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宿命：寻找学术分裂时代的学术共识

在现代学术分工和学科林立的条件下，每个专业和学科分别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使用一套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懂的语言进行交流，设立专业期刊，发表专业论文，相互引用，颁发奖章。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范式”在学科分工下的表现。早在1929年，海德格尔就批评了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现象，他说：“科学领域现在四分五裂，各门学科的研究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相同的。今天，这个由各门学科构成的大杂烩，只有靠大学和院系的专门性组织来维持，才不至于散架。”[1]其实不只是学科分裂，学科内部的不同方向也已经很难对话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不同学科各说各话，都坚信自己探讨的是真理，而大众却无法理解。于是，“在旁人看来，每一个小圈子都很好笑”[2]。长期下去，会损害政府和大众对学术界的信心，并可能产生各种所谓“反智”的公众情绪。

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经济学家的。2018年5月3日，包括曼昆、索洛、阿西莫格鲁、卢卡斯、希勒、阿克洛夫、默顿、迪克西特、史密斯等，美国1100多位最顶尖的经济学家联合写了一封给Trump和国会的公开信，反对关税战[3] 。并引用1930年1000多位美国经济学家写给当时的胡佛总统和国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信。30年代的美国领导层没有听那批经济学家的意见。88年后的美国领导层同样不听这群经济学家的意见，公众也并不买经济学家的账，尽管他们很多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科学家的。今年美国的疫情如此严重，科学界、特别是医学界已经反复站出来说明戴口罩有利于防疫，可是政府和公共基本上置若罔闻。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政治学家的。今年11月3日的美国总统选举，到现在依然没有定论，表面上，拜登已经宣布胜选，主流媒体也大都认可，然而，特朗普一直不认输，还在打法律战，其支持者也在网络上、现实中不断发出质疑的声音，各种选举舞弊、阴谋论甚嚣尘上。基本上我们可以判定，美国的学术界与政府、公众是存在很大鸿沟的。这说明，现代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并没有使美国社会更加一体化，反而可能撕裂了美国社会。说得好听一点是多元化和包容。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和学术界的无奈和无力感。

为什么我想从学术界的分裂谈起，再引入本文的主题呢？既然学术与社会的分裂如此严重，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基本的事实上来？这个基本事实就是人口趋势。人口是如此明显的社会经济现象，低生育水平和老龄化是如此确定的趋势，应该成为最能够形成共识的知识领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两天看到一篇讨论低生育率的帖子，似乎是以为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写的，整个语言风格非常耸人听闻，但是帖子一开头就犯了人口学常识性错误，把出生率混同于生育率（如下图）。可是帖子得到了非常多的网友点赞。一个在人口学家看来是最简单的指标，可是在“著名”经济学家那里，变成了糊涂指标，一经传播，难免误导大众。连基本的人口概念都不理解，就大谈人口危机、社会政策应该如此这般，当然难免贻笑大方。

图 经济学家评我国生育现状

我也看到另一个国内最著名高校的经济机构负责人，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时，明显不把人口老龄化看作一个重大挑战，认为“未富先老意味着还有潜力提升消费”。他可能演讲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内在矛盾，“未富”就意味着收入低，而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收入低就意味着消费低，“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怎么提高消费？

不同学科可以竞争，但是不应该相互忽视或者割裂。特别是在21世纪少子老龄化作为主要趋势性力量的情况下，其他学科继续忽视人口学的科学研究积累，单兵突进，显然不利于科学地制定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

Poston在2002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韩国发展的文章，标题就是韩国的“demographic destiny”，如今韩国正面临严重的超低生育水平的问题，2018年TFR低于1.0，有学者甚至把它上升到种族存续的高度。未来几十年，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人口究竟是不是一种宿命？虽然我们不喜欢宿命论这个词，但是如果从每个国家发展的外在条件而言，人口趋势已经与自然地理环境一道，成为一种人口刚性约束条件了。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出，最近30年来，世界人口增长率呈现持续向下的趋势，并不像CPI、失业率、经济增长率等指标经常上下起伏。其实基本上每个国家也是这样一种趋势。

