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埃塞俄比亚紧张局势；摩洛哥以色列正常化背后

埃塞俄比亚多民族联邦与中央集权

自11月4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宣布对该国北部的提格雷州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国防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武装交战已一月有余。12月6日，一支联合国安全小组在试图进入位于提格雷州的希梅尔巴难民营时遭到阻拦和枪击。8日，埃塞俄比亚政府召开记者会，承认对联合国工作人员枪击拘留并声称，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是无人区，每一个角落都不接受“不受限制的进入”。9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警告称，该地区的局势正在“急剧失控，对平民造成可怕的影响”，迫切需要外部监督。

多民族联邦与中央集权的冲突

12月7日，非洲治理、安全与和平的专家阿卜杜拉·博鲁·哈拉克（Abdullahi Boru Halakhe）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发表评论称，阿比·艾哈迈德总理试图将所有国家权力收拢于亚的斯亚贝巴，并废除1995年宪法中以“民族团结”为名建立的多民族联邦，最终导致联邦军队和地区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破坏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生计，使埃塞俄比亚再次成为非洲之角的不稳定和冲突中心。现在看来，阿比·艾哈迈德对“团结”的推动可能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瓦解。

哈拉克概述了阿比·艾哈迈德上台以来的施政方针。2018年，阿比·艾哈迈德上台执政时，承诺为这个充满暴力、似乎无休止的动荡和长期经济困难的两极分化国家带来团结、繁荣与和平。在埃塞俄比亚绝大多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他一上台就以极快的速度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2020年11月24日，苏丹卡达里夫州，埃塞俄比亚难民逃离提格雷州前往邻国苏丹避难。

在国内，他监督了数千名政治犯的释放，任命了埃塞俄比亚首位女性总统，内阁中有一半是女性，并提名一位曾经入狱的反对派领导人担任选举委员会的新主席。在国际舞台上，他与厄立特里亚达成了众人期待已久的和平协议，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他还在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索马里与肯尼亚之间进行斡旋，推动南苏丹各派给和平一个机会。

2019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在解决与邻国厄立特里亚的边境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果断行动”。

然而，上个月，他冒着在本国发动内战、破坏非洲之角稳定的风险，发动了对提格雷北部地区政府TPLF的军事进攻。阿比·艾哈迈德声称，11月4日，效忠于TPLF的武装对提格雷的联邦陆军基地发动袭击，这是军事对抗的原因。然而，那次袭击不是起因，而是提格雷和全国各地日益加剧的动荡的征兆。

自从阿比·艾哈迈德上台以来，由于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分歧，阿比·艾哈迈德政府与TPLF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发酵。虽然阿比·艾哈迈德公开呼吁加强中央集权，但不仅是TPLF，全国10个州中的9个州以及大多数人口都希望保留埃塞俄比亚的多民族联邦制度。

在埃塞俄比亚，TPLF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抵制阿比·艾哈迈德中央集权而面临联邦安全部队袭击的地区力量。早在提格雷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总理就已经在奥罗莫和西达马地区部署了联邦军队，以平息当地活动人士和政客对他“团结”国家计划的反对。

哈拉克回顾了埃塞俄比亚现行国家结构的缔造历程。在埃塞俄比亚漫长的历史中，无数皇帝和独裁者统治着埃塞俄比亚，他们拒绝承认该国不同民族的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特征。最近一次是在1974年到1991年之间，埃塞俄比亚人民一直处于独裁统治的支配之下，独裁统治视他们为一个整体集团，无视当地社区的需求和愿望，并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中在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的成立和崛起改变了这一状况，这是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民族联盟结构，包括TPLF、“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ANDM，后来的阿姆哈拉民族党）、“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PDO，后来的奥罗莫民主党）、“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SEPDM）。

1991年，EPRDF推翻了独裁统治，将民族联邦制引入该国，并给予所有民族、民族主义者和人民以自治，以及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脱离联邦的权利。

虽然由于TPLF对联邦政府的统治，以及忽视弱势民族群体权利的倾向，EPRDF的民族联盟无疑是不完美的，但它仍然充当着缓解民族紧张局势的安全阀，并在某种程度上设法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80多个民族团结了三十年。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TPLF滥用权力和压制异议而引发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阿比·艾哈迈德被议会选举为总理。这位新总理开始着手将埃塞俄比亚转变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9年12月，阿比·艾哈迈德解散了EPDRF，并成立了繁荣党（PP）取而代之。OPDO、ANDM和SEPDM以压倒性的票数加入了新的国家党，与此同时，缔造这些政党和EPRDF联盟的TPLF拒绝了这一想法，称其为“非法的和反动的”。

