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览｜董钧个展《两生花》：性别的重建和共谋

杜尚在1930年代开始常常用罗丝·瑟拉薇这个虚构出来的女性身份做自己的替身，一些作品用她做签名，一些私人信件也以罗丝做署名，杜尚从未明确的表达过自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他远离各种主义，甚至远离自己，“我常常和自己做对，为的是不让自己安逸在现成的趣味中。”杜尚似乎无意义的创造了一个“她”，罗丝·瑟拉薇是他与自己，又或是他与“她”的一个游戏。

当然杜尚并不是第一个使用女性身份的先行者，性别转换的书写方式与艺术表达并不陌生，尤其以男性书写女性为多，这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董钧个展《两生花》展览现场。

这一次艺术家董钧在他的作品中重启了这一场域，以虚构女性身份的方式，企图打破固有的二元边界，用一种重建和共谋的姿态去寻找和探索关于性别的书写。在他主要的影像作品中男性物质性的全面退场，甚至企图以作者消失的方式换取女性主体的登场，其中的性别逻辑，与女性作者的共谋，文本与影像的重构等多个维度的交织使作品更为复杂和开放的讨论性别、主体性和关于情感的话题。本文也尝试更多的从性别的角度展开对董钧作品的讨论。

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截屏-A3），高清有声双通道录像，黑白&彩色（18分47秒），2020

双通道录像作品《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源于艺术家董钧之前发表于艺术媒体《画刊》的同名文本写作。

“我以女性视角写了一个文本。由文本衍生出的影片分为两个不同屏幕交替呈现，是一个女性的两种生活状态，第一个屏幕为彩色画面，是‘我’作为情人和教练之间的爱恨纠葛、患得患失，第二个屏幕为黑白画面，是‘我’作为好妻子好母亲的家庭形象，这两种生活互为镜像，以‘朋友圈’式的碎片化语言和影像共构了一个真实又虚幻的都市女性角色。”

《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看似讲述了一位婚内女性较为撕裂的情感生活，用网络文体，碎碎念似的自述，将观者带入女性的情感世界中，无论这种情感世界是现实或是臆想，似乎都是女性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抵抗，虽然这些片段是如此细微、琐碎，窃窃私语。

女性在婚后逐渐被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所占据，这种占据是从时间、空间、生理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的，如果缺乏清晰的认知，缺乏自觉的抵抗意识，女性的主体性很容易被瓦解，节节败退在这些身份角色中，最终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这是女性的现实处境。近年来我们不断意识到性别权利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一直往前推进，从“娜拉出走”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女性不断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困境，从父权、夫权，到今天的“消费正义”，这些问题在今天看似多元价值同时又单向扁平的时代中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在当下发生的种种有关于性别的事件中，女性问题依旧需要被提及，女性自身仍需要不断确认其主体性。

董钧个展《两生花》展览现场。

董钧个展《两生花》展览现场。

董钧个展《两生花》展览现场。

对于性别身份的关照在董钧早期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艺术家很早就意识到男权文化和性别规训在束缚女性的同时也绑架了男性。借女性身份来抒发情感，某种程度上恰恰也是男性社会对男性压抑的叙事策略。男性亦不能自由表达出某些带有女性特质的细腻与敏感，即使这些认知也是对于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

董钧在作品里始终试图打破这样的性别叙事，常常关注女性视角，着迷于那些细腻、微妙、不确定与不可知的情感，如艺术家自己所说，“希望用微妙的情愫搅浑一切，以摧毁感受与想法的不可分及语言的无用性。”，这些细微的与不可言说的情感意味着男与女、黑与白、好与坏、道德与禁忌无数二元对立之间的灰色地带，意味着人与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艺术家颇具野心的想要以艺术的方式去触摸到这些灰阶。

在与文本相遇时，文字的空间对象在阅读中由读者重新时间化，如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说，“阅读是把空间转变回阅读的时间。而一部电影同时是一个空间性的对象，它只能由一个叫投影器的装置作为中介来重新时间化。”在将文本影像化的过程中，艺术家做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转译，而是在空间中打开和重塑了时间。在董钧的展览中，双屏投影以并行与互文的关系开起了新的维度，并以邀请女性作者对其文本再创作的方式，尝试另一种性别书写的可能性。艺术家邀请了三十四位20至40岁的女性作者，包括艺术与非艺术的教育背景，共同完成了《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这部双通道录像作品，阿多诺曾认为电影首先是去个体化的过程，而董钧则试图通过每一位女性作者的自由创作重新追认电影的个体化表达，确认其个体化的过程。

虚构的文本某种程度上期待并召唤主体性的回归，当这样的文本被不同的女性作者共情、消化、及误读，其过程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女性作者主体性的再次确认。这些碎片化的影像重组，将文本再次激活，并自我生成了另一个不同于男性视角的“两生花”，而经过董钧的剪辑、组合与拼贴，形成的又一重视点将性别逻辑再次打乱。

