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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影像|印度纪录片《怀旧未来》:对身体编码的五种居所
《怀旧未来》海报
印度纪录片《怀旧未来》(Nostalgia for the Future,2017)所关注的对象,是印度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建筑,纪录片要让建筑“说出”自身想要塑造的现实理念。
影片有两个作者,一位是纪录片导演穆库尔·基肖尔(Mukul Kishore),另一位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洛汗·希夫库玛(Rohan Shivkumar)。他们都对印度城市的建筑空间感兴趣,影片是两人长期合作的结果。
两人在《怀旧未来》中尤其思考和呈现了一种深层的现实,它隐藏在可以触摸和占有的居所之中: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划分,是种看不见的指令,对经验进行编程,让印度人不断地向往新的东西,就像是想要回到家园的乡愁一样迫切。
《怀旧未来》有种考古意味,要在不同的居所建筑中建立出谱系。具体来说,是从印度19世纪末以来的历史维度中,选取四种建筑作为标本,挖掘每种居所对于印度作为一个自足的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构想。这些构想不仅通过建筑被表征出来,也通过建筑影响印度人的社群和身体。
拉克西米维拉斯宫(Lakshmi Vilas Palace)是在印度通往民主独立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第一个标本,它位于印度西部靠近阿拉伯海的古吉拉特邦。拉克西米维拉斯宫是一座王宫,由当时的巴罗达国王萨亚吉劳·盖克瓦德三世(Sayajirao Gaekwad III)建于1890年。
这个国王有个传奇的身世,王宫是这种身世经历的表现。国王本来是乡下男孩,在英国人安排下,过继给皇室成为邦王,从此他的人生变成不断学习和模仿,从而成为一个理想君主的过程。就像在王宫里处处可见的人体雕塑和西式景观一样,英国导师的规训写入了萨亚吉劳的身体,他试图用人权、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重新界定国民的身份。
国王的家园 本文以下图片均为影片截图
居民在建筑的镜像中不断关照和调整自己的模样:王宫用西方风格调整印度本土故事,最明显的表现,是王宫收藏的大量的拉贾·拉维·瓦尔玛(Raja Ravi Varma)现代画。画家用西方绘画风格描绘印度神话故事,图像中的圣人拥有白皙的皮肤,借由大批量复制的印刷技术,进入印度人的视野和集体记忆。
教化民众,是现代国家的任务之一,国王建造的许多学校也是王宫的延伸。他资助寒门、低种姓的孩子向社会上层流动、成为政治和社会的精英,于是,国王在殖民主义全球化时期的理想——成为文明人、成为先进现代国家——也经由这些精英获得了延续。
西式风格的印度神话故事壁画
第二和第三种居所:尼赫鲁的昌迪加尔和甘地的静修院
印度在近代经历的创伤,要求发展出一套有别于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观念。在纪录片中,取而代之的,是尼赫鲁的现代治国理念。昌迪加尔(Chandigarh)这座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筑风格,则是尼赫鲁现代性的化身。
昌迪加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是印度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中央直辖区,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的城市。独立后,作为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请来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昌迪加尔带来现代化转型,通过这座城市和它的建筑,宣扬整个国家的取向。
在1950年代,柯布西耶带着他的工程团队,对昌迪加尔做出总体规划,并打造了数个地标建筑,尤其是议会大厦(Palace of Assembly),以及位于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市的肖丹别墅(Villa Shodhan in Ahmedabad)。在建筑内外,我们看到建筑群像人体器官一样组合,旷野般的广场、数不清的墙面窗户、没有遮蔽物的开口——建筑将自然纳入自己的内部,然后变身为一个新的自然。钢筋混凝土划分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通过孔洞相互渗透,于是身体在其中拥有穿越的体验。激烈的“开放”取代实用,尼赫鲁现代性要从肉身经验上着手:“它会冲击你的头脑,因为它使你思考,你可能会被冲击得颤抖,但它会让你思考和吸取新的东西”。
肖丹别墅的外部和内部
与巴罗达国王以模仿而成就自我的理念相反,尼赫鲁倡导“创造”,抛除模型。这种改革也是一种动员,让身体和身份摆脱了种种等级制度,包括种姓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级结构,无差别地成为建设新国家的生产力。