图 1961-2019年世界人口增长率

金融时报在9月28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标题是“世界正走向各行其是，中国怎么办？”这是一个“大哉问”。中国人过去相信“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吗？全球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要的是人口基础性、趋势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好地理解这一变化的深远影响，对于我们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很重要的。世界经过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在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贸易增长放慢甚至停滞阶段？这一切都离不开人口的趋势性背景。简单地套用历史模式来理解，难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口号式的政治现实主义也容易陷入空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基础性的结构是什么？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跨学科的交流、融合与协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

事物有显隐。社会在凸显某一方面的时候，往往遮蔽其他方面。《最后的晚餐》结束后，必须有人收拾餐具，洗刷打扫。在信息社会，有时候“脑补”往往比接收到的信息更重要。“脑补”能力决定一个人完整正确理解信息所传递的图景的可能性。而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读者曾经忽略的有关事物的某些方面。

无数据，则理论易流于空谈。无理论，则数据易陷于干枯。数据和理论，是有效沟通的前提。100年以前，世界各方面的数据都是稀缺的，如今则处于数据超载状态。即使是专业学者，在数据海洋里面都容易迷失方面，更不用说普通人。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数据里面挖掘出有用信息？二者在现代社会缺一不可。

现代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为基础，而机器学习特别看重的是“交叉验证”。互联网时代的netizens所需要进行的交叉验证，包括线上阅读与线下生活的交叉验证，线上不同视角信息的交叉验证。最忌讳的是仅仅根据线上某一个剪辑视频或片段描述，就草率地推断遥远的地方如何如何。社会学中把这种做法叫做有偏抽样。“有偏抽样”得到的只是偏见，无法取得对总体的真正知识。

当我们去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所见所闻，可能都是山川奇景、历史古迹、诱人美食。这就是典型的旅游“有偏抽样”，无法反映当地社会的真实状况。可见，一个地方的旅游推介，永远无法代替人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深入考察。

在大数据时代，有人以为大数据无所不能，其实也是极大的误解。在本公众号曾经有一篇对普林斯顿大学谢宇教授关于大数据的访谈。他直接指出大数据是一种“浅数据”，可谓一针见血。大数据信息是经济和生活的“足迹”，是有意或无意中留下来的。因此，大数据信息往往变量少、缺少代表性、缺少关于个体的深入特征的异质性变量。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代，理性的时代参与者对于数据信息的理解，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

今年9月，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纪念讲座，主题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仿佛如预言家一般，亨廷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再次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然而，大多数人可能只注意亨廷顿提到的文明之间不可调和性，并没有注意到他心中的“人口隐忧”。实际上，亨廷顿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如果人口是宿命，那么人口迁移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4]。这句话含义极深，意味无穷。

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精英知识分子，他担心西方文明人口被非西方文明人口淹没。不妨进一步设想，假如世界各国人口各自局限在国内发展，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何必担心“文明的冲突”问题？可见，文明冲突的背后是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教训众所周知，从西方的罗马帝国灭亡到中国的五胡乱华，无不是人口迁移流动引起。现代国家一般不会面临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危险，但是会面临异质文明人口和平迁移流动与渗透的问题。前不久发生在法国的中学教师被杀害事件[5]，经过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加深了人们对于人口全球化的疑虑甚至恐惧。中国人过去有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当然反映了偏见，但同时说明了族群融合有多困难。显然，国际劳动力市场难以如资本市场一般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当人们在为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额手称庆的时候，要清楚更大的难题还在后头。这个难题便是国际人口与政治经济的失衡，可能这就是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人口宿命。

[1] 【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第59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2] 同上，第592页。

[3] https://www.aei.org/carpe-diem/1100-economists-sign-letter-to-voice-opposition-to-tariffs-and-protectionism/

[4] 中文翻译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18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英文原文是“If demography is destiny, population movements are the motor of history”,demography是人口统计学的意思，文中直译为人口统计学也会令读者困惑，但翻译为“人口的分布”也不妥，因为demography包含人口的规模、结构与分布，以及动态变化的含义。

[5] https://xw.qq.com/partner/aoyoubrowser/20201018A0BDLO/20201018A0BDLO00

本文作者

周祝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