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林团长·金性尧·定海城

因为头天晚上接到一封来自沪上某家学术杂志的邮件，我几乎整晚都没有睡安生。邮件里告诉我，刊物从新年开始将取消例行的论文英文摘要，所以我的那篇被自己“冷藏”了五年后即将在明年初刊出的“论文”末页上就只有光秃秃的三行字，编辑同志为美观计，希望我可以再增写些文字以填天窗！实话实说，笔墨生涯几十年，这还是我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儿——一般只听说作者被要求删减文字，很少被要求增加文字，而且还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由此想起很多年前高全喜兄对我的一个忠告：你要学会写鸿篇长文，不能只有短序！全喜兄目光如炬，一早就看出了我的“软肋”：就是不会长篇大论而只能短篇小品！而且，即使在小品文的写作，我有饶舌不够利索的毛病，但也必须承认，自己确实并不擅长“注水”。顺便提及，对于我之“絮叨”，罗卫东教授曾有一个最具“善意”的“解读”：无论品书论人，皆情至意达。字里行间，玄机密布，仰观俯察，乾坤隐约。乍看行文繁复，其实意蕴精到，叙事自创一体，意趣自备一格。

话说在背负如此重压情况下，早上也指定是睡不安稳了，我就索性起来，坐在电脑前，找出“旧文”，左顾右盼，左思右想，寻寻觅觅，看看哪里可以见缝插针，顺便“浇灌”文字。正在万般无奈之际，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忽然想到一条妙计，虽当时尚一字未着，得计之时却是心下大悦，所谓如释重负者，真莫此为甚也。

正在顾盼自雄、下笔踌躇之际，手机上短消息声音响起，近前一看，原来是林团长的微信，上面写道：应奇对曾经工作过的舟山及舟山的人文和同事还是蛮有感情的。

话说这位林团长是我三十二年前大学毕业在舟山工作时的领导，当时的市委讲师团团长，我也谐称他为“林座”。“失联”很多年，在五年前我“重回”舟山后，就找到他重新建立了联系，且互加了微信。2017年七月，岛上的一家书店为我刚出的小册子举办一个小活动，我还邀请了林座作为嘉宾兼亲友团助阵。转年五月，浙大校庆日，我和早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和同样毕业于杭大的我是不折不扣的校友的林座一起在浙大舟山校区的校园里度过了愉快的半天。那时距离我刚到舟山工作正好三十年！许是有感于此，我后来还写了一篇小文回忆在岛上两年的生活，应时而命名，小文题作“五月的定海边”。

接到林座的微信，还未来得及弄清其言所指为何，我就想起上半年小集《听歌放酒狂》出来后，一直惦记着要送书给老领导，但却照例一直延迁着未能成行——之所以要送书的原因主要在于那个集子中收入了“五月的定海边”一文。一念及此，我就放下手中的工作，马上语音给林座，很快接起电话的他告诉我正在舟山中学校友会值班，听明我的意思，当年的老领导依然思路清晰地指示我：如果我十一点他离开办公室之前能赶到，我们就在舟山中学见面，不然就在当年讲师团借用办公场地的祖印寺门口碰头。

放下话筒，取出那本早就准备好的小书，我就坐上出租直奔舟中昌国路校区。待我找到林座在值班的那座校友会的洋楼，老领导已经在门口等我了。为林座在大门口拍了张照，并玩了一张自拍，我们在校园里走了走，一向克己尽职的林座为我介绍了校内若干建筑的来由，尤其是校友会所在的这幢楼已有百年的历史，是定海本地一位在上海发家的近代史上有名的实业家刘鸿生捐建的，这应该就是当年这位实业家创办的定海公学所留下来的主要旧建筑。

在沿昌国路步行到中午一起用餐那家餐厅的路上，林座告诉我——事实上我也已经猜到了——他之所以今早给我那条留言，是因为头天晚上看到我的一条状态，其中提及在本地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记述定海籍作家和学者金性尧先生早年与鲁迅交往以及参与编辑《鲁迅全集》旧事的文字，我在其中述及因看到此文而与当年在舟山工作时的室友，现在那家报纸的主管黄君之间的互动。林座的印象和判断当然并没有错，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这则文字，除了金性尧先生是定海人，也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性尧先生乃是我的文学“启蒙者”——诸位莫要惊诧，我指的是，当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新注》1980年初版时，我父亲就买了一本送给当时在诸暨乡下上学的我，算是取代了此前的《千家诗》作为我的古诗读本。

