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韩东育：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徵君”称号

本文整理自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的讲座“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徵君’称号”，文稿已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讲坛”系列第八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教授主持。

韩东育教授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东亚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学院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思想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著有《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中外研究项目十余项。

讲座现场

朱舜水 (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他以恢复明室为职志，海外经营多年，曾多次赴日“乞师”，最终于1659年定居日本。根据史料记载，明清鼎革后，朱舜水主要以舟山为中心,出入于日本与安南之间达十五载之久。

朱舜水在流亡日本后把中国明朝灭亡的教训和盘托给了日本。由于他去的地方是水户藩，水户是日本的“御三家”之一，掌控着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海外情报，所以在朱舜水托出明朝灭亡教训后，日本高度重视，并开始了改变战略布局的过程。曾在日据台湾地区出任总督府“民政局长”、后来到东北出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在稻叶君山所辑《朱舜水全集》序言中认为，如果没有朱舜水，大概就不会有二百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原先和中国一样主张“朱子学”，“朱子学”虽然触及到了“第一哲学”，但在动辄“拥抱宇宙”的理论构图中，有时空话较多。虽然日本之前也有“务实”的传统，但是在朱舜水“明清鼎革”的“现身说法”下，日本思想界开始朝实务主义方向展开了整体性调整。《大日本史》就是在德川光圀接纳朱舜水之后系统编撰的。其中，像中国《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之类的道德评价文章在《大日本史》中原来也有，被称为“赞薮”，但最后在定稿时，这些道德评价则被全部祛除，别为另册，只保留了“写实”的部分。写实主义的笔法，严格意义上说是朱舜水带去的，因为明朝的灭亡就是源于知识界的“虚学”和“党争”，是思想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务实学风所致。正因为如此，朱舜水才有过十二次之多的“拜官不就”。但是，其屡被征辟时所获得的“明徵君”称号，却有效地帮助他度过了海外转徙流亡时的劫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近代东亚各国间的礼乐关联和地政结构。

朱舜水是“浙东学派”人士，他自称“生于越而贯于吴”，在苏州一带学习过园林技术，到日本后还规划重建了“小石川后乐园”。他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动手能力的知识人。他的号“舜水”，指的是他出生地余姚的一条江——姚江。朱舜水到日本后，他的“恩公”德川光圀为表尊重想为其取一号，朱氏便想到了家乡的舜水。余姚有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梨洲“四大名贤”。为何朱舜水在国内名气不大、到日本后却产生了重大影响等问题，值得研究；他所提供的思想路数曾构成过日本走向维新变革的潜在动力一事，尤其值得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朱舜水客居日本时期，中日之间的关系主调并非民族主义，而是中华主义。

韩东育教授的《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书影

然而，生当明朝末年的朱舜水，对家国的心情却十分复杂。首先，朱舜水非常爱大明。1644年明清鼎革后，朱舜水便开始了海外漂泊的生涯。他在舟山、长崎、安南等地穿梭了近十五载，最后选择去长崎定居。在越南时，当地人只把他用作识文断字的写手，甚至还把他当成了相面先生，这使他在绝望之余，决计离开那里。而定居日本后，他发现，“三代之道”似乎已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关键在于日本人如何去努力和实践。这是对日本人的鼓励，因为当时“中华”的价值具有国际性普遍意义，代表着领先和进化。朱舜水在海外游走的目的之一是结交海外商人、筹集钱财以“反清复明”。在多年无果后，才决定去日本“卧薪尝胆”，从长计议。到日本后他教书授徒，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大日本史》的编撰者。朱舜水在海外“经营”的全部目的固然是躲避朝廷“征辟”、“经营外邦而资恢复之势”、“赴日为王翊借恢复之兵”和“遂蹈海全节之志”等，可其中，其躲避朝廷“征辟”的“拜官不就”行为与“深爱大明”之间，却表现出了明显的知行悖论。

在水户的德川博物馆里，有沉睡了三百年之久的大量珍贵资料。韩东育教授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份“监国鲁王”朱以海写给朱舜水、要求他回到自己身边帮助恢复明朝的敕书。严格意义上说，这属于“再发现”，因为该敕书曾于1912年在东京被展出过，但之后却不知去向。“发现”此物后，学者们一边撰写“祭文”去朱舜水墓前祭奠，一边在汤岛圣堂举行发布会，纪念重要“文化财”的重现。正是这件能充分证明朱舜水“明征君”身份的敕书，才在他差点被越南人杀头之际，侥幸躲过了一劫，所以朱舜水生前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平素秘不示人，直到去世后才被学生发现。第一次被展出时，亡命日本的康有为曾写过一封贺信。而1913年李大钊在看到“鲁王”敕书后，还写了《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一文。

