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希望同在：“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会议纪实

 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主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研讨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于2020年11月21-22日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

在21日上午的会议开场致辞中，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对本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40年研讨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认为以“强国、强学、强人”为重要旨趣的人类学学科在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任重而道远。

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亦农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中国人类学面临的两个分离困境：第一，人类学作为一个西方诞生的学科本身年龄就不长，再传到中国来就会面临一个所谓的本土化的问题。此处的“中国”作为一个田野还是一种方法，对此可以展开讨论。第二，就可见的困境或者分离而言，人类学专业自身面临着中国本土内部的争议，类似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关系，在国内已有一定研究基础并值得继续探讨。

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葛希芝回顾了中国人类学四十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在强调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她提出也应赋予环境观察、生态、城市规划等实际的物理变化对所研究人群之实际意义。思考这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是如何以一种其称之为缓慢民主的方式前进的，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此她详细解释了这一缓慢民主的方式进程，肯定其推动社会向新的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她对中国人类学四十年在农村知识生产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并表达对中国新生代的人类学者在新阶段工作的殷切希望。

已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为中国人类学重建做出重要贡献。其子陈华毅在开幕致辞中表达了对重建新时期的人类学学科研究的期待和关切。老一辈人类学家们在中国人类学发展道路上铺设一砖一瓦，年轻的人类学家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在研究与发展的道路上，学者们不会“背靠大树好乘凉”，相反，勇往直前不辞辛苦的精神属于中国人类学工作者们。

一、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

历时六年的国家社科课题“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民族志实践与书写研究”结题，课题负责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马丹丹的主题发言“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又是结题报告。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为了解人类学重建的早期历史，她走访了南、北人类学基地，得到了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北京等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师长和学界同仁的帮助和支持。

结题报告从五个阶段梳理中国人类学学科从早期重建至当前时期的发展脉络和成长轨迹，探索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阶段艰难而曲折的发轫历程。她将早期阶段划分为遥看草色近却无、蛰伏和国际化渗透与共生，直到三大团队引领的田野回访，才实现了早期阶段的起飞。1979年中美学术交流取得初步成果，第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进入中国大陆，欣喜惊奇地打量大陆正在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武雅士、波特、施坚雅等人均延续或开拓了他们的田野路径和问题意识。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学科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费孝通的“三科并立”思想也对人类学的学科复兴起到及其重要的支持作用。至1986年四大分支的学科架构渐渐瓦解，体质人类学的应用性地位下降，都市人类学异军突起，证明了其优越的工具价值。阮西湖以都市人类学为切入口，促进学科的国际化接轨，周大鸣上书教育部为人类学一级学科“请命”推动了学科的世俗化。在童恩正、和少英等人的努力下，“民族识别”支配的民族史范式悄然松动，为学术思想的解放迈开了一小步。国际学术环境的接触与渗透，往往对本土化的发酵、意识唤醒起到外部刺激的作用。与此同时，本土化的逻辑自洽之所以能完成学术传统的交接、传承和延续，充满意外和偶然，与国际化的“染指”紧密结合。以周大鸣、庄孔韶和王铭铭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将“田野回访”作为学术再生产为代表，尤其是庄孔韶团队开展的长时段“金翼”回访工作，从一般的理论对话进入到了探索表征多样化的可能。在田野回访经久不衰的再生产趋势中，性别视角也在逐渐呈现。1998-2008年，尹绍亭牵头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走过了十个年头，通过引入美国同行的“基于社区”实践和地方史“数字档案”项目成果，在比较中她建立了得与失的评估体系，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早期的国际化交流倾向于单向度的接受、改造，随着交流条件的改善和渠道拓展，一种新的汇聚（assemblage）正在形成。中国人类学者参与到共同的学术命题中贡献自己的知识生产、洞见和发现，“去本土化”意味着探索的道路上对知识盲点（blind spot）的不断触碰，同行意识的不断激发与借鉴。建立在共生的基础上，本土化作为材料，而不是方法，从而为研究提供动力。