阿比·艾哈迈德愿景的困境

哈拉克分析了阿比·艾哈迈德政治理念的困境。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口号是“Medemer”，即“团结起来”（coming together），而这位总理关于统一埃塞俄比亚的愿景是受到该国“光辉历史”的启发。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中，他14次提到“Medemer”，并将其定义为:“利用我们最好的过去，建立一个新社会和一个在宽容、理解和文明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新的公民文化。”

阿比·艾哈迈德

然而，这种设想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埃塞俄比亚的过去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辉煌的。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人和社区一直不被允许参与埃塞俄比亚的国家结构，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强大的少数民族认为他们和他们的文化是低等的。他们被迫接受一种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民族文化”，并在任何时候试图表达其异议时受到暴力镇压。由于统治精英努力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些社区遭受了几代人的创伤，他们不希望回到暴力和不公正的过去，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阿比·艾哈迈德怀念的过去并不是他所说的“团结”，而是“控制”。在历史上，埃塞俄比亚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完全自愿地团结起来——他们只是被当局控制着，而当局却无视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阿比·艾哈迈德并不是要让他的国家回到所有人民和睦相处的“光荣过去”。相反，他试图使自己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新“皇帝”，并再次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发动反对多样性、民主和自由的战争。

今天，阿姆哈拉人是阿比·艾哈迈德建立统一埃塞俄比亚愿景声浪最高的支持者，而提格雷人和奥罗莫人则阻碍着这一愿景的实现。这些民族群体当前的立场植根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在整个埃塞俄比亚帝国历史——或所谓的“光荣的过去”——阿姆哈拉文化都被接受为“民族文化”，而牺牲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他们掌握着所有的权力杠杆。今天，阿姆哈拉人似乎相信，如果阿比·艾哈迈德被允许“统一埃塞俄比亚”，他们就能回到帝国时代享有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提格雷人和奥罗莫人对帝国时代的压迫和文化抹去只有记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抵制阿比·艾哈迈德的中央集权努力。

哈拉克认为， TPLF在其30年的统治期间犯下了许多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其领导人应为此承担责任。但对提格雷地区的军事行动无疑不是让他们承担责任的方式。

尽管近期阿比·艾哈迈德宣布了胜利，但联邦政府和TPLF之间的冲突似乎还没有得到和平解决。TPLF宣布将继续战斗，直到确保该地区的自决权，而阿比·艾哈迈德拒绝了非洲联盟调解交战双方谈判的提议。但无论这场冲突以何种方式结束，它都将决定阿比·艾哈迈德的总理职位，并决定埃塞俄比亚多民族联邦制的命运。许多人将联邦制度视为对抗压迫和边缘化的保证，如果阿比·艾哈迈德拒绝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并推动中央集权，提格雷可能会使出杀手锏脱离联邦，这不仅可能导致埃塞俄比亚解体，而且还可能在该地区引发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给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地区的数百万人造成痛苦。

TPLF的分裂民族主义

然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州长穆斯塔法·奥马尔（Mustafa Omer）可能无法赞同哈拉克的观点。他在12月4日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称，尽管该国其他地区已经有了新的视野，但TPLF仍然坚持其陈旧的分裂意识形态。

奥马尔对TPLF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世纪70年代，TPLF在提格雷人占多数的地区成立的，是为摆脱埃塞俄比亚帝国统治而战的众多反抗组织之一。当时，提格雷社区被封建制度边缘化。在军队推翻帝国政府后，TPLF和其他阵线一样，与新成立的共产党军事政府作战。

在此过程中，TPLF发展了其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将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与一种被害感结合在一起，尤其针对封建的阿姆哈拉精英和共产党人。它宣扬“我们VS他们”的分裂观念——提格雷人民被敌人包围，只有TPLF才能确保他们的安全和生存。

1991年EPRDF联盟执政后，这种敌对的说法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其影响范围更广了。奥马尔认为，提格雷地区处于TPLF的控制之下，这使该党得以在埃塞俄比亚整个提格雷人口中不受干扰地宣扬其有害的意识形态。

TPLF还控制了亚的斯亚贝巴的权力中心，其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在1991年成为埃塞俄比亚总统，一直掌权到2012年去世。在他的领导下，EPRDF散布了一种虚假的想法，认为埃塞俄比亚人口由具有不可调和分歧的民族组成，否认埃塞俄比亚社会是一个由异族婚姻、贸易、宗教和文化连结而成的多民族社会。

