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张侃：在“田野”理解地方宗教文献的几点体会

12月5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四届地方文史研修班上做了题为“在田野研究地方宗教文献的几点体会”的学术讲座。张侃教授以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经验为基础，交流收集、整理、解读地方宗教文献的思考，分享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几点心得体会。

张侃教授的在线演讲

从历史人类学看地方宗教文献的内涵

张侃教授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以宏观为主，而人类学则更多注重地方社会。随着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小尺度、小区域的社会研究受到关注，同时也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学界将这样的研究模式或方法称作“历史人类学”，也有人将其戏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虽然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中，走进“历史现场”，发现民间历史文献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类系统，但以“进庙”和“找碑”等具象化的表述，其实也指出“田野”中遭遇与宗教有关的各种文献是一种常态。这些文献虽然产生于地方社会，具有民间性和草根性特征，但承载的信息不仅仅只是“地方性知识”，而与“大历史”变迁有着直接关联，是大历史与小历史互动的直接产物。尤其重要的是，地方宗教文献至今还是很多村落仪式或跨村落的宗教仪式延续的重要基础。如何以历史人类学的眼光理解田野中所遇到的地方宗教文献？如何解读草根的宗教文献及其与仪式活动、社区结构的关联？如何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结构与历史过程？其实是历史人类学的基本命题之一。

张侃教授指出，学界对宗教文献已有较为固定的认识，一般以指经典文本为主，如佛教的《佛藏》、道教的《道藏》等。但凡接触宗教实践的研究者均清楚地认识到，宗教的基础不仅仅是经义文本和宗教理论，宗教的生命力是和地方生活、社会民众密不可分。神圣经典与世俗信仰是互相连接的，并时时转换。因此，张侃教授指出，地方宗教文献是地方宗教实践的产物，体现了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宗教生活。就文类形态而言，范围是远远超越传统的宗教文献内涵。与地方宗教活动有关的族谱、碑刻、红榜、仪式、账簿、册籍等均可被当看作宗教文献，另外，民间的戏曲唱本等也在宗教场合得以运用，所以亦属宗教文献。在本次活动中，张侃教授通过自己在福建和浙江的田野调查的事例，与参会者分享对不同地方宗教文献的思考和体会。

国家制度的地域社会化节点

张侃教授的第一个故事是以他在福建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的田野调查中遇见的《侯山郑氏历代交轮祭祀序》为题，结合该地侯山庙内保留的《清溪来苏里缑山真武庙记》（明天启元年）以及当地道士传承宗教科仪等宗教文献，并通过当年拍摄的照片描述了游神活动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半夜到原来感化里七寨庙（关帝庙）割火仪式、而后回到苏里各个村落巡游仪式、最后在本年轮值村落——登贤村的广场的摆供祭祀仪式等。他向大家指出作为明朝国家的基本制度——卫所屯田制度在地化的时间节点。

他指出，侯山庙祭拜的主神是玄天上帝和英武尊王，每年都要出巡。游神仪式背后体现出是屯军群体对明代卫所制度的维护和延续。明初卫所军人主要分为操军和屯军，明代军队的军饷开支只要来自屯军的粮食种植，闽南卫所在附近山区的安溪、德化、永春等地设立屯所。永乐登临皇位之后，大力推动玄天上帝崇拜，卫所军人以此为他们的信仰主神，这成为侯山庙的起源，同时也吸纳了当地原有的土著神明信仰。出巡活动至今由侯山庙附近的村民来负责，组织形态十分严密。这是外来的屯军群体逐渐进入地方社会之后，将屯军神明和土著神明相结合的结果，充分显示了明代制度在地方化进程，屯军群体以庙宇为依托，形成村落内部以及跨村落的仪式联盟。

寺庙册籍与庙产管理的调整

张侃教授第二个故事是有关温州江心寺的寺庙册籍。寺庙册籍作为宗教文献的重要类型，不仅关涉寺庙的僧侣管理和寺院制度，而且与庙产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各种文类亦可反映不同的制度之下财产管理模式转变。江心寺文献原来保存在江心寺中，后因各种历史原因，有一部分收藏在温州博物馆。目前文献类型多样，有细号家册、户号细册、僧伽名册、佃户名册、租簿、租扎、种扎、佃扎、耕扎、卖尽契、土地所有权状及诉讼文件等。

温州江心寺

张侃教授首先针对江心寺册籍的文献源流进行分析，认为寺庙册籍在宋元之后逐渐呈现为民间文献形态。其实，这与东晋以来的王朝国家对僧侣、寺庙的管理制度有关，因此保留了大量官方文书格式。尤其进入明代之后，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推动了各种与财产关系密切的文书类型的产生，以《金陵梵刹志》记载相关册籍、佃帖等文书内容为例，可以看到寺庙财产管理机制的复杂，也显示了寺庙田产管理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纠纷。由于寺庙的产权形态介于公、私、官之间，存在诸多模糊地带，寺庙财产就更容易发生被他人侵占的情况，尤其是到晚清民初，寺庙逐渐衰落，江心寺也不例外。这批江心寺的宗教财产册籍和文书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江心寺田产的存在形态，比如1935年的寺田产诉讼与产权再确立、1946年的租佃纠纷及解决。后来为了能够恢复江心寺的名胜古迹地位，官方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在重新确立租佃关系时，生产了租札等一些新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行政权和现代法治对寺庙财产的产权确立和规范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毕竟寺庙在现代化过程中还是属于弱势群体，产权确立的声音还是不太强硬。20世纪30年代，浙江普遍实行二五减租，对于寺院田产收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心寺租簿的实际收租和租札所载的租额之间存在差异。在此情况下，江心寺选择上诉，但实际上，诉讼结果难以执行。