《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书影

朱舜水在明朝期间甚至在流亡过程中曾数次被明廷“拜官”。他是因深爱大明才亡命海外的，但为何又不肯在明任官？在收到“鲁王”敕书后，他又为什么明知“敕书降自舟山”而不去舟山，却绕道去了日本？对于这些现象，韩东育教授做出了以下解释：一、朱舜水出于自保的需要和无力回天的现实；二、朱舜水对晚明政治没有认同；三、朱舜水对明朝的“官学”已经失去信心。在《中原阳九述略》的第一段《致虏之由》中，他认为明朝将满洲贵族招致中原是因为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即“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语曰：‘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他在文中发出“时日曷丧，及汝偕亡”的感慨，这是商周鼎革时商人倒戈的情形。最后朱舜水写道：“……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而细民无智，徒欲泄一朝之忿，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将责任归咎于掌握意识形态者的“空谈误国”。这是朱舜水在日本写的，所以日本人也就最先知道明朝灭亡的原因。这比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林上珍的《满清有国论》，要早14年。

当时由于“锁国”，长崎并不允许外国人定居，经人介绍，德川光圀派小宅生顺对朱舜水进行了为时不短的观察。小宅生顺认为朱舜水很有学识，并且手持明朝灭亡的“密钥”，就将其引至江户和水户居住。朱舜水在日本写下过“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私计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惟在勃然奋励，实实举而措之耳”等话。这当是浙东学派“实学”精神的体现。此事对德川光圀鼓舞很大。当时日本有一本书叫《华夷变态》，记录了明清鼎革事件的许多细节。朱舜水自是有着浓厚华夷情结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对比之后认为，日本能成为“中华”，而当时的越南则仍是“蛮夷之地”。

朱舜水“拜官不就”的原因是他认为明朝政治腐败、学术尚虚，一切都已无可救药。朱舜水虽然对明朝感情深切，但已无力救助，只能寄希望于在海外发现“中华”，并将所有经营之功都用在了日本。韩东育教授认为这一过程对“中华”本家没有什么好处，但对日本有用。日本认真进行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当然也在自身强大之后回过头来挑战了中国。后来有人戏称中国有“二子”，朝鲜乃“孝子”，而日本乃“贼子”。朱舜水希望找到“真中华”，并用以挽救明朝。后来在甲午战争时，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曾在檄文中鼓吹中国与日本乃“同文、同种、同教、同俗”，日本是作为“中华”来“解放”大明的而不是侵略，呼吁中国人要放弃抵抗，以免“为明先君所笑”。最初朱舜水将自己对明朝的失望转化为对日本的希望，后来经过代代学生的转化，发展出了各种观念。从后藤新平的话语看，明治维新的很多种子也应该是由朱舜水埋下的。

韩东育教授认为，不宜将朱舜水视作“卖国者”，因为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面对所谓“华夷变态”，朱舜水不过是试图通过文化上的分类在找寻“真中华”。日本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在宋元鼎革之际，日本人“举国茹素”即不吃肉，以示对宋朝的哀悼。就是说，日本有“亲南疏北”的习惯，对“夷狄”等“骑马民族”保有警惕，而对南中国则相对友好。因为对朱舜水有这样的历史定位，所以，其在德川家的墓在今天也才能成为中日文化因缘的纽带和象征。

“明征君”中的“征”指“征辟”和“擢官”。朱舜水常用这个词表示自己是被明廷征召做官之人。“征君”的名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障其超越国界的尊严。“明征君”的身份使得朱舜水在日本和越南都备受敬重。前面讲过，当朱舜水在越南被押解刑场时，他称自己是“明征君”，并将文书交予当地官员，于是才保住了性命。此外，“征君”的权威价值一旦为列国所知，还能给称号所有者带来不小的便利。第三，“征君”称号有隐蔽价值，有利于朱舜水流亡国用来做地缘政治考量。这个价值体现在，朱舜水虽然表面上是“亡国之臣”，一无所有，但是人们通过他在日本所受到的优遇，可以反知明朝的余威，因为明朝曾是册封过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上国”。朱舜水虽然不想出任明朝官员，但是出国后却发现了“明征君”身份的重要性。这是他矛盾心态的体现。