通过宣扬这种分裂的说法，EPRDF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埃塞俄比亚民族和平的救世主和保障者，如果没有它的领导，埃塞俄比亚将陷入冲突和混乱。国家媒体经常赤裸裸地指出“要EPRDF，还是Interahamwe”，后者指在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的胡图族准军事组织。这是为了提醒公众，埃塞俄比亚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人们要求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崩溃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20多年来，泽纳维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保证了TPLF在EPRDF中的统治地位。但在他去世几年后的2018年，在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压力下，埃塞俄比亚终于迎来了变革。

TPLF在亚的斯亚贝巴失去权力后，EPRDF在一年后被解散。当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拥抱了一个新的视野，TPLF保留了其旧的分裂的意识形态，甚至变本加厉。

它的排他性神话催生了极右的“阿加兹安”（Agazian）运动，这是一项刚开始的运动，旨在团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讲提格雷语的基督徒，建立一个提格雷人的家园。它由那些自视为古老阿克苏米特王国继承人并梦想复兴它的人所推动。

TPLF有毒的意识形态也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上演。在阿比·艾哈迈德总理于2019年创建的繁荣党寻求推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之际，TLPF试图将这些改革描述为对自己阶层乃至整个提格雷人民的攻击。

TPLF下属的提格雷地区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播放战争纪录片和80年代游击战的片段，其目的是在提格雷人民中营造一种被围困的感觉。

在失去中央政权后，TPLF竭尽所能破坏埃塞俄比亚总理的改革议程。它组织了一场非法的选举，赞助暴力团体来破坏该国不同地区的和平，最后命令其武装攻击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北方司令部。这就是为什么联邦政府现在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因此，埃塞俄比亚政府现在面临着在提格雷地区重建法治，并确保其所有居民的安全和福祉的艰巨任务。

奥马尔最后写道，长期以来，TPLF集团的意识形态一直在散布分裂和敌意，损害提格雷人民和整个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利益。但是，新一代的埃塞俄比亚人决定拒绝种族极端主义和冲突，拥抱进步与和平。这样一个落后的党，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最终只能自食恶果。

摩洛哥以色列伴随贿赂和紧张的“正常化”

摩洛哥成为了最新一个宣布与以色列关系实现“历史性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再过几周，特朗普很可能最终被赶出白宫，眼看着要留下某种“遗产”，他希望作为中东地区伟大和平交易的缔造者被载入史册。

摩洛哥与以色列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过去几个月，人们疯狂地努力让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摩洛哥近日成为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苏丹和巴林之后，第四个这样做的国家。(埃及和约旦早在1979年和1994年就已经这样做了。)然而，22个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盟中的大多数国家仍然拒绝与以色列开放关系，出于对巴勒斯坦权利的长期支持。

特朗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亚伯拉罕协议》和平计划的推手贾里德·库什纳宣布，摩洛哥承认以色列是解决数十年来阿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冲突的又一标志性举措。事实上，特朗普的和平愿景伴随着贿赂和播下地区紧张的种子。

让摩洛哥承认以色列是有代价的。特朗普政府通过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来诱导摩洛哥。西撒哈拉受到“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的争夺，是后者眼中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就在一个月前，波利萨里奥阵线刚宣布结束与摩洛哥长达29年的停火。特朗普政府表面上的和平姿态会在马格里布地区挑起战火，涉及到周边国家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是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盟友。

西撒哈拉被称为“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在19世纪被西班牙殖民，又在1975年被摩洛哥吞并。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表当地的撒哈拉维居民与摩洛哥部队作战多年。特朗普宣布立场后，波利萨里奥阵线表示强烈谴责，称其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其决议和国际合法性原则，也违反了非洲联盟及其《组织法》和各项决定（其中最近的一项决定是第14届非盟“消灭枪声”特别首脑会议的决定，这项决定强调必须在两个非盟成员国之间找到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

波利萨里奥阵线认为，特朗普的决定对西撒哈拉问题的法律性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国际社会不承认摩洛哥对该领土的主权，撒哈拉人是西撒哈拉主权的唯一所有者。“我们惊讶地注意到，特朗普的决定恰逢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也是在联合国大会通过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514(XV)号决议60周年纪念日之前几天发生的，它公然侵犯了一项最神圣的权利，即人民的自决权。”

