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是医学实践的核心，但为何在医生的工作中变得越发边缘？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感受过某种内在的分裂。这种内心冲突，可能发生在物质欲望与道德志趣之间，可能发生在记住与忘却之间，可能发生在矛盾与承诺之间，可能发生在职业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或者是发生在其他的价值与实践之间。而在照护过程中，则经常有两种感觉在进行拉锯式的竞争。有时候，一方面，你会感觉照护是一种负担，这种感觉相对苦涩；而另一方面，你又会相信，这种负担不管多么沉重，最终都将有所报偿，这种感觉则更加让人振奋。照护者既可能会在不同时间感受到这两种情绪之间的竞争，也可能会在同一时间感受到二者。照护是繁重而又充实的。但是，照护者们已经承担了那么沉重的责任，我们不能再指望他们更加深入挖掘内在的自我，从而找到那些可以调和自己内心冲突的力量，甚至抵抗那些有时会将他们吞没的疲惫、恼怒或怨愤。他们需要得到医疗卫生系统的支持，而医疗卫生系统也需要看到照护与患者背景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只有这样，人们心底的那个充满照护精神的自我，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换句话说，虽然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家庭照护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选择去认可它、鼓励它，办法则是让专业照护变得更有人情味，并确保专业人士能够珍视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正在努力追寻的东西。

阿黛尔·乔治来自美国南部，生性活泼，小巧玲珑，能说会道。她在读本科和医学院的时候，我都曾经教过她。毕业以后，她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做住院医生。在那儿的第一年，她有次打电话给我，说想和我谈一谈，我能够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的紧张和忧虑。后来，我们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于是，她以一种很不像她一贯作风的犹豫腔调，跟我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带给她的触动相当大，大到她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毕业后所接受的医学训练的价值，甚至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动摇。她强调说，她从小学起就一直想要做一名医生，一名关心自己的病人并把病人的苦难体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医生。我几乎不需要她的提醒，我完全相信，阿黛尔一定是那种会竭尽所能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医生。

她跟我讲的那件事情，发生在她做内科住院医生的第一年的某个闷热的夏夜。那天，她已经在病房里忙忙碌碌地干了一整天的活，但由于排班出错，她晚上还得继续待在医院值夜班，又要接急诊，又要处理许多棘手的临床问题。就这样，她一直杧到了凌晨两点钟。等她好不容易在值班室里睡熟了，没过半小时，一阵电话铃响又把她给叫醒了。可以想见，阿黛尔当时已经是心力交瘁，头脑混乱。电话那头护士说，有几个病人需要她立即去看一下。于是，她振作起精神，三步并作两步地去了名单上第一个病人的病房。那是一位中年女性，第二天早上要做大手术，可她的静脉通路这会儿却堵了，护士实在处理不了。于是阿黛尔亲自上阵，和同事一起给病人建立了一条新的静脉通路，然后就跑开去看名单上的下一位病人了。她想着，也许这样，她还能赶在高年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早上过来查房前，眯一小会儿。

可是，当阿黛尔走到病房门口时，这位女病人却颤抖着告诉她，她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手术感到很害怕，很想同阿黛尔聊一聊。阿黛尔却几乎脱口而出：“很抱歉！我现在没时间，没空和你聊天，我还得去看其他病人。”就这样，她跑出了病房，沿着走道向下一位病人跑去。可是，在跑出去几十米之后，她却停了下来，自问道：“我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我之所以想做医生，不就是想多听听病人的苦衷，多与他们说说话、聊聊天吗？我怎么可以就这么扭头走掉呢？”于是，她转身回到了那位病人的床边，为自己刚才的离开表示抱歉，又花了半小时的时间，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尽力回答她关于即将到来的那场手术的每一个焦虑的问题。

就这样，在她终于看完所有病人的时候，她已经没有时间回去睡觉了。她给自己灌了几杯特浓咖啡，接着就去参加早查房了。查房结束以后，她总算下班了，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可这时，阿黛尔整个人都崩溃了。面对这种残酷无情的临床现实，她痛苦地大哭起来。她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懂得关怀病人的医生，可她如今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熬过这叫人身心俱疲的住院医师培训，且不辜负自己的期望？她受过的那些教育，她读过的那些书，都让她心里很明白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可她还是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为了熬过这段培训，她不得不放弃她最珍重的关于医学的那些看法。“如果必须要牺牲掉这些东西，才能熬过这几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她说，“那我最后结束培训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变成另外一种人了？那种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时，只知道敷衍了事、把任务完成，而全然不考虑患者感受的医生？”我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跟她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在碰到她那种情况的时候，都会径直沿着走道跑向下一位病人，许多人甚至都不会回过头来再想想当时的情况。在她身上，有某些东西，使她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而且，至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不受她自己控制的情况下，那个她想要成为的自己也因此展露无遗。当然，对于我的这些答复，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真的满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那些力量，那些攒聚在一起，淹没或是消弭了临床上的人文精神的力量，确实非常强大。阿黛尔碰到的这个问题，自然是个例。但在个例的背后，却有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对于这个更大的问题，不论是阿黛尔还是我，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碰到过许多医生和医学生，他们也都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一位医学生，她在上临床前的头两年，就已经展现出问诊方面的高超技巧。此外，她还就患者的社交史开展了一项小研究，研究的题目是“社会情境对于慢性病病程的影响”。

