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未来十年国际政治的格局变化

文|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选自《大国领导力》，出版方授权发布

所有科学的理论都具有预测功能，反过来说，能够用来预测的理论应该是科学的理论。基于我在《大国领导力》中提出的理论，以下将对未来10年国际政治的变化进行预测，这期间中国的崛起将引起国际政治的权力再分配。所有科学的预测都必须有明确的时间期限，否则它们是不可验证的。为了将来可以对预测进行检验，下面所做的预测期限为10年，即2019—2028年。

没有全球领导的两极化

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使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在未来10年内转变为以中国和美国为主导的两极格局。与特朗普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实施改革计划的能力较强，或较少倒退。这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即在特朗普任期内中美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即使美国政府在2021 年换个新领导，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持续下去，因为恢复国家实力通常需要比削弱它花费更长的时间。除了中国的崛起，形成两极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他大国与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国家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目前，没有哪个大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的1/4或中国的1/2。即使这些国家有幸在未来10年中出现比中国和美国更有改革能力的国家领导人，它们也没有机会在这10年内把国家实力提高到中国的水平，更不用说到美国的水平了。实际上，历史概率表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改革能力很可能与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相同，甚至不及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

目前的两极化将推动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东亚。在一个两极世界里，世界中心的位置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该地区是两个领导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而且一个领导国的地理位置在该区域。未来10年，将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多于在其他任何地区，包括欧洲。中国若不能成为东亚的主导国就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同样地，美国如果失去在该地区的主导影响力，就无法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未来10年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将集中于东亚而非任何其他地区。因此，在未来10年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阎学通：《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11

新的两极格局将使较小国家根据具体问题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这与冷战期间它们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选边的动机不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相互交织的关系，这使遏制战略失效。由于遏制战略没有效力，美国不再有全面援助盟友的动机。与此同时，中国出于避免卷入战争的考虑，也不太愿意向其支持者提供全面援助。针对这两个大国对其支持者的政策，作为回应，小国在中美竞争中采取的策略不同于在冷战时期针对美苏竞争的战略。它们不会在每个问题上都站在同一个超级大国一边，而是根据与二者中哪个享有共同的具体利益来选边。一些东盟国家已经对中国和美国采取了双轨战略，在经济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而在安全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这种平衡战略可能会在未来两极世界的小国中流行起来。

在未来10年内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担当全球领导。作为全球领导的国家需要为小国提供单独或集体的安全保护。中国在未来10年内甚至更不可能放弃不结盟原则，这意味着中国不会为任何国家包括其邻国提供安全保护。虽然美国有50多个盟友，但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保护它们的全部责任。同时，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两国不能为世界提供所谓的“两超”或“中美”联合的共同领导。当美国和中国不能单独或联手担当全球领导时，我们无法期望任何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担当世界领导的能力。没有全球领导，全球治理将不可避免地停滞。因此，未来10年，在气候变化、反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等问题上的合作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较小。

秩序不稳定却不会发生冷战

未来10年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极小。核武器有效防止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也将在中美战略对抗中发挥同样的作用。自1989年以来，中国从未卷入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美国也没有打破冷战以来不与核国家发生直接战争的纪录。自朝鲜核武器问题首次出现以来，美国政府甚至一直避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该问题。这些事实表明，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勇气与对方展开直接战争。

在未来10年内，中美之间甚至连代理人战争都不太可能发生。与俄罗斯的战略偏好不同，中国并不注重代理人战争在其崛起中的作用。相反，中国将经济视为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更倾向于通过经济途径扩大国际影响，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中国战略偏好的重点是经济影响，因此在未来10年内中国不太可能卷入与美国的代理人战争，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形成鲜明对比。

中美之间无战事可能意味着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也没有它们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但这并不能确保未来10年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特别是在远离领导国的地区，当地区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时，领导国不愿卷入它们之间的安全争端便给地区大国带来优势。因此，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时，地区大国更喜欢军事解决而不是外交谈判，如俄罗斯、法国、印度、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尼日利亚、刚果和埃及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即使不及美国领导，也远比中国政府更愿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因此，下一个10年将有可能见证中东、欧亚大陆、南亚和非洲的安全冲突加剧。

中美两极化可能会加剧未来10年的国际分化，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大公司能够比普通公司更有效地分配全球资源，因此，大公司多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更有机会迅速增加其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份额。中国和美国的大公司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有132家美国企业、115家中国企业。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家实力的分化将降低其他国家对领导国支持的重要性。因此，中美两国将更加愿意通过自己的实力而非战略伙伴的集体努力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国际实力的分化将促进政治上的单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

由于中美两国总体上能靠自己的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未来10年里，这两个国家会更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这将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效仿的榜样。在安全领域，建立多边联盟是领导国在战略竞争中采取的传统战略。然而，中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没有采纳这一战略。特朗普政府比小布什政府更热衷于单边主义战略，这种做法使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年削弱了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而中国政府则全面拒绝结盟理念。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并通过分别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双边谈判以《美墨加三国协议》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中国也未能实现与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由于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冲突。只要中美主要以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方式处理冲突，全球多边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减弱。其结果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未来10年中要在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协议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只要中国在未来10年继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就会加剧。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他的继任者可能会持续的战略优先选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挑战是基于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可能在近期得到永久解决，而且或许会持续10年。中美在贸易摩擦中采取的战略不仅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新趋势，而且暗示着经济制裁可能成为各国在各个领域对抗的普遍手段。因此，这种战略的优势将诱使中国和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这是其他大国在与弱于自己的国家发生冲突时可能照例采取的策略。因此，下一个10年可能会见证一个较不稳定的国际秩序。