宣布消息后，联合国表示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上的立场“未变”。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的高级研究员Nabeel Khoury评论道，在一块不属于美国、以色列和摩洛哥的土地上，美国、以色列和摩洛哥领导人从中受益。特朗普又一次割让了他并不拥有的领土（这是他未经国会辩论而采取的行政行动），而他甚至没有与撒哈拉人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而撒哈拉人为自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特朗普再次无视了美国和联合国三十年来通过公投和协商寻求和平解决西撒哈拉争端的外交努力。

Finian Cunningham在RT的评论中认为，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与其说是维护国际法原则和国家权利，不如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贪图权宜。就像他以前的房地产大亨年代，都是弯曲规则以求出头。特朗普像殖民主宰一样重新绘制地图，其他西方国家却没有一丝抗议。

自欺欺人的和平协议是靠贿赂来使人们接受的。“正常化”之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君主统治者很快就获得了购买美制F-35隐形战斗机的许可，之前除了以色列和北约成员国之外，其他国家一直是禁区；在苏丹做出承认以色列的“历史性”举动前几周，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该国从恐怖黑名单上移除，从而结束了美国对喀土穆几十年的制裁；海湾小岛国巴林从对巴勒斯坦权利的“出卖”中得到了什么，还有待观察。这很可能是为其赞助人沙特阿拉伯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大篷车做试探。沙特之家想要的，无疑是美国对其死敌伊朗敌意包围的更多承诺。带有苦涩的讽刺意味的是，沙特可能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会让特朗普在中东地区披上伟大和平缔造者的外衣，却让与伊朗的对抗越来越危险。

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蜜月：谁的“正常化”？

近日，Belén Fernández在《雅各宾》杂志发文批判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蜜月。

2010年，《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了以下抱怨：“具有破坏性的批评者把加沙当作以色列的监狱，却从未提到，如果哈马斯在以色列单方面离开加沙后决定把它变成迪拜而不是德黑兰，以色列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作者写道，先别说以色列从未“离开”过加沙，就算哈马斯成功地将这块面积不大的巴勒斯坦沿海飞地变成了伊朗的首都，国际法也不会授权以色列人随后将其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而且在被围困和频繁轰炸的情况下，任何领土都不可能变成迪拜。当以色列断断续续地阻止建筑材料进入这块狭长的土地时，加沙人将如何建造带有滑雪场的商场——或者建造任何东西？

现在，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月达成的正常化协议——这是长期秘密恋情的结晶——巴勒斯坦人似乎终于可以体验一下迪拜的味道了。而阿联酋的酒类消费者将品尝到来自非法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制造的葡萄酒。

在CNN最近的一篇题为“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旋风式蜜月已经超越了正常化”的报道中，通讯员Ben Wedeman写道，以色列政府和阿联酋之间的“相互热情”感染了以色列政府，阿联酋“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土地的任何实际反对”。这不是偶然的。使占领消失是正常化的一个主要功能，正好符合弗里德曼主义对中东和平的看法，即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再抱怨被占领和被屠杀，而是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可以成为迪拜——这相当于告诉一个在燃烧的房子里的人，不要理会火焰。

首趟迪拜-特拉维夫商业直飞航班启动

Wedeman列举了阿联酋人与以色列人过度热衷的蜜月的好处：互免签证、上述葡萄酒、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领导人到阿联酋旅游、特拉维夫和阿布扎比之间的直航计划于明年初开始，以及阿联酋将“与美国和以色列一起资助一个项目，使西岸用于控制巴勒斯坦人行动的以色列检查站‘现代化’。”

据推测，“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士兵将停止在检查站殴打、杀死、拘留和以其他方式虐待巴勒斯坦人。但也许阿联酋人可以帮助安装最先进的流动产房，以处理被迫在那里分娩的巴勒斯坦女性的问题。

在阿联酋可以看到一种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梦想，在这里，基本权利被摩天大楼、人工岛、一年一度的迪拜购物节以及其他建立在“虚拟奴隶制”中辛勤劳作的移民劳动力背上的声色犬马所取代。

由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正常化的努力，他们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和平”目前并不是巴勒斯坦人、也门人和其他地区居民的选择，他们的生命是为了军火工业的利润和类似的“现代性”装置而牺牲的。这些背后都有美国的支持，还有坚称伊朗是所有麻烦根源的帝国主义叙事。

因此，无论是在50天内在加沙杀死了2251人，还是作为沙特领导的联盟的一部分参与在也门的暴力，蜜月的人都能逍遥法外。作者认为，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简直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