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越来越多“海归”把进官场作为第一选择 ？

✪ 唐昊 |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导读】据媒体报道，2020年中国有874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千万待岗大军和千万应届生的“前后夹击”。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近140万年轻人报名参加2021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这种现象虽然与疫情冲击之下人们希望寻求稳定的心理有关，但“公考热”并非今年才兴起，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公考已成为不少毕业生的优先选择。而且体制的吸引力已经越出国门，连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地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选择。本文作者认为，年轻人对“体制内”的向往不仅有体制外机会变少的“推力”，也有因家庭和学校教育贯穿着体制认同而自发产生的“引力”。从根本上说，体制内外的划分是一个源头，正是社会结构和体制之间的不断互动和相互加持，导致体制成为社会成员依赖的对象。但作者也指出，中国的环境正发生变化，不断改变体制的力量也在成长。尽管体制变化的速度总是低于社会变化的速度，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来自青年的鲜活力量在生长，属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始终是无法磨灭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被完全驯化。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

文章原发表于《文化纵横》，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体制夹缝中的年轻人

当下中国青年毕业后的一大梦想就是进入“体制”。近年公务员考试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热度，一些职位与报考学生比率超过了1:1000，最高的甚至达1:4000。一份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共同完成的《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回国就业的海归也以选择事业单位为主，占43.2%。也就是说，体制的吸引力已经越出国门，连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地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选择。

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强调自主性、最愿意冒险的阶段，青年们竞相选择安稳、体面、高福利的体制内单位作为其事业起点，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外给他们提供的空间过少；二是受到原有体制的驯化。

▍内外之分

所谓体制，其实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如户籍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就业法规等。这些制度性安排有时并未带来平等，而是使人群分化。如城乡二元分割曾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分化；重要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定造成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平等；公务员考试漏洞太多使得“拼爹”成为可能，等等。这些制度安排，通常会造成社会成员中部分人获利和另外一部分人受损。在现有体制中长期获利的社会成员属于体制内，其他领域的社会成员则属于体制外。体制内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安稳、体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且其所在的机构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政府机关、垄断企业等）；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人群更难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中小企业主、农民工等）。

与此同时，中国的所谓“体制”不仅是一个制度概念，还具有明显的意识区隔。很明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共同分享价值观，其成员也有着更严密的思想纪律；而民营企业、大众社会这些领域则离政治价值相对遥远，其成员有时还秉承着另外一套价值理念。

在体制内外所存在的利益差别和思想差别下，中国社会中不但出现了一个由行政权力所掌控的“体制内”，而且由体制所产生的权力还延展到体制之外。于是，和过去中国高学历者纷纷脱离体制“下海”形成鲜明对照、也和西方发达国家很少年轻人考公务员的现象有相当差异的是：中国的年轻人纷纷选择通过难度极大的公务员考试而逃回体制内。这些情况都表明，近年来中国的“体制外”发展形势严峻，青年人选择的狭窄意味着整个社会选择的狭窄。

与此同时，政府本身的财政汲取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在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增速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保持高位，政府具有强大的掌控资源能力。随着政府职能不断扩张，行政机构庞大，不断招人，造就了一个迅速增长的就业市场。而集中了最优质社会资源的政府本身成为最受追捧的行业。体制内的人员工资虽然也高不了多少，但更多的补贴、福利和其他收入却可以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当然，想进入体制也并不容易。除了竞争激烈的公开招考之外，一些“萝卜招聘”、“拼爹”现象的存在，也是一种不公平的阻碍。

▍驯化青年？

奇怪的是，在事业选择空间日益狭窄的同时，这些年轻人还遭遇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北大教授钱理群就曾发文批评现在的大学生更加世俗化和功利化。似乎是在印证这个判断，日前媒体广泛报道了国内某顶尖大学毕业的 “80后”进入体制得到快速升迁，但同时也快速腐败的经历。对于某些通过考公务员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说，缺乏政治理想，导致他们在无奈中选择靠拢体制，并在进入后却连一些阴暗面也照单全收。

其实，青年的蜕变并不是从他们进入体制内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早得多。在中国，对体制内的规则和潜规则的认同正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锁定。虽然每个国家的中年男女都倾向保守，但没有一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的父母们一样，教育他们的子女从小听自己的话、上学听老师和学校的话、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对体制的认同渗透进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成为人格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体制”改变了一些年轻人的本性。在拼命试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对前途稳定的关心，也无法排除对权钱缝隙中的巨大灰色利益的觊觎。无论是何种心态，都缺乏政治原则的坚守，很难期望他们能够在转型时代挺身中流，一些人甚至连自己不被濡染都成了奢望。

而青年之所以容易被驯化，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内涵和自主信念的缺乏。在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中，现下中国青年的优点被归纳为务实、开放、敢于创新等，而其缺陷则被归结为缺乏社会视野、缺少对社会各阶层的了解、缺少交流、分享和合作、公益心不足等。这些弱点很明显是公共生活参与不足、对社会真实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所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们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经验，才丧失了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和巩固自我价值观的机会，才可能被体制改变。人是一种多重社会关系的存在。而体制最终会变成无所不在的社会关系，让社会成员之间彼此限制，甚至内化为社会成员自己的自由意志。离体制越近，越容易受到驯化，这种一边限制一边驯化的情势，使得年轻人越来越依赖体制。

然而，把一切都推到体制身上确实很方便，可是体制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体制安排，但问题是，“体制”又是从何而来？从逻辑上说，体制内外的划分首先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并且形成了体制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支撑。是社会结构决定了体制还是体制决定了社会结构，确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社会结构和体制之间的不断互动和相互加持，确实导致体制的强大，并成为社会成员依赖的对象。不过，即使是对于体制内的人群来说，这个体制真的是值得依赖的吗？恐怕未必。在一个超稳定和官僚化的环境中，个人的能力有时也难以提高，个体价值也会缩水。

同时，体制内的规则未必是所有人都可以适应的。随着“90后”这些更加强调个性和自由的世代的登场，体制能够带给人们的幸福感，恐怕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只要体制本身的自上而下控制型的特点不改变，体制内向上流动渠道就会依然缺乏，体制内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一定比体制外更小，普通青年进入体制后的晋升发展机会也不一定很多。

▍“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

体制与人的矛盾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世代，但只有在内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才会导致改革力量的诞生。在目下的中国，体制与人的矛盾所导致的却更多的是非常规的反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制本身所提供的改革空间太小。而在体制外的改革力量走正规路径走不通的情况下，只能以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表达。

在历史上，体制并不一定是年轻人的敌人，而更应是他们倚重但必须要改变的对象。如前所述，行政权力的扩张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安排确实限制了年轻人的发展，也驯化了部分年轻人。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有选择余地的。但大多数人选择默许了这个体制的存在和运行。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不过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新生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另一方面改变体制的力量正在空前地成长起来。就前一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特殊状况对青年就业的阶段性压力，加剧了体制本身转变的压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拓展，青年人就业选择更加狭窄化。2002年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00多万，到了2019年达到创纪录的834万。如此迅速的待就业人数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了这个经济体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增长的速度。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界上的路本来就少，走的人多了，就更没了路。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路径减少的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和能力却在增强。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不断开放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对体制改革的冲动逐渐提上日程。体制内渠道的匮乏反而刺激了更多体制外解决方式的出现。人们的变革冲动是与其改变环境的能力成正比的。形势变化之际，体制内外的群体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生活下去。

历史证明，体制变化的速度总是低于社会变化的速度，也低于青年觉醒和崛起的速度。在市场和社会公共领域，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来自青年的鲜活力量在生长，属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始终是无法磨灭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被完全驯化。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