最后她总结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值得探讨的六点问题。一、都市人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二、理论范式的交锋产生妙趣横生的文化的解释的多种可能性。三、人类学的体和用的关系。四、学科弹性。五、技术支持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六、介入还是不介入，这是个问题。这六点问题集中表达了对当下民族志实践与理论思潮动向的学科批判语言的可能性。关于学科弹性，她指出学科弹性是学科品格的双刃剑，它塑造了人类学与时俱进的品格，但是又掩盖了根基薄弱的事实，它与修辞转换和国际人类学思潮变化相关。为此她提出要有一种新的转译者，要在国际化信息获得和筛选机制上在盲点区域产生破坏、创造和革新契机，并重新回到西方人类学理论史的介绍翻译。而回到民族志实践经验和表征范畴，她发现在“写文化”的破坏性创造的影响下，民族志者因为强烈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产生了畏惧亲密的田野关系、畏惧权力不平等视野下作者权威批判而耽于反思、不敢介入的犬儒氛围。相较于1990年代完成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作品，2000年以后的作品虽然在个体经验的多样性方面有所开拓和延伸，但是失去了1990年代有志于宏大叙事的而且不失社会变迁质感的民族志整体视野，反而加速了细枝末节的碎片化叙事趋势，在后现代的影响下，表征与权力的关系反复检视，看似是写文化催生的民族志多样化书写风格的到来，但是也在腐蚀民族志文本原本就不甚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石。

正如在马丹丹的报告中，体质人类学在人类学重建早期扮演了急先锋的盟友角色，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张先清继续讨论人类学四大分支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曲折命运。这一学科制度设计彰显出整体主义视角，但是在落地过程往往遭遇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涉及学科内部如何调和配置不均衡的紧张关系。他强调多年以来人类学界区隔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然而对于一个不太强大的学科来说，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因此，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并且还应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一、张力与分歧。他介绍了林惠祥的学术传承谱系以及给厦大人类学系打下的四分支烙印：“系、馆、所三位一体”。他纠正了马丹丹所说打上“进化论标签”的林惠祥说法。Robert发现即使是博厄斯时期的整体主义也从未存在过，这是一个神话而不是现实。二、人类学四分支的学科团队建设已初具规模。他指出如果今天的人类学在现实当中没有形成整体，那么它应该是整体的，我们应该继续谈整体论，即使是我们在试图走这条路时遇到了挫折，我们也是要坚持这条路。因此，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多学科协作与重新拉回“整体人类学”之路，也许才是“新”人类学的真正目标。坚持四分支的理想在厦大的经历无疑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面对不被理解的学科理想的现实，制度设计者和学科规划“工程师”的孤独也在不言间。

人类学四分支学科设置不仅仅是理想，也是人类学“学徒期”训练体系，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何国强身上有着现身说法。1994-1997年读博期间，在黄新美的联络下，吴汝康多次受邀来中大讲学，何国强在《体质人类学》课上获得坚实的基础，“后来从事贵州与青藏高原的民族调查，曾带着测量工具下田野，测量了贵州黑衣苗族、川藏交界金沙江地区的三岩藏族，滇藏交界的怒族、独龙族与傈僳族”。他认为围绕着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的学科体系发展这根主线，无论是个人还是学科，都应该照五次镜子：一是理论照实际的镜子。人类学学科理论差的是实际，通过照镜子能够发现差距。第二是汉族的研究应该去照一下少数民族研究的镜子，或者反过来互相照一下镜子。第三是中国照向外国的镜子。他指出一定要照一下国际同行在这个定位中的镜子，要知道他们的积累、观点和异见。第四是四个分支要互相照一照，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这三个分支其研究对象和文化人类学是不一样的。他指出胡鸿保等人撰写的《中国人类学史》以文化人类学为主轴，几乎没有提及体质人类学等三分支，这是一个问题。第五是现代照过去。人类学系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单学科结合其他学科，例如历史人类学就是对“有文字社会”的方法论回应；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大部分是汉族，研究少数民族一定要做田野调查。

何国强带领他的团队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秋那桶的阿龙怒族（左图）和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的独龙族（右图）从事体质测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王建民主要就中国人类学学派的问题展开讨论。他指出学派是作为一种关于科学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和支持，包含着理论方法论、话语表述方式、学术领袖和团队成员、研究规范、系列学术作品乃至于专业教学设计以及模板。要谨慎对待学派问题。关于“中国学派”内部的纠结和叙述理论研讨的困境，他认为如果要实现知识体系的对话，就应当进行中国历代学术史料和资料的整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财富。他提出“在中国研究实践当中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历史人类学也作为一个分支来看待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关着门讲中国故事”是不行的，只按照中国固有学术理论做研究也很难成为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人类学学术流派。对此，应当既反对简单的套用西方理论，又反对只是“讲中国的事”自说自话。为此他建议深入、扎实地进行田野民族志，是建立学派的可作为之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学派建立的实践取向。所谓田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史料田野，二是学科史田野。王建民用田野去回答学派涉及历史传统和时代需求等复杂现实，用学术对话来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和学科边界弥合的可能性，表现出保守稳健而不乏自我改良的学科史进取态度。