纪录片掘取第三种居所,揭示尼赫鲁的“创造”方案的真相:它并不是一种充分的创造,反而延续着前独立时期的治国理念。这个建筑就是离肖丹别墅不过七公里左右、同样毗邻萨巴尔马蒂河(Sabarmati)的甘地静修处(Gandhi Ashram),是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的发源地。尼赫鲁让新国民的身体接受不安而动荡的锻造,以牺牲肉体上的愉悦和舒适,换来推动国家自立的劳动力,其实源于甘地的思想:追求自足的生产、精神上的满足和最低限度的享乐。
甘地静修处
第四种居所:新德里的公共住房
与昌迪加尔的精英现代性不同,独立后新德里的城市发展,是另一种现代性的化身:大众化的现代性。为了应对印巴分治后的巴基斯坦难民,德里发展局(DDA)设计了一系列难民住房和公共住房的建筑方案。它强调高效,为最大数量的人提供最小成本的居住空间,用标准化的现代生活要素(比如自来水、交通位置)革新生活空间。纪录片认为,这种效率理性是一种工程思维,对人性的考虑在其中缺席。也就是说,进入新空间的移民,已经被一系列技术操作量化,人被编码为数值化的人,拥有统一的行为特征、取消了文化差异。
公共住房工程对身体的编码
作者们在纪录片中探讨的身体是“纯粹的身体”而不是“社会化的身体”。“纯粹的身体”是我们的肉身存在,是一种经验的领域,是人最基本的感知、行动、理解所构成的整体,“社会化的身体”是基于肉身存在而形成的种种社会身份和关系。
比如种姓制度安排低种姓和高种姓的人之间要保持距离,减弱他们之间的交往活动,这是有意识的。而空间在无意识上安排身体,让保持距离变成一种接近“自然”本能的状态。《怀旧未来》透过对建筑的分析,透露这种“自然”本能中潜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君主也好、总理也好,政治精英也好、资本也好,通过居所的形式,促进或抑制身体可以感觉什么、做什么。建筑并不只是景观和居住条件,也是信息、能量和物质所构成的装置,人在其中的活动,让它持续运转。
编程身体的第五种居所
《怀旧未来》延续了基肖尔的前作《垂直城市》(Vertical City,2010)对于公共住房建筑的思考:贫民窟的居民之所以与外界隔绝而“成为贫民”,并不是因为社会先认定了他们的贫民身份,而是缺水、行动不便、交通不便的物质处境,使他们的家园成为都市中被抛弃的飞地。
在《垂直城市》中,为贫民打造新的高层居所,是为了释放贫民窟所蔓延的土地,以供开发。取代贫民窟的公共住房,体现出资本对孟买城市空间的资源分配。在《怀旧未来》中,柯布西耶和尼赫鲁通过建筑和城市规划所打开的身体空间,被商业力量重新界定。消费者占有广场、水域甚至天空,安置自己的休闲时间,对空间的消费带来另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不同于甘地倡导的纺纱这种需要自律才能产生成果的传统劳动形式,身体的愉悦反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消费中劳动的身体
还有一种对开放空间的占据,来自城市边缘的棚户居民。在纪录片的末尾,在镜头的视野中,男人抱着孩子,背后则是他们的家园:临时简易棚。接着,基肖尔将胶片安装到现已被印度主流纪录片所淘汰的16mm摄影机中,继而,简易棚被黑白影像带回到几十年前。在这种过去和当下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纪录片人的摄影机虽然发生了改变,但他们对于棚户居民的凝视却一以贯之。
如果说影片中前四种建筑规划出的,是一种理想的公民的身体,那么属于简易棚的身体却是未经规划的。基肖尔和希夫库玛认为,这些身体“拒绝或者说无法被现代化”。如果说建筑是种编程,那么这些身体甚至无权进入程序。影像是用来统摄他们的生活世界的新建筑。换句话说,纪录片本身,构成了编码经验世界的第五种建筑空间。
纪录片的凝视形成第五种建筑
在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非常重视纪录片这种表征媒介,把纪录片打造成一种教化民众的工具,用来传递他对于国家和民主的构想,教导民众应有的权力和责任。为此,政府延续了英国公共纪录片的传统,建立印度电影局(Film Divisions India),制作和传播宣传性的纪录片,塑造新的公民。16mm胶片摄影机,是用于拍摄这些纪录片的主要工具。因为政府集中分配用于纪录片生产和放映的工具,16mm胶片影像几乎成为国家话语的代言人。《怀旧未来》引用FDI的档案影像,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影像也是一种对于经验的设定。同时,作者们也试图让我们感觉和意识到纪录片“建筑”对人们的管理,他们的方法,是将正被凝视的现实变形为黑白的、带着过往色彩的世界,于是在现实与对现实的表征之间,纪录片的介入活动显现出来。
FDI的凝视:档案影像与新生产的影像
在当下,数字技术取代了16mm摄影机和放映机,作为市场话语的代言人,推进了影像生产和传播的民主化。而市场对城市空间的分配,却正在将一些身体从城市空间中压缩。《怀旧未来》让16mm胶片摄影机的镜头重新对准这些无法被现代化的棚户居民,当这些胶片冲洗转录为数字格式时,影像同时具有了两种话语:飞地中的家庭成员进入国家和市场、胶片和数字所共同编程的空间。
这个影像建筑,寄托了基肖尔和希夫库玛的现代性观念:“国家和媒介应该成为公民意识可以渗透和联结的多孔实体”。他们也通过并置多种格式、画幅、材质的影像(比如16:9与4:3、深红滤镜与档案影像、黑白与彩色等等),打破连贯的话语和叙事,革新纪录片的形式。考虑到影片本身也是一部由FDI委托制作的纪录片,以及FDI在2012年后的改革转型,也许可以将基肖尔和希夫库玛的形式实验,视为另一种对“新”的追求,或者另一种对于未来的乡愁。
(作者徐亚萍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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