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大西洋变窄了吗（四）：分裂与同盟

近年，“大西洋再次变宽”的第一声惊雷，来自于默克尔。

默克尔，欧洲铁娘子也。2005年首任德国总理，“默开四度”，迄今不倒，遂成欧洲中流砥柱、西方乱世传奇。她来自东德，曾是物理学家，不苟言笑，缄默寡言，衣服四季如一。尝有记者问“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她不假思索，直言“窗户”——“别国都造不了这又隔音又美观的窗户”。近日又有不识趣者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遗产”，默总理略不耐烦：“我不想这种问题，我就做我的工作。”

就是这样一位默克尔，在2017年5月底的一天，说出了一番深刻而隽永的话。

在参加完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后，默克尔到慕尼黑为自己年底竞选造势。也许是为了讨好选民，也许喝了慕尼黑的啤酒，也许是半年来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种种不快如鲠在喉，她面对前来支持的人群，坚定地说道：“那个我们能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寰球媒体一片沸腾。

但战略家们是慎重的。他们都记得2003年的一个教训。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出兵伊拉克，掀起了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媒体联名抗议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欧洲出现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美欧关系跌入战后低谷。美国历史学家卡根（Robert Kagan）说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比喻：“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然而，中国的战略家私下也许会承认，他们在2003年高估了美欧分歧。欧盟在当年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多位欧洲领导人表示要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但在美国压力下，这一允诺后来不了了之。美欧裂痕迅速消弭，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上任后不久就表示有意重返北约。

难怪有人说，美欧吵架，那是自家事。

话说回来，2003年和2017年两次“大西洋变宽”，给了我们一个对比的机会，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断今天的美欧关系。

其一，与小布什相比，特朗普的美国对国际秩序冲击更烈，欧洲被殃及更深。

当前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建立的。后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两极格局瓦解、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美国仍被认为是霸权国。

美国这个霸权国，动摇自己所创秩序时显得有些漫不经心，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之意。

2003年时，小布什政府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而联合国被认为是战后多边主义的最主要平台，所以欧洲国家说美国搞“单边主义”。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损害国际秩序的地方就更多了。首先，他像小布什一样损害了政治上的多边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其次，他更进一步，损害了经济上的多边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发动全球贸易战并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最后，他还试图冲击军事上的多边主义，体现在其一度试图否认北约的“共同防御”承诺。后来他虽勉强承认这个承诺，但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并单方面从德国撤军。

小布什只是不愿被束手脚（放弃政治多边主义），而特朗普则进而希望改变不利规则（放弃经济多边主义）和减轻霸权维护成本（放弃军事多边主义）。如果说小布什只是损害了欧洲的国际影响力，那么特朗普则冲击了欧洲的立身之本。

经济上的多边主义也是战后秩序的原则之一，其核心假设是世界经济是一个正和游戏，所有人都有获益的机会；因此所有国家的最高利益都是促进世界经济的自由扩张。欧洲一体化也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在战后初期，通过大规模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发展道路。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都需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来协商资金分配和协调国内政策，因此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国家，实际上也接受了“经济多边主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会势力都在资金分配的过程中被重组，欧洲国家内部秩序被重新整合到“跨大西洋关系”中来。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新一波经济全球化，而欧洲则加速推进“四大自由”（资本、劳动力、商品、服务的自由流通），使欧洲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最壮丽一景。

法国议会在1954年因担心西德重新武装而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此后防务就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短腿。成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时弥补了欧洲防务的不足。美国领导的北约为欧洲国家对抗苏联提供了坚强后盾，大大降低了欧洲国家的防务成本。冷战结束后，北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集体防御理念使其找到了新时代的存在理由。欧洲也得以继续享受美国的军事保护。

因此说，欧洲一体化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一来提供“自由主义”的制度环境，二来提供军事保护。且在一体化过程中，欧洲早已深刻变化，没有回头路可走。特朗普是战后第一位敌视欧洲一体化的美国总统。说其敌视，不仅仅因为他怂恿各国“脱欧”，更因为他动摇了欧盟赖以存在的前提，给欧盟带来了“我是谁，我该如何存在”的深刻困惑。