后来，她开始了临床轮转。在医学院，临床轮转的那几年（clinicalyears）有时也被称为“愤世嫉俗的那几年”（cynical years）。在她轮转的第一个科室的第一周，有个低年资住院医生叫她去问几位患者的病史，写好以后夹在他们的病历夹里。同时，其他几位患者那里的杂活（查看实验室报告、安排会诊、查看其他信息、填表格等）也都叫她去做了。第一位患者的社交史非常有趣，这让她在那位患者的病房里待了足足三刻钟。当她出来的时候，那个住院医生很生气，说她要是还在问病史这“一件”事情上就花那么多时间，绝对会影响到她的临床工作成绩。住院医生吼她，让她赶紧把其他患者的病史问完，越快越好，赶紧完成她的工作，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她想从临床团队里的其他人那里得到支持，可让人震惊的是，好像压根儿就没人认为她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她被上了无情的一课。于是，她跑到了下一位患者的房间，语速飞快，对于患者的回答也只是浮于表面地听一听，病史则是尽可能简单地写完。她知道，她自己正在学的这些东西，不是她应该学的。她也知道，她这样做，相当于没有把问病史这一过程当作建立融洽医患关系并成为一名有效疗愈者的方式。这位很有想法的年轻女医生说，有的时候，她就像护士那样被上级吩咐去给患者做各种各样的问卷，以评估他们的疼痛、悲伤、疲劳及其他症状的程度。在做完那些问卷以后，她会跟患者交流一会儿，想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作答。这么一来，她对于患者的主观状态和他们的不适程度，就有了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可是，上级医生想从她那里得到的，就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可以作为某种“事实”被记录在病历夹里的分数。这个分数，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过，或是认真地思考过。但它就在那里冷漠地存在着，只是为了满足某些程序上的要求。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住院医生在培训期间竖起了一堵又一堵名为“愤世嫉俗”与“冷漠无情”的高墙，这都是为了能让他们自己免受那种沮丧情绪的侵蚀啊。在他们中间，抑郁与焦虑已经太过常见了。而在此之外，他们的志向与信念还在不断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冲击，不仅来自高负荷的临床工作，还来自医院里各种非人性的常规与要求。要想在医院里活下来，要想在任何你可以应付的外部生活中活下来，你都需要学会玩转体制，学会投机取巧，学会偷工减料，学会把尽可能少的时间抛掷在那些在情感和道德层面都令人疲惫的人际互动上。

关于专业照护的各种怨言，已经俯拾即是、数见不鲜了。这些怨言，不仅仅出自患者之口，也有许多出自医生之口。我在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中听到过许多这样的声音，它们非常鲜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一位六十五岁的男士，罹患糖尿病，而且病情不断恶化，还出现了许多相关的肾脏、视力和代谢问题。他这样说道：“我每次去看病，他们都赶我进去。但进了诊室，我却几乎没时间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说个明白，也没人问我感受如何。然后，我就被赶出了诊室。我没有机会把我所有经历的事情都讲给医生听，甚至也没有机会问问医生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非常生气，也非常失望。这样看病，到底算是看了什么东西？”

“看看我接受的那些治疗，估计你会觉得，我的疾病只是疾病，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一位三十九岁的患有慢性肠病的大学老师如是说，“没人问过我自己的想法，每次我想要提出自己的建议时，他们好像都只把它当作无稽之谈。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生气，我真的很想做些事情来向他们表明，我也是这整个过程中的一分子。有时我会故意漏掉一次门诊，或是不遵从医嘱，虽然这看起来好像非常愚蠢，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很痛苦，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尊重我的意见、考虑我的想法。”