尽管国际秩序不太稳定，但整个国际体系在未来10年可能保持不变。虽然目前的两极化可能会使国际秩序发生骚动，并且很可能在未来10年内形成两极世界，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难以在这一时期内建立新型国际规范，更不用说将民族国家转变为新型国际行为体了。因此，雅尔塔体系有可能在今后10年中继续下去，不会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就像冷战时期直至冷战后时期一样。

缺乏主流价值观与战略信誉

在未来10年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建立一套新的主流价值观取代自由主义来指导国际社会。自由主义与反建制主义之间的竞争使美国无法恢复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也不能建立一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价值观。中国政府也不能向国外推行一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观，除非它在国内建立起一种政府和民众都认同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同时，目前的两极化意味着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都没有比美国或中国更大的能力建立新的全球性价值观。因此，在未来10年内，世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时代。

全球主流价值观的空位，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区域统治或对某种类型国家施加影响留下了真空。由于中美两国都知道意识形态对抗很容易升级为冷战，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出现如冷战期间那样两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只要中国谨慎地避免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美国就不能使模式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相反，世界可能在各种国际论坛上看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万花筒般的竞争。中东可能被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竞争蹂躏；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可能在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中遭受挫伤；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陷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烈冲突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蒙受国家主义和公民主义的斗争之苦；共产主义国家可能面临共产主义与经济实用主义的争执；神权国家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可能会经历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

最近在大国流行的个人决策的做法将在未来10年使战略信誉贬值并增加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机制在做出决定之前不进行制度可行性研究，因此往往导致激进和感性的决策，包括关于政策调整的决策。如果左右摇摆的政策调整频繁发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大国的个人决策机制可能在未来10年继续存在，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往往会压倒国家利益，包括战略信誉。因为领导者的个人利益是易变的，所以由个人利益驱动的政策将不可预测。由于大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盛行，猜疑和相互不信任可能成为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伴随着这种情况，大国之间可能缺乏合作，而倾向于使用对抗战略来处理争端。2018年年初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俄罗斯和美英法联盟在叙利亚的军事对峙，可以说明这一趋势。

当领导国缺乏战略信誉时，多数国家可能会像冷战时期一样重视自己的主权，而且在未来10年中，各国的全球治理意识可能会减弱。全球治理是指国际责任的分配，以便减少对每个国家的共同威胁。如果领导国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较小国家将对实现这一目标更有信心，从而愿意参与其中，否则它们将失去兴趣，因为全球治理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在即将到来的两极世界中，中国和美国都不能担当全球领导，也不愿意负起全球治理的领导责任。由于中美都不能提高小国对中美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信心，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宁愿靠自己的能力处理问题。事实上，国家主权是目前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可靠手段，因此它们可能极其重视主权，以至拒绝参与以主权为代价的全球治理。英国脱欧就是一个例证，表明英国更信任其主权而非与欧盟的合作。此外，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可能导致未来10年在气候控制方面没有国际合作。

在未来10年里，虽然由于没有全球领导，冷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将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双重标准的国际规范可能不变， 因此雅尔塔体系的霸权性质将相应地延续下去。特朗普政府接连从多个国际机构退出，这的确削弱了这些机构维护国际秩序的效率，但其他大国不会效仿美国的做法。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确信留在一个国际机构中会伤害本国利益时才会撤出该机构，而不会只因为不受益便退出。这意味着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未来10年将留在目前的国际机构中，因为这样并无损失。因此，即便美国退出国际机构，甚至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未来10年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范的类型也不会改变。

我在《大国领导力》中谈到，政治领导在国际政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不主张全球问题可以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不会超越人类的基本性质。世界政治的特点仍然是，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争斗。虽然全球化将地球变小，使世界事务的集中管理具备了可能性，但人类尚未建立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国际机构。当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艘漏水的船上而这艘船又没有自动操作系统时，其中一国应为整艘船的安全提供领导。如果领导国不领导，其他国家不能跟随，那么这艘世界之船就会迷失方向。笔者的理论主张以王道型领导来改善世界，因为这种类型的领导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好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类型的领导。即使这种类型的领导不能确保建设一个更理想的世界，但笔者仍然相信它将提供最佳机会让世界比今天更和平。

（本文整理自《大国领导力》 阎学通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11）

阎学通 著，李佩芝 译：《大国领导力》

中信出版社2020.11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著作颇丰，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惯性》等，后者版权输出至印度、韩国、日本、阿尔巴尼亚、英国等，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内容简介：《大国领导力》借鉴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政治决定论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兴衰归因于政治领导力，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影响力何以日益扩大，为世界舞台上大国主导地位变化提供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看法。

在书中，作者把国际权力的转移归因于崛起国比主导国具有更强的改革能力。国内领导类型可分为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国际领导类型则可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国家领导力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政治原则、意识形态等的关键因素，因此同类型的政治领导对改革和对外战略取向的态度不同。当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时，这种差异对重塑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都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

鉴于此，作者将这一理论应用于预测未来10年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认为中美两极化不会导致另一场冷战，但中美竞争将使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东亚。该书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分析中立、客观，有助于读者厘清思路，看清当前繁复的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