跌落的时间，摄影（80cmX60cm X 1），2020

影片中反叙事化的影像碎片不断的偏离或回归文本，不断的制造间离感。同时在断断续续旁白的女声中，观众不时被拉回电影的逻辑，在这些碎片化的影像中看到了戈达尔的召唤，“将不相关的东西放进同一个时空里，使它们形成一种新的秘密。”在董钧的作品中“秘密”核心并不仅仅是重新构建的时空，在影像内部他还试图去触摸及分享最为敏感和细腻的社会肌理与时代境遇。

艺术家谈到，“那些对欲望和克制碎片化的情感和思绪被嵌构在一个更为微观的视角下，因为矛盾，所以对隐藏充满迷恋，拒绝将“故事”具象化，而是希望将回忆和语言在能指中不断的流动，对“她”而言，意识不仅仅只是隐藏于内心的流动，而是风暴，甚至是对周遭世界的吞吐与席卷。”

届世的门楚，高清无声单通道录像（展览现场），彩色（52秒），2020

影片中的男性以“不在场”的在场，作为一种“压力”的存在，始终鬼魅般的在作品中挥之不去，这也是作品不能完全以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的原因之一。董钧在展览中意味深长的放入了一件男性角色的作品《界世的门楚》，这部在汽车导航仪中播放的单通道录像作品直接挪用了电影《楚门的世界》的一个片段，跳出原本电影的语境，被抽离出的视频片段中的男性角色在整个展览的作品显得格外突出，他的困境即是男性的又超越了性别，似乎以一种回应或者期待和解的方式与其他作品相互动。在这里艺术家并没有强调、疾呼某种主义，而是坦然的表达出某种困惑，某种无解。我们期待打开某种局面，不能以“没有子宫就没有发言权”来拒绝一切的沟通和可能性。

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局部），霓虹灯管文字（1.3m），2020

影像装置作品《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 以三屏影像呈现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与闭合的系统，女性人物在封闭的系统中不断划水，冲破屏幕之间的黑色边框，从完全出画到重新进入，周而复始，即像是在母亲羊水之中的自在畅游，又有种想要挣脱的意向，充满希望同时并行着悲剧之感。当观众以上帝视角自上而下的俯瞰这一场景时，与水里的人物共同营造了一种荒谬的命运之感，斯蒂格勒曾这样形容，“艺术的经验是打开了这样一个平面，同时又揭示了另外一个平面的经验。”在董钧的作品中我们始终与这样的AB面相遇，从一个平面滑向另一个平面。

无人知晓（截屏），高清无声三通道影像+超市推车，彩色（28秒X A），2020

这样的困局在作品《无人知晓》中以影像装置的方式更为直接的表达。超市手推车里被调整观看方式的监视器和一旁看似不经意的堆砌着两台显示器，坚固而沉重的规定着其中的影像，抽针与倒放的动态效果造成生理上的不畅、堵塞与卡顿感，生活常常令人如鲠在喉无法言说。这两件独立的影像作品似乎是由双通道录像作品《熟人识得蓬山客，却道心底两生花》生成的，同时又成为它的注脚。

我家先生神秘的送了我一个礼物2，感应灯管+文字（56cm），2020

在与艺术家的交谈中，董钧曾谈到苏菲·卡尔，这位女艺术家钟情于私密性，使用文字与影像，始终践行着挑战媒介的局限性与边界，激发文字与图像的另一种潜能。苏菲·卡尔作品的生成是介入式的，在具体、个人的情境之中，作品与作者无法剥离开来。董钧同样痴迷于这样的私密感，作品《谁也看不见我泳镜里的泪水》以海蓝色的霓虹灯管字出现在展厅门口，而只有当观众走到作品的背面，并靠近和激发了红外感应装置，背面的文字才会显现，“我家先生神秘的送了我一个礼物”。这个作品很容易被忽略与错过，但同时更像是整场展览的题眼，将文本与视觉、静止与动态、私密与开放不同维度的双重性看似不经意的呈现。既然遗憾与惊喜同样无法把控，那就期待某种不期而遇。

不同于直接的介入，董钧似乎更希望隐藏或消失在作品之中，但其作者的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该如何安置在作品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讨论女性登场和发声的有效性，以及背后的性别逻辑，董钧似乎在以另一种介入的方式建构一个通道和可能性。

如胡塞尔所言，将所有的偏见悬置，我们才能逐渐的由一个超越自我的角度观察现象。

展览地点：西安美术馆4号厅

展览时间：2020年12月19日至2021年1月3日

谢钦：写作人、编剧、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