王建民线上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深入探讨了学科史研究当中应该克服内卷化的问题。学科史的内卷化有四个表现：一、社会人类学化，也就是它重社会轻文化，讨论的概念如“社会体系”、“跨体系社会”，基本上不涉及到文化、人性。二、人类学者对于体质、考古、语言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不敏感，一个学科没有办法从事所有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脑子里不能缺少对这些成果的消化能力和关注的意识。三、地方割据，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区块的学科史，缺少整体的对话。学术共同体也还是要有一个范式的认同，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四、学术风气浮躁，要警惕历史虚无。此外，他提出以内卷化的趋势扩大学科史观念的格局，具体有两点：一、要有后现代转型的意识。后现代思潮至少还是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它保持了边缘对中心的抵抗、对差异意识的保存。二、要更多地重视原始社会史。今天看来如此陌生的原始社会史的学术语言恰恰包含了有待理解的语言学解码，它是人类学、民族学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获得的合法性位置，推动位移的制度力量和现代化建设，给人类学重建腾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学科话语。当下对于人类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淡化“宗亲”意识，强化“姻亲”意识。人类学学科需要把“他者”的事情看得比我们自己还重，“姻亲”、“他者”两个概念要多加强。

如果说马丹丹在她的回顾与反思部分提出人类学的体和用的关系，指向体和用之间一致性的实用主义传统批判的缺位，那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黄剑波则指向体用之间的互惠可能，并传达一种包容彼此的善意。他在开篇前幽默地说道：“讨论过去40年中国人类学重建的历史的起意是很好的，免得出现刚才张海洋老师批评的我们是数典忘祖、欺师灭祖。”他认为“体用之争”的第一种张力是中国的主位与主格，包括：一、中国的人类学，从落脚点可以感觉到人类学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服务中国。二、人类学在中国，中国不过是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无论“中国的人类学”还是“人类学在中国”，这种体用之间如果只执着于一端，会产生很多问题。按照他的理解，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应该是复数的世界人类学一部分，也是中国学术的部分。第二种张力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张力。第三种张力则是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张力。无论是经验和理论的角度，还是中国和世界人类学学科的角度，还是研究和应用的角度，三组张力关系应该都是互惠的。不仅仅是希望推崇一种两端之间的互惠，其实本身“体”和“用”应该是一个整体，它并不能消减前面所说的张力，张力是真实存在的。

之后参会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人类学四十年来的主体学科建设经验”的主题展开讨论。云南大学教授庄孔韶询问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创造”效应在破坏后如何建立，这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试验的，也是值得讨论的。何国强提出疫情期间是否有可能逼迫滞留在田野当中的人类学者被迫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开展长期调查，有可能产出坚实的民族志成果？张海洋回应“有可能”，并指出不能太务实，像学科史这样务虚的工作也需要有人专门做。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石奕龙补充了为什么南方高校保留四分支体制较之北方相对完整的学科背景交代，并指出人类学文章在发表当中由于没有在学科分类体系占据一席之地、面临的任意归属的窘况。青岛大学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杜靖则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经历来诠释“四个学科没有分开做，而是共享一个知识原型”在他身上的“毫无违和感”。他强调学科史和学术史要分开，他主张学术史的分析路径。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精当地指出马丹丹的课题架构当中缺失了北方板块，期待她打破藩篱、打破区域间隔，将中国人类学史串联起来，将其他跨地域的人类学学术史的传统糅合到一个框架里，呈现一种更加丰富的中国人类学史的发展脉络。潘守永简单描述了中国人类学在欧美人类学语境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现实呈现，指出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中哪些是不变的存在？是否一定要回到“言必称孔孟”的思想根基？

