华夏证券。但是没想到股市后来下跌，上海金山石化的股票跌到1块5以下。金山石化和仪征化纤是同类的公司，金山石化作为央企质地要比仪征化纤好得多。金山石化都跌到1块5以下，但仪征化纤当时已经发行了H股，向境外投资者承诺A股的发行价格不会低于2.68元。

华夏证券懵了，这怎么发？仪征化纤的人着急了，当时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叫吴文英，也是仪征化纤的董事长，一直催促华夏证券快发，不然就要违背对香港投资人的承诺了，要是在香港违约那就很麻烦了。但华夏证券一直不敢承诺。吴文英后来找到我，我就给华夏证券董事长也是工商银行总行的黄副行长打电话说，吴部长找我，要我们想办法，据说你们华夏证券准备放弃了？黄副行长说，我们的发行任务太重了，我们实在是没有精力做这件事，你去好好干。实际上，他们私下都认为我这么干是要亏本的，起码亏个几千万要。

他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早就想好我的方案了，所以我来到仪征化纤，吴部长还有纺织工业部的原先的副部长，一大堆人都等着我。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你们提。他们有三个条件，一个月内签订协议、余额承包、发行价不低于2.68元。我说我现在就同意，他们都很意外，本来还想好好说服我。

我想的方案是什么呢？我知道当年全国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都有承销的业务，但从来没有参与过承销任何的股票。一是因为上海、深圳的股票不会让他们参与，二是在全国各地抢其他生意，他们又抢不过我们。而且当时的A股都是独家承销的，从来没有像B股一样搞承销团。所以事先我已经和很多家联系过，他们觉得哪怕亏点本也要参加的，就当是买了几百万、一千万股，做了次广告。我马上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组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承销团，承销仪征化纤。我这消息一发出去，金山石化的股票一下蹿到三块以上了。你想想看，仪征化纤的股票2.68元都有人要，金山石化怎么能1块5毛钱这么低？最后我们这个承销团其实每家都挣钱，没有一家亏本的。

【叫我“证券老人”】

澎湃新闻：您被业界尊称为“中国证券教父”，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称谓？

阚治东：媒体给了我很多的称号，除了“证券教父”，还有“三大猛人”、“挣钱机器”等等。还有叫我"阚二毛"的，说我炒股票比较谨慎，挣二毛钱就跑。这不符合事实，我从来都是管公司，不管股票具体怎么操作。申银确实谨慎，但是当年最挣钱。今天我用什么称呼呢？我们肯定是很早期就参与了证券市场，对我个人而言，80年代就参与了。所以我们这批人，叫“证券老人”差不多。

澎湃新闻：作为第一代证券人，你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证券行业？

阚治东：我们这些“证券老人”经常在一起聚会，想起当年我们还是感到很骄傲的。早年资本市场的人和事，也烙印在我们这些老证券人的脑海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深，我们为此感到光荣和骄傲。

我们早年证券市场的建立，真的是民间意志，下面人的积极性很高，拼命鼓动，但领导层面态度并不明朗。那时候如果有领导讲话提到发展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我们都会很激动。但看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国家意志，金融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等，资本市场、证券公司都有了一席之地，再也不会有人说要推翻资本市场重来之类的话，大家对资本市场肯定很多，事实上资本市场给社会带来正面影响太多了，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

早年我们经常做梦，万国证券的广告词叫“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申银证券的广告词是“证券之星，中国申银”。大家都有梦，想做中国的美林，做中国的野村，但现在某一段时间我国的证券公司市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国的交易所也排到了世界上的前几位。当然我们未来还要往前发展，要想真的跻身于世界前列，就要和世界主要的资本市场要去比较，去对标。我们今天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还要对照纽交所、东京交易所等等，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澎湃新闻：近年来，资本市场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例如实行注册制、部分板块涨跌幅扩大到20%等，您如何看待这些改革？

阚治东：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有些我是非常赞同的。例如像注册制，曾经投资者对注册制不理解，一提到注册制股市就下跌，导致主管部门犹豫不决，迟迟不敢推出注册制。股市本身也是一个商品，按照供求关系，供大于求，价格必然下跌，求大于供，价格必然上扬，这是必然的道理。注册制实际上改变了在哪里审批的问题，从证监会审核改变为交易所审核。所以注册制我是非常赞成的，让交易所恢复应有的功能，让证监会也集中精力做监管上的事。

放开涨跌停幅度方面，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当年上交所刚开业，没把涨跌幅放开。这个制度当时我在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就制定了，原因也是抑制黑市股票交易，因为股价涨得太快，当时上海市相关领导担心的影响年内交易所开业。所以当时为了抑制股价，为了抑制黑市交易。扩大涨停幅度就是一种双刃剑，对理性的投资者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如果没有涨跌停板制度，大家又都是非理性的，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大家不知具体情况就会产生从众心理，一起买入或者抛售。如果没有这样涨跌停板制度，遇到挫折可能会倾家荡产，颗粒无收。当大家理性过来，事实已经造成了。所以我一直强调放大涨跌幅度还是需要谨慎，从我们国家投资者的现状来看，要适当考虑。

澎湃新闻：您之前曾提到，不一定要强制退市，您似乎更支持类似香港的仙股制度？这是怎么考量的？退市是否应该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一个标配制度？

阚治东：退市给投资者带来的是灭顶之灾，中小投资者是最惨重的。各地证监局也是不希望看见退市的，他们都希望多做努力尽量不要退市，一退市对他们的压力就非常大。如果企业行为恶劣，比如造假之类的，企业的领导人、企业本身都会受到处罚，这没问题。就等到企业自己真的难以为继了，因为交易上市是有费用的，企业股价一跌，收益一下降，企业自己就退市了。有很多企业从一个精品到垃圾股，这个过程并非企业完全的自身行为。特别是宏观经济、经济形势对企业影响也很大，例如像亚洲金融风暴、世界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等，很多企业受到影响。我对退市是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我认为应该尽量减少强制退市，让企业自身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