张侃教授认为，这些地方宗教文献材料显示了江心寺收回被侵占田产的诉讼过程、田产租佃关系再确认、土地登记及租佃过程的纠纷与解决，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行政权力介入寺庙财产管理体制，也说明民国时期，寺庙财产已经嵌入到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地方格局之中，从而立体地呈现寺院田产管理运行的社会实态。

科仪疏文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国家认同

张侃教授的第三个案例涉及的相关宗教文献为浙江瑞安市东源存白氏道坛的科仪疏文。该村道士保存了从光绪直到当代，大概有三百多份宗教科仪文书，具有连续性。这些宗教科仪文书完全是为了东源村周边民众信仰活动书写的，既是神圣性的宗教文本，也是百姓生活的世俗文书。表面上，这些文书无法与中国革命、政权变迁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张侃教授以一份题为“叩答恩光”的特殊疏文为例进行分析。这份疏文最引人注意之处是“天运三十八年”。学界对于天运XX年已做了很多研究，这是道教本身有一个天运纪年的书写方式，本不足为奇，天运纪年的书写方式一般是“天运+甲子”，但少有“天运+年份”的格式。仔细对比，白氏在1948年写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9年农历5月时，还写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受公元纪年，1950年即写为“公元一九五零年岁次庚寅古历十一月廿二日”。但以“天运三十八年”标示1949年，似乎已非纯粹的宗教纪年，显示了民间社会对改朝换代的宏大历史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反应。1949年5月7日游击队接管温州，5月10日接管瑞安，9月5号才成立政府。而在北京，人民政府宣告之前的9月25号还在讨论国号与纪年。虽然白氏道士等底层仪式专家对中央领导怎样讨论这些问题完全不太清楚，但他们具有很敏感的政治触觉。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拉锯，局势尚未稳定，神职人员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尚不能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长期掌握政权，他很隐晦地用了“天运三十八年”。从政治态度而言，这是一种替代式纪年，采用“悬置”的手法处理这一时期的政权状况。因此，在这样一个细节当中隐约可以看到宗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换言之，虽然民间宗教具有一种较为自由的状态，但实际上与大历史、大政治相互交织。

道教门图契约与宗教市场

“宗教市场”是西方学者针对基督教世俗化提出的理论解释，他们认为，信徒“消费”宗教产品的行为模式与消费世俗商品并无差别，总体上推动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和宗教活动的繁荣。“宗教市场”的形成必然会和宗教产品、信徒等有密切的关系，地方所提供的仪式活动是“宗教市场”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民众的生活十分密切，民众则通过门图制度和宗教产生联系。（编者按：门图指道士和僧侣的宗教服务地盘。一定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如果要举行宗教仪式，如丧礼，要找固定的道士或和尚，其他道士和和尚不能操办相关仪式。）法国学者高万桑曾经站在宗教学的角度上对门图制度进行研究，张侃教授认为其研究还值得继续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所藏地方契约文书，包括包含一些特殊的内容——门图契，里面涉及到了门图的买卖与租赁。张侃教授通过解读这些文书，认为门图、门眷作为地方仪式专家的资产，其性质与田土、房产并无差别，文书格式所采用的格套和一般产业的交换、出租、出售等差别不大。

同时，他也比较了这批道教门图契约和绍兴贱民契约的不同。道教门图标的是村落，是有明确的地域空间范围的，但是绍兴文书的标的是主户，以单个家户或成片家户为主，所以双方在仪式性质、身份等级、市场内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同样作为宗教门图制度，道教和佛教之间也有所不同。道教门图主要是来自家族传承或道士群体内部的权力转移，如果发生纠纷，则是以家族和群体名义进行声张；寺庙虽然可以按照民间家族组织进行管理，但佛教门图不属于私人，而是庙宇财产，纠纷一般以寺庙进行诉讼，因此僧、道在宗教市场、整合方式存在着一定区别。

结语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探讨与思考，张侃教授提出了三点体会：

第一，王朝制度的活态展开——礼俗共生。通过地方的宗教仪式文献，可以看到王朝国家制度的活态展开。制度的层面很丰富，包括行政制度、宗教制度、文化制度等等，其中，与政治制度相比，宗教制度更具有活力和复杂性，如果想要对其有有清晰的认识，则需要结合田野调查与宗教文献的“厚阅读”，由此看到礼俗之间的互动与共生。

第二，草根生命的大历史——地方动力。宗教信仰的展开是非常具体的，教义和仪轨等必须与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关联，从宗教之中是可以看到复数的“人”的活动。张侃教授认为，从地方宗教文献的运用而言，往往呈现的社会范围是小尺度，但这并不只是“小历史”，而体现草根生命在大历史进程的鲜活展开以及对于大历史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人情感的长时段结构——文化传承。关于这一点，张侃教授认为，田野经验与地方宗教文献或各类民间文献相结合，并在地化地去解读，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是单纯从文字资料当中体会不到。尤其是宗教活动中普通民众呈现的种种信仰形态，是必须要深读具有地方性痕迹的宗教文献，深入到田野调查中细抠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才可以看到个体情感背后所隐藏的长时段结构，才能体验文化传承的结构化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