二、人类学跨分支学科理论方法探究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教授沈海梅从性别研究出发，进入到女性人类学者的身份政治议题，这些现实批判不仅仅是对女性自身的深切的同情和“哀鸣”，也包含了既定学科制度批判，打破权力不平等“均衡”重塑政治经济意义的两性平等。在学科发展过程当中，如果人类学是在“夹缝中生存”，那么女性人类学身份空间更为艰难。关于整个社会性别研究，她指出要关注社会性别意识、行为、角色，以及各种社会性别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体系，包括恢复重建当中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的推介。在她看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中，女性人类学研究更多地是集中在四个方面的主题：一、文化多元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不能将中国妇女简单化地勾勒为少数民族妇女。二、宗教与性别研究。三、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研究。四、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会性别。最后她回顾了中国女性人类学学术群体的发展困境遭遇，希望80后的女性学者可以把女性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建立起来，让更多的女性不再是原子化，而是要形成一个整体。沈海梅提倡“女性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不一定是女性抗争的唯一之路，而且中国女性人类学者在高校科研机构长期遭遇的“天花板”效应并非仅仅中国如此，1930-40年代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女性人类学家长期被边缘化、甚至无法获得专业人类学者的教席和研究职位就是生动的历史写照。劳拉（Laura Nader）刚来伯克利人类学系的时候是这里是男系（male department），而她的年薪只有男职工的一半。她认为要靠自身的推动才能一点一滴地改变这一政治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有鉴于此，是否可以将“女性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设想扩展为一个打破东西方刻板印象的跨国的共同努力？看来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庄孔韶分享了其团队数十余年间人类学学术写作、电影、戏剧、绘画和新媒体等跨学科研究与实践。他最早和同学与黄淑娉老师一同去西双版纳，后来就作为独行者自己去到怒江大峡谷和中缅边境，生态人类学的探索悄然开始。自1983年从事以《金翼》为原型的古田县湖口镇黄村的回访以来，一发不可收拾，跨越二十多年的时间长度，其回访再生产的动力是什么？庄孔韶带领的团队用两条腿走路：一是论著论文，二是集体做电影。电影和文字不可替代而又彼此互补。1995年庄孔韶就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用农民颗粒归仓的农事活动来比喻这种多技术、多方法介入的民族志表征实验。20年前团队悄悄地开始做绘画人类学的工作，和职业画家在一起做，之后又有戏曲家介入，同理还有博物馆。2019年11月30-12月1日在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博物馆召开了绘画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暨人类学绘画展，这是庄孔韶尝试的跨学科合作与行动人类学的展示，包括论文、电影、诗歌、绘画、表演、戏剧和新媒体成果。他将这种跨学科合作表达为“综观”：在一个点上诗歌、绘画、文学、影像等多种表征互补的状态越增加越好，认识论最理想的就是达到一个综观，而这种综观和人类学四分支架构的整体性来说是息息相关的。他指出，为了多种表达形式予以表现，不同学科的人一点一点卷入，这并非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带有偶然性。他毋宁将学科建设称之为“学科设计”。“现在正是打破学科壁垒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打破的方法。实现一个整体性的观察还是哲学上的综观是很难的问题，可能永远达不到绝对好的认识，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路上”。反过来，画家、戏曲家也在学习人类学，这样跨学科合作是否是“类民族志”的本土化创作，还是冥冥中与马库斯的“类民族志”不期而遇？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文化盛事。

杜靖主要讨论其20年来关于中国宗族与汉人亲属制度的个人研究心得。他指出在其第一部书《九族与乡土》中，把五服九族作为理解中国特别是汉语社会的观察点。该作“超越了国际上长期流行的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相分离的亲属制度研究格局，达到了世界人类学研究水准，推进了国际人类学有关亲属制度和世系群的研究”。他指出个体不一定按照亲属距离互动，这就是实践性亲属关系的概念雏形，不同于阎云翔的是，杜靖并不完全在礼物的工具性关系范畴表达实践观，而是在亲属与国家之间的动态概念，是一个弹性的实践性状态，这种思想在《在国家与亲属间游移》淋漓尽致地体现。他诘问“明明是制度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用组织的视角呢？”近期他思考的问题是，为何宗族可以到达华南、台湾地区、新加坡，却不能到西北、不能越过长城进入游牧地区？这就变成了“空间中国”理解的研究。他相信中国是一个概念及其实践的结果，最顶层的哲学设计是语言哲学。杜靖自称他的研究是从学科史到科学人类学再到知识人类学。“哲学王”是一种个体的选择，还是一种回归必然？恐怕作为开放性问题将其看作是一种声音比较妥当。