“他们真的让我很生气，他们从来不听我的想法。我很想揪住他们的脖子晃那么两下，然后跟他们说：‘听着，别不把我当回事儿。’”一位六十四岁的患有慢性肝病的技术工人似乎已经准备好要放弃了，“你说说看，我还能什么着？有时候，他们真的是叫人火大，我甚至都不想再上他们这儿来了。我有时候会爽约，但对于我来说，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一位中年女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母亲九十三岁了，听力不太好，需要有人慢慢给她解释她的头晕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个头晕又为什么这么不好控制。可医生护士却好像连跟我谈话的时间都没有，我也就没法儿给她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实在叫人沮丧！他们有什么理由用‘高质量’这种词来形容她所得到的照护？可在此之外，我们却没有其他选择。”

“我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提供给我父亲他所需要的一切。”一位男士这么说道。他的父亲八十一岁，因为中风和心脏病住进了一家教学医院，“他们可能并不会太把我父亲放在眼里，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又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罢了，是时候该走了。我读过那些文章，我知道医生们为了降低医疗成本，为了搞医疗配给制，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如果你不去要求他们，你就不会得到应得的服务。所以，为了我爸爸，我向他们提出了要求。但我根本就不相信医院里的人。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盯着他们，然后有什么意见就心直口快地说出来。”医务人员的感受同样是一片惨淡。一位在管理式医疗机构工作的经验非常老到的家庭医生这么说：“医疗领域已经发生了某些深刻却糟糕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在继续发生。医生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不再强调花时间去陪伴患者，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问题，给他们解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回应他们的恐惧和需求。现在完全变成一套新的话语了——现在医学界谈的都是什么成本、效率和管理，完全不是我在接受培训时学习的那套临床实践话语。我感到很沮丧，也感到非常脱节。我开始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我，我需要远离它们。”

“我们都知道，医疗领域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另一位在健康维护组织工作的家庭医生这么解释说，“但你要相信——你也不得不相信——这些变革只是挽救了照护中那些非临床的部分。这太荒谬了，我们甚至连那些自欺欺人的谎言都说不出口。我在接受培训时候所相信的那些东西，那些构成了优质照护的核心的东西——与患者建立起亲密互信的关系、形成良好的沟通技巧、留出足够的时间与正在经历疾痛的患者倾谈他们的问题、对于困扰他们的问题予以关注——这些东西，我所在的机构好像再也不重视了。这些东西，其实不仅仅只是照护‘软’的那一面。你需要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抛开所有这些事情，那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提供的又是什么样的照护？这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些手续烦琐的管理式医疗机构，现在已经变得比患者本身更加重要了。‘医患关系’不应该叫作‘医患关系’，反倒应该叫作‘医生、患者与管理式医疗机构的关系’，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那些管理问题上。我想，在从医的道德层面上，这是某种相当危险的退步。”

最后，也许也是最让人担忧的，是美国某所顶尖医学院的一名老师所说过的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伪君子。我站在一教室的医学生面前，向他们讲授有关行医过程中的医患沟通与心理社会技能的知识，而且表现得好像他们在临床上确实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一样。但他们没有这个时间，而且他们今后也不会有！他们抽不出这个时间的，他们也不会从医院管理者那里得到必要的支持，来做这些他们知道应该要做也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现实就是这样，这就是今天的医学教育，真是一场教学危机，难道不是吗？而且对于医学教育者来说，这难道不也是一场道德危机吗？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为了观点上的平衡，我们当然也得认识到，许多患者和医生对于医疗保健还是抱有更为积极的看法的。但时至今日，我在这里所分享的这些不满，不仅得到了许多患者和家属的海量文章支持，也得到了许多专业人士的故事的印证，这些专业人士对于医疗保健的态度，轻则极尽失望，重则愤世嫉俗。

我有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医生，年纪与我相仿，但他仍旧工作在初级卫生保健领域。他曾讲述过他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与我的非常相近。“我会用这种方式来总结我作为医生的一生：这是一个很棒的领域，你有很多极好的机会来帮助他人，而且是以一种对于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非常实用的方式帮助他们。同时，你还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的道理。但是，从医疗保险到医院和专业上的各种规定，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做错了很多事情，而且经常事与愿违。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对于我们这些服务提供者来说是个问题，对于许多患者来说也同样是大问题。我认为，医疗照护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了。而对于未来我也真的很担心！医学，本可以相当伟大，本可以真正帮助到他人。可我们现在面对的医疗保健系统却是一团乱麻，而且我们不知道将来究竟会如何。我现在快要退休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我想问的是：新一代医生会怎样？他们会经历什么？他们还会像你我那样无时无刻不为病人着想吗？还是说，医学会改天换地，变成另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医生看不懂，他们的患者也看不懂？结局若当真如此，就实在太让人失望了。”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 凯博文 著， 姚灏 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11月。

