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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不平等陷阱|发展中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以后,社会不平等的矛盾集中爆发,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都造成了深远影响。从历史的经验看,不平等不仅对发达国家有重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则同样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有11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成为发达经济体,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以色列、塞浦路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在其高速增长阶段收入差距都比较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差距过大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基本都陷入了经济停滞。下表描述了部分国家收入分配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腾飞经济体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经济停滞国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腾飞经济体中,不平等程度整体比较低,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0.319。新加坡尽管基尼系数较高,但政府为所有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住房(组屋),拥有更加平等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其实际不平等程度远低于数据。相反,经济停滞国家的收入差距则普遍较大。拉丁美洲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其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国家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博茨瓦纳等)大部分处于较低收入水平,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很大,南非基尼系数更是世界最高,达到0.77。在其他大洲中,经济增长绩效较差的往往也是收入差距更大的国家(如亚洲的马来西亚、欧洲的土耳其等)。
这些国际经验表明,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掣肘因素,过高的不平等使得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什么不平等在长期内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四种主要的机制。
第一,不平等造成社会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不平等一旦固化,社会矛盾将不断累积,直至发生社会冲突。一方面,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将使得大量低收入者对社会经济现状产生不满,并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会带来政治体制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导致法律和相关法规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不平等促使低收入者去从事犯罪暴力及其他破坏性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身不会创造生产力,却会导致产权保护薄弱,投资意愿下降。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引起社会政治不稳定、产权保护薄弱,导致投资水平下降,经济增长绩效变差。
1994年,南非黑人抗议并反对不承认他们基本权利、不与他们分享经济增长收益的制度,最终摧毁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些社会冲突事件背后都是不平等,不平等导致社会底层缺乏上升的希望,在受到不公平待遇后,只能以社会冲突的形式来获取其权益。
第二,不平等造成制度僵化。Engerman和Sokoloff两位学者通过比较南北美洲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绩效发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经济上的不平等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构建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
他们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由其禀赋条件所决定,拉丁美洲国家适合糖类、棉织品、银矿开采等具有较大规模经济性产品的生产,而这些行业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作为支撑。为保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他们不愿意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并剥夺了劳动者获取土地的权利和在政治上的投票权利。这样的制度可以最大化精英阶层的利益,但将在长期内阻碍了经济增长。
Acemoglu和Robinson等学者将这种制度称为攫取型制度,这种攫取型制度将降低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下滑。更重要的是,攫取型制度一旦形成则难以改变,精英阶层可以在这种制度中收益,他们有激励不断维持这种制度结构,使得经济进入恶性循环。
第三,不平等造成更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政府行为,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政府财政政策。再分配政策意味着穷人比富人支付相对比较少的税收而得到比较高的转移支付,所以当中间投票者收入水平与平均收入水平之比越小,即收入越不平等时,社会偏好税率就越高。高税收会降低投资者可得到的税后边际产出,从而降低投资和经济增长。
由不平等造成激进的社会再分配,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例子很多。以马来西亚为例,在经济独立之初,马来西亚经济主要依赖于马来西亚华裔,华裔和原住民之间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英国人在马拉西亚独立时将政治权利交给了马来西亚原住民,造成了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错位”导致马来西亚的采取了激进的再分配政策。为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偏向原住民的经济政策,比如要求国内企业做任何扩张时必须确保部分拓展事业由马来西亚原住民拥有等。这些政策导致国内企业在做扩张时不得不考虑其风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激励,影响到马来西亚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第四,不平等造成严重的机会不均等。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会造成个人之间的机会不均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其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职业选择等。不平等通过机会不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教育。低收入家庭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尽管很多穷人家庭的子女拥有较好的天赋,但他们无法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会降低他们个人的收入水平,固化他们与高收入阶层的差异,还会导致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阻碍经济增长。
即使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获得了教育,在进行职业选择时,由于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职业,这种“人穷志短”的职业选择造成人力资本错配,抑制了经济增长。同样,在面临良好的投资机会时,低收入家庭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本金而无法进行投资,这不仅会导致低收入阶层收入难以提高,还会导致良好的投资机会无法实现,造成物质资本错配,阻碍长期经济增长。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脚踵是其身上唯一的弱点,也正是这个致命弱点让他中箭身亡。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收入分配出现持续恶化,机会不均等、制度内卷化、政治不稳定往往随之出现,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灰犀牛,在增长中促进社会公平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三,作者陈斌开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作者感谢何则懿同学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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