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守永论述了博物馆人类学在当前的现状、问题和可作为之处。他指出当前博物馆的造馆繁荣当中没有人类学的身影。其次中国尚没有表达多元身份认同的“博物馆人类学”，涉及到博物馆自身文化的转型和文化表征的转型。此外，博物馆还有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博物馆的五种类型（1.考古学的或者历史学的；2.文学；3.艺术学；4.民族志；5.科学）可以理解为博物馆的五种叙事类型。二、博物馆的三种图像学类型（1.考古学模式；2.艺术史模式；3.民族志的图像模式），按照麦夏兰的博物馆读本所言，博物馆从高度统一的国家认同演化到更具多样性的地方认同，伴随身份与地方社会的脱嵌，大城市博物馆和世界性博物馆和新的认同纠缠在一起，“博物馆表达的是复合的、多样文化的身份”。潘守永提出问题希冀引起学界注意：四分支人类学容易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吗？一个尖锐的现实是高校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长期发展停滞，其次1970-80年代的物质文化研究以及考古学成果还未充分吸纳到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来。潘守永思考期待未来拥有有一定专业水准的人类学博物馆，而他本人正在从上海大学博物馆改造实践开始，一点一滴地推进这一学术理想的成熟，他的回答务实而坚定：“我常常会说我们的前辈怕流血，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流汗。”

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40年传递的是在困难面前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希望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认为虽然学科地位比较尴尬，但是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夹缝中得到长足发展，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和学术论文，还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学术队伍。他对人类学新生代的定义是：专指1965年及其后出现的人类学家。徐杰舜意外地发现潘守永、杜靖等人也在他的对象行列之内，因为新生代的界定外延较大，几乎涵盖了60后、70后与80后，90后也如雨后春笋崭露头角，如果考究学习经历、学术训练和知识体系、国际环境交往等因素，这其中的代际差异就愈发彰显。他将黄剑波、龚浩群主编的《成为人类学家》看作是中国人类学新生代崛起的标志，“崇高的学科意识、深切的学术关怀和深情的人类学情怀”，宣告了中国新生代的人类学家的崛起。他相信新生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希望。徐老师最后透过大屏幕，对现场的参会听众大声说：“新生代，中国人类学看好你们！”，让会议氛围达到高潮。