要想厘清目前医学照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可以思考一下我经多年研究发现的四大医学悖论。第一大悖论是，医学在传统意义上把照护置于其临床实践的核心，可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照护在医生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在照护问题上，医疗机构既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也没有投入足够的经费，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医生的实际工作，也不再是过去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作风，而是更多地借助高科技进行诊断和治疗。此外，临床实践开始更多地依赖电子信息，可后者却物化了患者，进一步拉开了他们与医生之间的距离。可另一方面，医生和医疗机构却仍旧口口声声在说，照护是医学实践的核心。

第二大悖论是，相比护士，相比其他医疗人员，特别是相比家庭成员，医生在本书所描述的那种照护中做出的贡献，其实是要明显少得多的；可医生对于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却经常不屑一顾。临床医生和卫生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医学为照护留出的空间正在不断缩窄；他们还需要认识到，其他那些践行着照护精神的领域也同样非常重要。如果多学科诊疗模式和基于家庭的咨询与决策模式能够成为常态，那么所有的参与方都将明显获益。倘使这些实践模式要蓬勃发展，我们就必须给从业者足够的时间、许可和适当的鼓励，让他们能够给患者照护带去不同的视角和资源。

第三大悖论是关于医学教育的。做医学教育的人大抵都会承认，在讲授照护原则与实践方面，他们没有办法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包括经费、师资、时间以及课时）。同时，他们也会同意如下研究结论：相比毕业班的学生，医学院新生对于照护的实践及社会心理总是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也确实更加擅长。这个结论很叫人失望，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医学教育虽然给学生带去了许多科学和技术层面的知识，可它反倒削弱了学生的照护能力。这就引出了一个斯威夫特式的“小小的建议”，考虑到这一悲哀的现实，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医学教育中那些有关照护的内容统统删掉呢？我确实给医学教育者提出过这个想法，可他们却没人愿意这么去做。是的，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这个建议，就好像这个建议对于医学教育来说是某种亵渎一样。可在美国，却没有一家医学院校真的采取了措施，想要将照护放在其医学教育最为核心的位置。美好的医生形象以及对于疗愈和安慰的执着追求往往是多年前吸引人们进入医学领域的原因，而面对如此明显的龃龉，他们仍在步履维艰地坚持着。

最后一大悖论是，我们搞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技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分明是为了减少诊断和治疗过程中的差错，消除通往更好结局的障碍，最终促进照护实践；可实际上，它们却相当矛盾地削弱了照护。比方说，绝大多数电子病历的设计虽然在不少方面都非常实用，可一直都没留下任何空间用来写护理记录或其他任何有关患者每日情绪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内容。没留出地方写这些东西，在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另外，相比于倾听患者以及与患者交谈，医生在电脑屏幕上花去的时间要多得多。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这件事情都是祸福相倚的。阿图·葛文德既是一名外科医生，又是一位作家。他曾经担忧地说，技术的必然进步已经困住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在所有人好像都在弓着腰，坐于电脑前，把时间都抛掷在解决那些完成任务的限制因素上，可对于那些任务本身，却只会花更少的时间。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是适应这种现实状况，否则就会被它给碾得粉碎。许多研究（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的某种直觉，那就是：任何有损医患间人性互动的东西，都会降低照护的质量，甚至有可能会影响照护的结局。药理学方面的进步造就了“神奇药物”（miracle drugs）这么个概念，并且把患者转变成了产品的典型消费者，他们再也不是什么需要与人接触的孤独受难者，而更像是一个个“利润中心”。美国电视上那些极具诱惑力的广告，推销着所谓的神奇药物，而关于药物风险的警告则经常只是含糊地迅速带过。它们凸显出的是市场对于医疗保健行业的狂热，眼睛里只有“销量”和“利润”这两个词，而这些广告在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医疗保健，已经成为某种交易，而不再是某种关系。你可以在精神科看到这种情况——一名理想的、典型的医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睿智的心理治疗师式的医生，而是那种拿着开药的平板电脑的医生。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几乎所有科室。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医生手上有大把机会可以践行所谓的照护精神。在做胸部听诊、腹部触诊或是搭脉的时候，医生可以给患者一个微笑，让患者安心，可以轻轻地触碰患者，以示鼓励，也可以说些表示在场与希望的话。在与患者讨论治疗方案和疾病预后的时候，医生可以将他们的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认真地倾听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可以花些时间把手术和用药跟患者解释清楚，对于患者和家属的担忧，也可以用方便理解的方式予以回应。在把患者交给社工、理疗师和其他人员之前，医生可以就病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向患者的亲戚朋友交代清楚，让他们做好准备，让他们明白该如何为患者建立起一个提供实际支持的网络。医生可以营造出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患者的参与非常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家属的积极参与。医生应该用所有这些办法让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到某种有用的、真诚的合作关系中来，让他们自己首先成为疗愈者。哪怕只是这些办法，就足以带来某些神奇的安慰剂效应，带来有益的生物学改变。