其二，与2003年相比，2017年时的欧洲危机缠身。

两次“大西洋变宽”，都是美国先动、欧洲回应。但这两次欧洲所处的境遇大不相同。2003年时，欧洲一体化高歌猛进，欧元刚诞生不久，而翌年十个东欧国家即将入盟。在外界看来，欧洲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富足祥和之地，承担了实现人类理想的伟大实验。

2017年，欧洲刚刚经历“危机十年”，从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公投脱欧，欧洲一体化受到了轮番烤炙。欧盟虽未解体，但已遍体鳞伤。在欧洲之外的各大国中，似乎只有中国仍坚持欧洲是“一极”的战略判断。

如果说在2003年，美国只是欧洲“成长的烦恼”，那么在2017年，美国则让欧洲“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近年欧洲“战略自主”的最大动因，首推美国，其次才是英国脱欧、中国崛起。

其三，两次“大西洋变宽”，美欧社会的卷入程度不一样。

在2003年时，美国激起了欧洲民众的抗议。但这与特朗普时代美欧社会的相互震荡不可同日而语。

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美欧都陷入了社会动荡，二者内部都出现了大量的反建制极端势力。作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代表，特朗普的上台大大鼓舞了欧洲内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

特朗普本人在上台后与英国脱欧派以及波兰、匈牙利等“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打成一片。多位美国驻欧大使发表不恰当挺右言论，惹怒东道国。一度担任特朗普顾问的右翼思想家班农（Steve Bannon）在欧洲成立名为“运动”基金会，以期统合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2017年法国大选和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都可见美国极右势力的身影。

与此同时，在美国出现反种族歧视抗议时，欧盟“外长”博雷利大方谴责美国警察“滥用职权”，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而在特朗普与网络社交媒体的争端中（特朗普不满被“删帖”），欧委会负责“价值观与透明”的副主席乔洛娃（ Věra Jourová）明确表示支持后者。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模仿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高调提出要“让地球再次伟大”，并邀请对特朗普气候政策不满的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公民落户法国。

美欧之间的价值观交锋之所以不可等闲视之，是因为这不但与美欧各自的“政权安全”高度相连，也与国际秩序变迁高度相连。现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意识形态层出不穷，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实现自身普遍化的内在要求。这使得现代的政治冲突的烈度比前现代社会大为增加。西方国家是对意识形态战争最不陌生的。当下的美欧统治者都深知其中利害。

也正因为如此，当美国人民在2020年底把特朗普选下台之后，欧洲精英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规范性意义。如博雷利所说，这表明美国仍具备“民主复兴的能力”“这个系统是正常运行的”。

在特朗普时代，美欧之所以仍能维系盟友关系，不是因为二者“同文同祖”，而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美欧之间的安全纽带。由于长期专注于“软实力”，欧洲从能力上到心态上都已无法迅速重拾“硬实力”。而美国虽然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已失去霸主之威，但在军事上仍有压倒性优势。因此，欧洲虽然加速了军事一体化步伐，但仍不愿马上脱离美国保护。可以说，欧洲对美国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安全方面。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论”在欧洲激起一片反对，很好地说明了欧洲对北约的矛盾心理。

目前看，为了维护美欧安全纽带，欧洲愿意接受美国战略东移的大趋势（这个趋势在特朗普下台后不会改变），也愿意在一定范围内满足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附加条件（如停建欧俄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弃用中国的5G技术）。

二是中国因素。美欧都有联手应对中国的深层次战略需求，因此都不愿在形势未明朗前堵上“后路”。但美欧的出发点不尽相同——美国担心中国威胁其霸主地位，因此主要提防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意识形态因素实际归于其次；而欧洲并不介意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赶超美国，其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所能提供的新秩序对欧洲是否有利。目前，欧洲给出了一个悲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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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