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察｜李显波：决策咨询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

2020年12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前身是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于1980年12月26日成立，根据上海市政府决定，1995年12月22日正式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中心是全国最早一批政府咨询研究机构之一。

40年来，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城市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在上海多项重大改革开放与发展举措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多年的决策咨询实战经验，使得发展研究中心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和品格，中心老领导更是把它概括为“积学为本、哲思为先、智谋为重、策行为乐”。

在这样的精神和价值氛围涵养中，40年来发展研究中心整个系统培养了很多人才，也淬炼出了一套决策咨询研究方法论。作为在中心系统工作十多年的一名老兵，笔者想在中心40岁生日的特殊时点，谈谈自己对决策咨询研究方法论的理解，提炼概括一下决策咨询研究的规律与境界，仅当作个人一份不太成熟但却饱含情感的生日献礼。 

一、决策咨询研究的三个基本规律

规律一：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是“前半段与后半段”的关系，后者离不开但又明显不同于前者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揭示某一领域、某一事物的一般运行规律和逻辑，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共有规律和显著特征。学术研究重在解释世界，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偏重于“知”的范畴。决策咨询研究是在理解了某一领域、某一事物一般运行规律和逻辑的基础上，赋与现实边界范围内的变量要素和约束条件，进而找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决策咨询研究重在改造世界，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偏重于“行”的范畴。

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是一个逻辑链条上的“前半段与后半段”关系。先有“怎么看”，然后才会有“怎么办”。如果离开了学术研究对一般规律和逻辑的揭示，决策咨询研究就会陷入“没有方向”的困境——都不能解释清楚，行动必然无从下手。因此，决策咨询研究绝对离不开学术研究这个前半段的支撑。

然而，决策咨询研究毕竟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是要拿出行动方案的，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再跳出学术研究。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一般规律可能都是共通的，但是不同对象的变量要素和约束条件往往是不一样的，面临的环境和背景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包打天下”的药方。所以，必须在一般规律和逻辑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而分析出规律和现实条件之间的互适性，最后充分综合各种因素，“量身定做”提出科学合理的行动方案。这“后半段”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难度亦非常大，仅靠学术研究则很难胜任。

规律二：决策咨询研究需要有很强的决策者“角色代入感”，必须要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和位置来思考问题

没有立场预设的纯学术研究，往往是希望站在中立第三方的视角和位置开展研究。然而这种研究的问题在于，容易忽略决策者面临的很多变量要素和约束条件（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决策者的难处所在），容易习惯地按照理论的理想模型来寻找对策，最终求出的解决方案往往都是非常理想的“最优解”。

必须承认，按照理想模型推论出的“最优解”，对于改造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方向指引性作用，人类社会的很多重大进步都发源于最优解提供的创新理念。但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着诸多理想模型所不能覆盖的变量要素和约束条件，导致“最优解”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常常面临“不好用”的困境。很多时候，明明“最优解”提供的方向是对的，甚至是大势所趋的，但由于实施条件尚不具备，或者任务重要性排序并不靠前等等各种原因，那也只能是从长计议了。

这种“好有道理但不太好用”的逻辑困境，对决策咨询研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它需要决策咨询研究具有强烈的决策者“角色代入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定要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和位置来思考问题，要通盘考虑决策者面临的环境、条件、资源以及发展阶段等具体要素和情形，既要符合规律和趋势，又要综合权衡各种实际状况，这样提出的思路举措才会是科学合理又稳妥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于理想化的“最优解”，决策咨询研究提供的解决方案更像是“均衡解”。这种“均衡解”体现的是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结构性以及重点性把握，这些方面都是决策者最为关心和重视的内容。