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陈沛照讨论人类学和民族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历史现状来看，民族学无疑是强势学科。但是人类学在国际语境的通用说法和人类学在国内的处境又不相匹配，这两种张力不得不让学者反复在理性层面强化人类学的学科重要性，又不得不在学科资源配置层面承认学科地位的弱小和弱化。他提出人类学学科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供思考，例如影响民众认知的公共人类学的力量不足。和徐杰舜寄予新生代的乐观主义不同的是，陈沛照将学科发展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他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中国人类学提供了独有的机会”。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罗彩娟认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要整体性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她分享了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民族学人才模式培养经验。她于2016年调到广西民族大学担任民族学本科专业负责人。人类学2012年开始招生，因为生源不景气，2019年停招。相较而言，“民族学专业系学校保护专业，不收学费”。在团队努力下，2019年民族学获得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培养教学、实践、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性人才是团队的努力目标，具体实践如下：一、教学基础建设投入。她特别提及团队在体质人类学建设方面的投入：推进《体质人类学》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实施，建成体质人类学实验室。二、建设一批校内外实践教育基地，成功开拓了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田野基地，尤为瞩目的是，罗彩娟在她的家乡象州建立了专业合作的横向项目，与当地的行政系统有机结合。最后她提到如何把培养“三位一体”创新型人才的目标提炼上升至理论层面。人才培养改革是一个长期目标，每一小块土地的耕耘都留下罗彩娟等团队成员的汗水和心血，并折射出学科团队的凝聚力和学生参与的学科认同感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维系。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是学科重建以来涌现的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2000年，陈学礼老师是中德联合培养的第一届影视人类学进修班毕业学员之一。陈学礼发表了他对影视人类学现状的看法和反思。陈学礼对民族志影片流于场面化、表面化的通病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剖析。他认为，其根源是民族志工作者没有找到影像背后存在的文化意义，即真相的意义，探究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文化绘画的工具，这就需要田野的观察包括拍摄过程当中的观察足够细致，需要不断地反思和反省。另外，他还分析了目前影视人类学中存在的软弱性：第一，片子软，影像不够有冲击力。第二，所谓的做影片人本身的软弱性，受制于投资方的授意又要取悦观众而牺牲创作的独立性。第三，影片关于人本身。10月底，马丹丹邀请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和陈学礼做了一场打破“文野之别”的线上对话，在这次活动中，陈学礼肯定了蒋能杰导演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实践“回到人本身”的电影宗旨，在此，他反思部分“学院派”民族志电影做成了“只要文化、而人只是文化的工具”这样的结果。自1988年影视人类学引进始，他建议以自己国内的影片为素材，以影片背后生产过程当中遭遇的问题为分析对象，他称之为“情景叙事”。陈学礼在将近20年时间里参与乡村影像的尝试，11月20日在上大社会学院放映他的影片《上囡村影音日志》就是这批作品之一，他尝试让村民拿起摄像机拍摄，穿插入村民拍摄过程中主体身体姿势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机位、镜头的运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制作人是他和两位村民拍摄者的联合署名，“合作”在内容和署名权上实现了统一。这种实践给他带来的思考是“是否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莎莎以编辑的视角和经历指出，目前学术性很强的能够站得住脚的社科著作精品，在出版市场上并不是很多。她回应了陈沛照所言的公共人类学的影响力衰微的问题，从出版的销量出发，将人类学好的作品推向市场让更多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类学、认可人类学。王莎莎批评了学界存在的“放水”风气，师生一窝蜂参与课题，为了应付课题或者“赶时间”仓促准备，出版质量无法保证。她汇报自己现在主要的出版方向是多做一些比较扎实的民族志作品，以及反映学科前沿的人类学作品，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张留林是泰兴丁文江研究会的成员，这次参会主要分享了有关丁文江资料文献的现状，并基于此表达了对于资料出版的诉求。丁文江是光绪13年泰兴黄桥老户名门望族，他是近代地质学家、科学家，在地质学的主要贡献基础上，他还是人种学调查的先驱。作为家乡文史爱好者，张留林热衷于收藏丁文江手稿和原版照片以及他的人种测量资料。为此他提出问题讨教：大量的云贵地区20年代民国初期人种学的测量数据，如何比对丁文江的文献和笔记？如何做一些后期的跟踪、挖掘和总结等。他建议：如果能集合丁文江过去调查的云贵地区其现在社会生活的情况，重组丁文江当时的考察线路，还有一些实质性工作可以跟进。《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的作者王建民深知丁文江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上的学术位置，他肯定了这批丁文江资料收藏的学术价值。

1914年丁文江赴西南地区考察地质同时，亲自测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民族14组1100人，推进了民国人类学研究（张留林供图）

鉴于不少学者谈及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王建民诉诸历史渊源厘清概念用法上的困惑。他指出民族学是20世纪前半期，蔡元培受欧洲大陆学术传统的影响使然。到二战结束以后济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一些大学纷纷建立人类学系，也表明了二战期间美国的学术影响力的逐渐扩展，在这样的学术影响力扩展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概念使用上的变化，从欧洲大陆的民族学到美国式的人类学，而且这个学科建的模式也是美国版的。1949年前后院系调整以后人类学系被撤销，全国除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外，大学里面只有一个人类学教研室，就是复旦大学以体质人类学为核心的教研室。今天是不是能够合而为一要视未来的发展状况。学科可能和国家政治有很强的关联，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重组可能会带来学科的重组。

