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新作《岛》：当海南岛不再失意地遥望着北方

那座遥远的、总是被描述为风景宜人的、显得有些单调而静态的海南岛在历史上和在当下在真实地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最近，80后作家林森的一本新的小说《岛》将写作聚焦于海南岛，以及由岛这个意象衍生出的关于海洋文明、关于孤独、关于时移事迁后人的生存状态的讨论。

12月15日晚，林森新作《岛》分享会在京举办，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评论家邱华栋，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评论家杨庆祥，《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等出席活动，几位嘉宾围绕海洋文明、孤独、新南方写作等话题展开讨论。

林森

《岛》是80后作家林森的长篇新作。书中写了两个悲喜交集的故事：城市的发展，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海边渔村面临搬迁，家人惊慌失措，而见惯风雨的“父亲”，以其坚韧心志带领一家人度过危机；因为一场冤案，他又失去自由、名声、所有亲人，他独自上到一个孤岛生活，四十多年的岁月流过，他与小岛终于活成了一体。

林森为《天涯》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关关雎鸠》，中篇小说单行本《海里岸上》，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

《岛》书封

当代文学和海洋文学中的独特作品

梅国云从整体上介绍了海南文学界情况，当下海南文学界以岛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涌现，是海南本土作家意识整体崛起的表现。海南是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本土人在享受改革成就的同时，也有反思，不断的城市化、国际化，使原生态的自然和人文慢慢渐行渐远，文化、方言也需要保护，而林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一味强调对外来文化的批判，而是始终满含对先辈的崇敬和缅怀，有一种天地情怀和很强的人文情结。

林森介绍，《岛》的写作表达的是一个人在一步一步地被剥夺掉生存的所有的资源，或者是身边的很多东西慢慢丢掉以后该如何自足，如何跟世界打交道，又怎么把自己立于一种创世之初的境地。“小说中的一条主线很现实：一千年前的先人——基本上是跟苏东坡同一个时代——来到海边安顿下来，形成了村子，时光流转到今天，海南岛的发展当中，这些村子又面临着拆迁，海边的渔村在消亡；另一条线索则是心理上的，孤岛上一个人如何度过漫长的四五十年的时间，怎么面对自己和世界、怎么处理这种无边无际的，深入骨髓的孤独。两条线互相交织，最后拧成一条绳子。”

邱华栋认为，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序列里来看，林森的长篇小说《岛》是很独特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题材的特异性、海岛的孤决性使得作品呈现的空间很大。

“《岛》讲述了一个人逃到一座岛上生活了很多年，有点像现代版的鲁滨逊，作为历史存在的真实人物，怎么写出这个人的传奇性、审美感和关于生存的一些微妙的东西，尤其这个人在岛上生存了四十年的时间，这是很有难度的事情，林森写出了《岛》，《岛》的出现也是中国当代海洋文学里面非常少见的。”邱华栋说。

关于《岛》的内容，杨庆祥认为，小说书写的岛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现实的岛，一个是精神意义的岛，精神意义的岛更重要，“这是一个创世纪，这种创世纪是鲁滨逊和西西弗斯的合体，是现实和精神的合体，是解构和建构的合体，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在岛上重建的生活，林森试图重建一个中国人的多重生活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岛》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海明威《老人与海》等经典剧作所提供的文化启示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书中岛屿原型：火牌岛

“为万物命名”与“新南方写作”

在文学意义之外，现场嘉宾们也认为，这部作品还对海南岛的历史建构、写作流派的重新塑造发挥着效应。

李少君看到了作品中“为万物命名”的主体意识觉醒：“林森构建的《岛》，因为依托大陆的文化，既有火山喷发式的母子岛的分离，又像珊瑚岛的自我生成，具有美学色彩。从历史上看，海南岛最早大部分是中原的移民，特点是大家族移民，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史，而这个书是一个当代史，有一种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意味，影射了海南岛的命运；另一方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生成性的岛，林森想建构的，一个是像海南历史搬迁一样的家族或者是村落的历史，另一个则是人在孤岛里面建构内心的岛，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或者是隐喻。”