规律三：决策咨询研究需要以众多“显性知识”为依托，但更离不开大量“隐性知识”的支撑

决策咨询研究需要大量知识储备，不但要了解一般性的规律和逻辑，还要掌握大量现实情况的知识，更要熟悉这两者之间适配性的知识。这些知识从“有共识、能表达、可交流”等角度来看，都属于“显性知识”的范畴。没有这些大量显性知识的收集、积累、分析与提炼，决策咨询研究不会走向深入，更不会获得厚重的成果。对于决策咨询研究来说，“相关知识需要的更多”永远是一种常态。

为了获得更多一手、直接、鲜活的知识和资料，决策咨询研究需要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哪怕是大家较为公认的经验知识，是否进行了扎实的调查研究，能否亲自去看、感受和理解，最终获得的知识含金量差别都可能比较大。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陈云也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这些至理名言讲的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取知识”的重要性。

然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做好决策咨询研究，除了上述显性知识作为依托，更需要大量隐性知识来提供支撑。隐性知识的概念来自于英籍物理化学家兼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它指的是一种个体化的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其不太容易以规范化的方式加以传递，只能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反复实践磨练中逐渐体悟出来。

决策咨询研究最有魅力的恰恰是这种能力，所谓研究“在不在路子上、是不是那种味道、有没有那种感觉”，很大程度上指的都是这种能力。其实，隐性知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道理也比较好理解：正是因为决策咨询研究要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和位置思考问题，既要面对一般规律和逻辑，也要面对纷杂具体的地方性知识，还要拿出科学合理并稳妥可行的解决方案，思路举措更要能够抓住重点和要害，也能够提纲挈领、浑然一体等等，同时做到所有这些，需要一种独特、自信地把握问题的思维方式，需要一种“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般的研究气质，需要一种“采撷百家又自成一家”的研究感觉。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隐性知识。 

二、决策咨询研究的三重境界

境界一：“知道分子”境界

在一般社会评论中,“知道分子”这个词是个不太好的词，但对于决策咨询研究来说，它却具有相当正面的意义。因为决策咨询的内容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多元领域的复杂综合体，很难说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生态问题还是文化问题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要尽可能广泛涉猎各种信息和知识，进行“综合素质”养成。借用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老师的话来说，如果不具备哲学的头脑、经济学的眼光、史学的知识、社会学的背景（以及其他相关学科视角），将很难把握当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

同时应该看到，知道也是创新的重要前提，笔者个人理解，创新其实是在充分积累素材基础上的创造性爆发，很难想象完全凭空产生的创新。知道一个事情有多种玩法的人，肯定比不知道或只知道一种玩法的人更有思路，更具备创新潜质。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做一个知道分子，是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个基本素质要求。

境界二：“知识分子”境界

决策咨询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仅要知其然，还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客观上要求掌握所分析对象运行、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说出其中的道道”。毕竟，正确、科学解释世界是合理、有效改造世界的前置条件。好的决策咨询研究之所以能够赢得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较好地占据了逻辑与规律的制高点，体现了知识与思想的应有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决策咨询研究是行动导向的，因此对逻辑与知识的要求其实更高。如果说一般理论研究为了洞悉事物运行的复杂逻辑关系，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么决策咨询研究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就是化繁为简、透过现象看本质，重新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这需要对逻辑和规律具有较强的捕捉、提炼与驾驭能力。

境界三：“知行分子”境界

决策咨询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指导行动，所有的知识积累与逻辑分析最终目的，都是要拿出一个科学有效的行动方案，这个要求是非常高也非常难的，所以自古以来便有“知易行难”之说。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实中很多方案之所以实施效果不佳、不能对症甚至产生很大副作用，除了执行打折扣、执行走样等行动方面的原因，不少问题还是出在“知”上——或是对规律自身的认识出了问题，或是对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与现实困难的认识出了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先生才说“知难行易”。

其实，无论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对于决策咨询研究来说，必须以“行”为导向，以“知”为根本，做到知行合一，两者高度融合统一。在这方面，理学大师王阳明的观点提供了绝佳的注释，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才是决策咨询研究的最高境界。

（作者李显波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