当我在专业会议和学术会议上提出这四大悖论的时候，有些人会心地笑了笑，有些人则只是无奈地长叹。可悲的是，这些观点也引发了某些人的自辩抗议，他们固守着某种关于医生的过时且浪漫的想象。他们觉得，医生就是英雄，虽然离不开抗争，但总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面对政治经济学、机构官僚主义以及变革性技术的负面影响，听众总是会为我敢于向这些东西宣战而鼓掌喝彩。他们的哀叹，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大声疾呼，“照护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各种束缚则变得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工作中的专业人士在实践层面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扭曲，我们不再把对于患者的照护当作某种道德使命，放在我们工作的首位。相反，这个时代的医生，只是被当作服务业市场中某些大型企业的雇员，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算计各种成本与收益，只是为了效率而效率，只是遵循各种标准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临床指南。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关乎真正的质量，只是强加在医生头上的各种考核指标。这些考核指标，是由那些医疗卫生体系的管理者制定的。”这时，听众的情绪已经变得愈加愤慨，而我也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情绪，“这些考核指标，根本就是官僚主义的体现，根本就是工业企业模式对于临床经验的全盘漠视。这种工业企业模式关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产量’，却完全忽视了身为一名医者的真正要义究竟是什么。”

但是，让人欣慰的是，这些会议大多不是以人们的哀叹——对于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哀叹——而结束的，人们总是能给出一些成功地改善了照护也提高了照护在从业者培训及生活中的地位的地方性范例。换句话说，无论我去到哪里，总是会碰到一些医生和护士，他们致力于改善或促进他们的照护实践。他们会去带领别人，也会去激励别人。对于年轻的医师和护士来说，他们就是最好的榜样。在某些医学院校、医院和临床实践中，大家也开始做一些小而美的项目了。这些项目包括：基于学生的同理心和对于照护的兴趣（参考他们在家庭、学校以及社区中的表现）来遴选医学生；考察学生的问诊技巧；让学生对残疾患者的家庭进行家访，以帮助学生了解家庭照护的内容；建立针对家庭医生的支持小组，以帮助他们应对死亡、临终、倦怠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情绪困扰的问题；开展某些全院范围的员工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满足患者和家属的要求；还有就是开发针对全体住培生的压力纾缓项目。此外，还有些项目是教会那些习惯斥责下级的员工如何正确地影响并激励他人，让他们认识到对于他人的欺凌、羞辱、贬低或是骚扰等行为的潜在危害（既包括对于机构整体风气的危害，也包括对于低年资医护人员工作表现的危害）——无论这些事情是无意而为，还是因为临床工作压力太大而导致的。而这些项目会融入某些专业认可的方式，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善良、指导、倾听与共情，才是身为疗愈者的关键所在。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某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医务工作者只要给患者或是他们心急如焚的家属带来些许改变，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还有一些新的项目，重点在于构建患者照护的协作模式，并强调患者教育以及家庭支持。癌症照护小组、安宁疗护团队以及许多不同的叙述医学项目和医学人文项目，都向我们证明了，高质量照护可以成为某种实践目标。然后，还有一些院方和科室领导，他们奉行“走动式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bout）的准则，会经常离开他们的办公室或护士站，在医院或科室里四处走走，与患者、家属以及各级员工进行攀谈，从而了解那里的工作人员与被照护者，了解他们的优势与弱点，也了解他们的关切与信念。这一准则有些医院是特别看重的，这样的医院往往有着清晰的使命与承诺（无论是宗教层面的还是世俗层面的），而且在机构的各级部门都得到了非常明确的体现。另外，这也要求领导们得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出这些价值观，并且要去捍卫这些价值观，捍卫它们在医院或护理院员工的品质中的首要地位，要去认可模范员工，要去尊重他们的同事和患者。

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医生们要这么努力地去推进这些小而美的项目？我相信，这是出于他们的临床经验。在临床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这些个体陷入了困境，亟待他们的安慰与帮助，哪怕只是陪伴在他们左右，借助自己的权威去帮助他们，就能够实现照护，并且成就照护。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这些价值观，也许每位从业者和学生都会有不一样的方式。但希望就在那里，我们可以致力于复兴那种亲力亲为的照护模式（hands-on caregiving），并将其作为我们专业的核心目标。

（本文选摘自《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