“从更加宏大的意义上看，这本书在海南岛历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以前的海南岛历史是被动的文化创造，古代都是贬官带去的文化，比如苏东坡。1988年建省办特区之后，开始产生一种主动创造的历史，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是有重要的一笔的；近年海南成为中国第一个自贸区，这也是对未来历史和当下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历史是海南的当代史。这个过程中也是海南人，海南的作家、诗人主动创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诗歌的契机，某种意义是主体性的觉醒。”

杨庆祥将《岛》看作“新南方文学”的代表。他说：“以前的南方写作是江南，江浙一带，以汪曾祺、苏童的细腻温婉为代表，但是林森的写作是向大海深处延展的写作。这种写作意味着新的写作版图和新的主权的宣誓。”

“从文学角度，新南方写作能够继承先辈文化的创造传承开拓之作，两广、海南和东南亚，都应该纳入到这个版图里来，这样的写作才是与世界，与东欧、欧洲、美国文学对话的写作，这是青年作家未来的责任；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写作永远不是一个诗人的事情，它是一个族群和一个国族的文化历史意义和镌刻，广袤的南海我们不写就会被别人写了，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记忆。所以写在纸上就镌刻在民族记忆中了，无数的先辈在那里休养生息、刀耕火种，最后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我们要感谢我先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广袤的土地，让我们可退可守。”杨庆祥谈道。

分享会现场

“离岛性”写作

林森认为，我们是一个农耕传统比较强大的国家，对海洋的书写方面是很欠缺的，也是一种岸上观的书写，像站在岸边看大海的样子，没有人真正站在水的中间，或者是在孤岛上环视四周全是海水的感觉。在作品里面，这种“离岛性”得到体现，“到了北京之后，时间观念和用我们的肌肤和身体感知到气候和在海南理所当然的感知是不同的，通过这种疏离感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风土，产生出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离开了以后，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和建构才能生动起来。”

李少君则认为，《岛》肩负着从被动写作到主动写作转变的重任。“主动创造有更大的文学气象，唐代的时候，盛唐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歌的时代，真正代表性的诗歌的类型是边塞诗，全唐诗将近五万首，边塞诗两千首，没有边塞诗的话就无法体现盛唐的开放、自由、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在主动的状态下，所有的景色都会被收编。林森来到北京回顾自己的历史，阅读了很多海南岛的历史志，包括经历了当代的历史，里面写到拆迁、资本的力量、消费主义、商业时代的景象，他想到这些就是面临着一个从被动正在转向主动，也意味着海南岛的文化创作也在从被动转为主动的时刻。”

季亚娅表示，小说里岛屿作为一种方法，以边缘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与林森主持的《天涯》这本杂志或许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这个写作方法可以称之为离岸写作。因为《岛》其实呈现出一种离岛性，就是一种抽离，通过这种抽离感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风土，产生出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我们讲述岛屿的历史的时候，有一个通向大历史的港口。小说虽然讲的是一个鲁滨逊似的人物生存在这个岛的故事，但叙述的背景和大历史无时无刻不发生联系，和时代的处境，以及后来拆迁，岛又面临再度开发，填海造田，商业开发，这个背后大历史可以理解为孤岛和大陆的一个对接的港口。因为即使是一个离岸的写作，也必须有一座桥、一个港口可以渡到这片大陆，这个遥远的构成对象的一个文学领域。”

《岛》还是林森北上之后对海南岛的历史，自己的生活，以及整个当代生活的精神生活和现实处境的反思。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对位就是南方意味着失败，海南岛永远失意的遥望着北方，但是又不屈不挠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样一种退守是对中国当代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质询，我们还能退到哪里去，这是林森的《岛》的一个有预言性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