三、民族志调查研究及田野经验反思

22日上午的研讨会中，张经纬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华南学派的文本进行了初步分析，讨论“华南研究的困境”。华南分为四个具体的研究板块：香港地区、珠三角地区、粤东北、韩江三角洲。他认为华南研究走向了人类学的反面，维持的路径应是启蒙式的维度。他旨在描述清楚陌生感的源头在于华南研究实际上是沿着一种启蒙史，类似于历史学研究的脉络在走，把这些当地人描述成一种被启蒙的状态，经过了国家化的启蒙以后才变成了文明状态。他认为华南研究的宗族组织并不是一种北方移植过来受到北方文化感召以后突然在南方建立的宗族或很多组织，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叙事，把原先地方的机制用另一套语言和结构装置予以替代。最后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第一，文化自信。建议南方的华南学派的学者可以再文化自信一些，我们要勇敢面对未开化的过去。第二，华南研究需要一种自洽的心态，不要抛弃史前，要把史前和所谓的文明化进程打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第三，回应科大卫曾写过一篇文章“告别华南研究”，相反，“我们不要告别，而是不断地深入华南的底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潘天舒结合20多年在都市不同语境的田野研究实例，分享其在上海进行的具有前瞻性、公共性和植根性人类学学科发展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给他更大成就感的团队建设——告别19世纪体质人类学带有种族科学意味的学科传统，而转向21世纪商业和技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研究特色。回到他的个人研究，他关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位于上海老城区“上只角”地带的“下只角”空间记忆，而且这些不被人注意的空间正在飞速消失。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社会记忆如何关联起来，潘天舒开始了上海发生的士绅化过程研究。近年来他在做适老科技和社会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他将这二十年自己参与的复旦人类学学科建设概括为“10个一”：一个中心；一个丛书系列；一本《复旦人类学评论》；一个复旦人类学公众号；一个学术节；一个当代人类学讲坛系列；一个质性研究工作坊系列；一个应用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系列；一个暑期学校；一个年龄结构非常合理、高度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正如罗彩娟在大学生群体探索培养创新型民族学人才的方式，建筑学出身的昆明理工大学施红老师也在探讨西双版纳傣泐乡建人才培养，分享她的成长之路：从一个建筑学者变成人类学者最后又回归到乡村营造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出若干问题供反思：第一，改变建筑界流行的自上而下的乡村营造方式，以村民的主体性为宗旨、为核心也为实现目标，正视乡村原有的住居形式以及文化的价值。她的博士论文从事西双版纳傣族的家屋研究，并将西双版纳的案例拓展到老挝、泰国的跨境比较研究。第二，失败的项目。乡村营造在西双版纳曼仑村尝试，2017年陷入停滞甚至夭折，原因是村民在复杂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如何树立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乡村营造，如何应对资本可能是将来乡村营造要考虑的问题。她提到，面对这样的复杂的乡村营造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项目参与者还是要从教育、人才培养做起。这两年他们申请了社区伙伴的资助，傣族乡建人才的培养，通过他们的人才培养推动他们的乡村建设。在乡村营造中寻找实现村民主体性的可行性办法，也正是施红所说的乡村营造是“道和器”的工作。

石奕龙几乎是学科重建以来惠东人研究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参与者。继1950年代林惠祥的长住娘家研究之后，惠东人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恢复，它的激活离不开乔健、李亦园的牵线搭桥。石奕龙重新来看《崇武大岞村调查》，他评价道：虽然是比较老套的调查，但已流露出主位视角的端倪和当地人丰富的分类认知。1990年代末惠东人调查兴起。石奕龙提出惠东人研究当中一些有意思的民俗文化和还可持续研究的学术问题：1.“姐妹办”原指妇女做堆，其实男性也是。2.长住娘家和男人长年在外打渔、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有关。他大胆提出所谓“母系社会”的认知其实都是和农耕发生关系的，不一定是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3.长住娘家和不落夫家不能划等号。4.陈国强对流行于惠安地区的“夫人妈”信仰有着浓厚的兴趣，石奕龙论述了“私人佛斋”：从阴转阳的小神灵，它们转化到神的时候要到大庙去。虽然惠东人学术研究还会继续，但是不会有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在其博士期间从族群瓦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又重新回到了费孝通先生1980年代提出来的一系列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式思考，它承认所谓多元的文明性以及由多元混合而成的文明的统一性，但这样一种偏向人文主义式的讨论很大意义上是忽略了人和物或者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她希望能够用一个世界性的概念重新统和广义的文明交换方式的讨论。世界主义的第一重意义是把边缘重置成中心，藏文明本身有其内在的文明特质，他们对于自己的世界是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观和解释架构的。世界主义的第二重意义是共享一套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藏区很多传统近年来都在经历遗产化的过程，包括藏戏、唐卡。藏戏的博物馆化和遗产化一定意义上不一定非要被解释成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或者从民间进入官方的过程，反倒可以在世界主义的框架下被解释成一套当地人重新解构自己世界性关系的一套叙事结构和宇宙模式。这个意义上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意义，即人类学者在这个村子里同样面临的是这个村子的世界性。