多少因了这个缘故，作为业余文史爱好者的我似乎一直对性尧先生有一种特别的关注。经年收读了他的大量文史随笔不说，2014年深秋初冬，也就是眼下的这个时节，我在北京出差，大雾弥漫中还在成府路上的豆瓣书店收了一套唯独缺了《唐诗三百首新注》的《金性尧全集》。巧合的是，转年我移家舟山，住在临城，犹记世界读书日那天，我在新城的新华书店入手了“镇店之宝”《黄式三全集》《黄以周全集》和《金性尧全集》补编。之所以说“镇店之宝”，是因为黄氏父子和金性尧先生应该属于定海本地出生的文史学者中名声最著者之列。

说到这里，我想起那年在苏州访书，曾经淘得一册《边鼓集》，原书由文汇有限公司1938年十一月初版，我得到的是1986年的影印版，里面有金性尧先生（时笔名文载道）的一篇文字“哀日本水灾”，此文在批驳了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产生的那种“大快人心”的心态之后，还严正指出：“对于这一次的艰苦的抗战，我们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灰色的心理。像有些不自振作的人们，天天巴望着他们国内爆发地震，军队里发生什么‘黑死病’。停滞在这种侥幸、幻想的氛围中的人，正是‘民族失败主义’的一种变态！”如果我们联想到这样的文字写于日本军阀炸毁黄河的堤防，许多中国平民无辜遭受灾难的时候，我们与其说要佩服文载道先生的勇气，还不如说要尊敬他在那种时刻依然清明的理性。

当然，在林团长面前，我并没有谈这些过于沉重而严肃的“读人”话题，在享用他特意从家里带出的舟山老酒的同时，我们正在酒热耳酣地一起“话旧”——虽然，所“话”的“旧”也大部是与人有关的。令我意外的，应该是接着他早上那条微信的线索和思绪，从餐厅出来时，林座忽然问我想去哪里走走，他可以带我去。见我似乎茫无头绪，他就说，我带你去看看金性尧的故居吧！这反倒让我既惊且喜了。确实，我虽然一早知道金性尧先生是定海人，却不知其故居尚在。

于是满怀兴致地跟着团长来到人民北路桑园弄的一条小路上，步行不到十分钟就见到了那幢大房子。只不过金家大屋由于人民北路在九十年代的拓宽工程，已经拆除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无人居住，也不对外开放，而只在房子侧面悬挂了两块匾牌：金家住宅和金性尧故居。和三十年前的老领导一起站在初冬的秋阳里，此情此景，也未免让人有些唏嘘。

离开金家大屋，更有切身怀旧意味的是，林座还带着我一起寻访了定海北门外原青岭水库脚下的原财税干校，那里是当年我在林座指导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台讲课的地方。之所以说是原青岭水库，是因为城镇化浪潮早已让那座水库消失了，而我当年是在那里游过泳的；之所以说是原财税干校，是因为当年我们借用其教学场地的这所学校已经在别处新建校舍，于是眼前的校舍就像我们刚才看过的金家大屋一样其实已经废置和废弛了。只不过金家大屋的废置是一种独特的废置，因为它曾一度被挪作公用，后来又像一种无主物那样被处置，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准无主的状态。从费尔默的批评者洛克到罗尔斯的批评者诺齐克都曾经主张，占有状态是历史的产物，占有的链条是通过历史在时间中传递和传承的。悖谬的是，我们越是站在这样一幢近乎无主物的旧房子前，却越会兴起一种货真价实的历史感。

一起探访定海旧城的第二天，林座给我语音，说是已经读了两遍我的那篇其实是题献给他的“五月的定海边”，他高兴地发现我不但记得他当年对我的关怀，而且形诸笔墨，同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的他还少见地在电话里自我调侃，当年是不是管我们管得太严了？林座还说到当年单位领导慎重研究了我的考研申请，他也欣慰于他们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云云。对林座的美意，我在由衷感谢的同时当然也是愧不敢当，不过，我本来想说的是，文字能让我们共同的过往重新回到我们的面前，但是我并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因为，还有什么能比三十年后的“共在”更有说服力的呢？——那原是超乎一切文字和言说之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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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