明朝灭亡后，很多中国人赴日“乞师”，日本人也曾有过动摇，但是认为清朝“其锋不可犯”，遂作罢，改为财物上的支持。当时明朝货币在日本是“硬通货”，来“乞师”者于是收到了大量“洪武钱”。当然也有“求援者”去日本干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有的还被黄宗羲写进了《日本乞师记》与《海外恸哭记》中。日本人起初还有更多帮助明人的想法，可当看到某些乞师者的种种劣迹后，乃因失望而作罢。当时的情景，也验证了朱舜水在《中原阳九述略》中的某些深刻自省。

在水户还发现了《郑成功赠归化舜水书》。郑成功本名郑森，字大木。他也知道朱舜水远赴长崎，“一别万里”，希望能与之携手为恢复明朝做贡献。但朱舜水并未回信。当时流亡海外者也试图互相联络。梁启超曾专门研究了朱舜水，编写过《朱舜水先生年谱》，并说：“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述’。此外，《文集》中关于这类话很多。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清末再次出现反清运动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曾是朱元璋使用过的口号，孙中山后来在内田良平家中开会时所拈出的十六字口号中这头两句，据说还受到了日本人的有意影响。

总之，朱舜水不愿做官又不舍征君身份，志在恢复中华却把希望寄托给日本，凡此种种，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舜水本人的内在纠葛。朱舜水是中华价值的崇奉者，但明朝当时已无药可救。这恐怕才是他屡次辞官并到日本去找寻中华“真精神”和“真灵魂”的真实原因。然而，朱舜水务实的浙东学术精神，毕竟在异域结出了果实，梁启超甚至认为，“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如果就民族国家的语境来观察朱舜水，那么他应该是一个“灰色人物”。但是若返回到前近代，则朱舜水只是一介希望寻回“中华”价值的文化人士。关于朱舜水的研究，韩东育教授已经撰写了《朱舜水在日活动新考》、《朱舜水在日活动再考》和《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征君”称号》等文，将来可能会编为一册。

朱舜水在日本的纪念碑

朱舜水作为一个几乎身无分文之人，在日本赢得很大尊重。现今在日本还有朱舜水带去拉面、菜肴等说法，可见他影响极大，值得从他身上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相处之道”。并非“低三下四”就会被日本人尊重，朱舜水就并未如此。他经常指责日本人的不足之处，但又肯定其继续发展有机会成为“中华”的可能。为了鼓励日本人，他也自称“夷狄”，并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的说法，指出只要有“德”，便不必计较出身与血统。所以后来元朝、清朝也通过这种说法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舜水帮助日本人摘掉了“夷狄”的帽子，并告诉他们明朝灭亡的教训。于是日本人“轻装上阵”，开始整体改造，最后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西方来了，他们才知道“道出于二”。中国有“道”，而西方又有“道”，（当时的）中国之“道”在文武方面皆不如西方之“道”，所以需要学习。所以朱舜水对日本真正的意义大概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而在此之前“实学”的奠基是一个长期的思想解放过程，这大概就是朱舜水带去日本的。当时日本有荻生徂徕，他比朱舜水年轻，但是常与后者的学生们文通，受到了很多其思想影响。而伊藤仁斋想见朱舜水而未遂，但他们互相读过彼此的文章。还有同为“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也与朱舜水之间有过诗文往来。日本的“古学派”就被称为“实学”，而朱舜水带去了“浙东学派”的务实思想，朱舜水和荻生徂徕为自己学生推荐的书目几乎如出一辙。

韩东育教授认为，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前“日本的明治维新源于西方人到来后的突然爆发”是一个误读。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有一百五十余年的自我调整，而这有相当明显的朱舜水的痕迹。由于对明治维新的误读，中国人可能认为日本是“暴发户”。但如果将这段思想解放运动结合考虑，其实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并不突然。在西方人的游记中提及他们与日本人的想法一致，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不可能。所以日本当时尚不发达，但价值观与西方趋同，这很重要。所以不能认为日本近代化的“绝对时间”始于1868年。

朱舜水带来了启示。有些人带着恢复家国的情怀，远赴异乡，并激活了当地，使日本成了中国的“天敌”。日本也经常“摇摆”：在一万日元上印着福泽谕吉，此人提出了“脱亚论”；但日本宣布2024年开始流通的新版日元要将这个头像改为涩泽荣一，此人提出“《论语》”加“算盘”的结合，前者代表中国，后者代表西方，这可能是向中国靠近的信号。如今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应当从“民族之争”回归“文化之争”。中国最初提出“华夷秩序”，建立“封贡体系”，是因为当时提供了外人不具备的公共资源，而现在拿什么去做贡献值得重新思考。朱舜水之所以在日本等地凭借“明征君”的称号能够平安无事，是因为当地已经高度认可“中华”价值。朱舜水之学行于日本，算是人类之幸。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整理他的材料，这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益，也是中日之间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