在讨论环节，潘守永通过他组织的博物馆人类学的读书会，来表达伦理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做出一些让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哈正利介绍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的办刊情况和目前的变化。民族学类的稿件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研究，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类的稿件，保证整体学科特色。民族政策始终影响着办刊方向和用稿倾向。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办刊的影响是：1.选题，未来可能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尽量多考虑民族交往、交融、交流、文化交融等民族共同性方面。2.学报专业方向慢慢地向公共人类学靠拢，人类学者要尽量介入公共事件，关注国家重大前沿现实问题，展现学科影响力。在期刊座谈会上，罗彩娟询问道族别研究这样的论文不再受欢迎，而“各民族研究”又是学校学科体制设置的分支，那么这些领域的学者该如何解决科研压力呢？哈正利回答道：族别研究应该要转向民族间的研究、民族交往交流，比如说瑶壮汉社会历史文化比较这一类方向。

哈正利主持期刊座谈会

庄孔韶在会议总结中谈及他推崇的人类学思想史的写法，一是以代表作为中心，二是像华南学派这样长时间形成的著作群，也可以理出一个长时段的学科研究的思路，三是国际学术的评论，需要在思想史中纳入专业评论人的评论。四是学科重建开始时间的厘定（beginning）有待商榷。区别于依赖公共事件、学会、会议这样的学科史撰写路径，他进一步提出思想史的脉络，也就是学术史理路。其次他提出研究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走向“综观”，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四分支甚至跨学科的方法会穿插进来。未来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越来越多，跨学科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给未来写思想史的增加了很多难度，不过抓住思维线索，可读性强，则相得益彰。

会议最后进入闭幕式尾声，张海洋指出三点问题：一、学科史的地位需要加强。它既有工具箱价值，也有增强范式创新定位的意义。二、学科分布和内卷化格局的问题。这次会议是按照学科单位、学者个人交往这种路径来邀请的，缺失了中南、东南、西南等地区的参会人员，但是对照39年前人类学恢复的格局有点像。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突破内卷化学科格局依然有进步意义，注重边缘话语、另类叙事、尊重多样性。三、人类学不能一边要求做成并列的一级学科，一边其研究方法提供选题无限趋近社会学，要不就趋近正统的历史，总是要拿出一些特色的东西，包括选题、研究人群。四、注重史前史的研究。最后他建议依靠教育部途径来解决人类学一级学科问题。

潘守永在闭幕词致辞中再次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在疫情当中来到上海，祝愿各位学术常青、身体健康，疫情期间格外保重。

作为会议的召集人，马丹丹感谢了六年来给予课题帮助的老师、同学，回想当年为人类学重建奔走呐喊的老前辈陈国强、蒋炳钊等人，他们在穷苦中坚持学科理想的骨气令人敬佩。她特别提及陈华毅老师的致词是陈国强先生的弟弟陈小杰老师撰稿的，在此诚挚致谢。2018-19年在伯克利访学的时候，她进一步有机会美国人类学诸多同行交流学科史。其中大卫（David Price）的双重用途（dual use）概念给当代中国人类学史的书写予以批判武器，他启发她深刻地认识到学科和国家需求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学术政治现实，以至于四十年的发展并不见得比当年民族学和社会学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好，领土还在不断流失。葛希芝给予她政治经济的批判力量，这使她在“介入和不介入”当中已然有了答案，民族志者不仅要介入，而且要在知道其可能后果的情况下勇敢地选择介入。她提及她的学术史书写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即她关注社会理论生产背后的社会关系。学术史的工作让她一遍遍地确认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目标，这是学术史的重要工作和任务。

最后，闭幕式主持人潘天舒代未能成行的朱炳祥宣读他为会议撰写的书面倡议：

建议通过这次会议的促进，设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资料室或小图书馆，资料室可以设立在上海大学，马丹丹博士作为负责人和筹集人，建议各位人类学者将自己的著作每一种都捐赠一本给资料室，支持资料室的建设。同时凡以后出版的著作，皆捐赠一本给资料室。力求使这个资料室或小图书馆成为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的著作最为齐全的资料室。在这个基础之上，力求能够设立一支对于中国新时期人类学的“学科史”研究的机构和专门学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