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大选看美国民主制度

文/何家弘

2020年的美国大选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比既往的大选都更引人瞩目，而且是世界范围的持续关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客不断甩锅、抹黑、攻击中国，所以很多中国人也都非常关注这次美国大选。其实，美国大选就是美国人的事情。无论选举是否混乱，无论最终是谁胜选，中国人也就是看看热闹。当然，这热闹也不白看，旁观者不仅能长见识，还能长知识，可以重新认识那传说中的美国民主制度。

总统选举的异化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以“高官民选”为基础的，即人民通过定期选举来决定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并且通过政党的相互竞争与轮流执政来维系人民对掌权者的约束。老百姓通过投票来选举国家领导，而想当领导的人必须千方百计去讨好选民，有时还不得不在各路媒体的聚光灯下“裸奔”。普通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政府首脑，甚至可以笑骂国家总统。这样的民主制度看上去很美，但问题是，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是否真能代表人民利益。

在建国初期，美国人很重视社会道德，而且把道德与民主联系在一起。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国家政体可以分为三类，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每一种政体在统治方面都有其自己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对于君主政体，则是恐怖；对于贵族政体，则是荣誉；对于民主政体，则是德性。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德性”是美国共和制的基石（Virtue is the foundation of republics.）。

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麦迪逊就宣称：“我要继续坚持这个伟大共和主义原则——人民拥有德性和智识来选择那些兼有德性和智慧的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创建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政体，要求政府官员以美德对公共善益进行慎议和追求，要求被选举出来的精英成为公共善益的“守护人”。他们希望，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那些具有美德的精英会“最为经常地被选举到政府职位上”。如果出现了不那么有美德的人被选举出来的情况，立宪政府的结构仍然可以挫败他们自私自利的党派之争。

然而，在经历了社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发展和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强调“公共善意”的道德观逐渐让位于强调“个人权益”的道德观。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由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为美国人首创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词也逐渐成为流行语。于是，“美德不再与对共同善益的追求清晰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美德是围绕着个人独立和与人为善之间的一种结合”。与此相应，个人财富的积累逐渐成为衡量社会成就的主要指标。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总统候选人的功勋和美德渐渐失去竞争力，取而代之的是财富或金钱。另外，竞选需要宣传，而宣传就需要金钱。于是，参选总统的人都是有钱人或得到有钱人资助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总统的大选已经从道德声望的比拼异化为金钱财富的比拼。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口号已变成遮掩“金钱游戏”的面纱。一个人若没有亿万资金的支持，就不可能去竞选总统，而竞选资金越多的人就越有可能获胜。在这种异化的总统选举制度下，当选者未必是具有美德的政治精英，未必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就是一个例证。

2018年3月，笔者应纽约大学美亚法研究所的邀请，去参加“美国洗冤大会”并给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讲课。在那一周时间内，美国各路媒体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特朗普的性丑闻，包括其12年前与色情影星“四朵梅”（Stormy Daniels）的“一夜情”，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前其私人律师给该女子13万美元的“封口费”。据说，纽约人大多认为特朗普不是好人。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庞大的资产，但是经营不善，曾经五次宣布公司破产，包括他所经营的赌场的破产！不过，他很善于钻法律制度的漏洞，自己并未因破产而亏本，只是让投资者遭受损失。例如，特朗普的赌场在2009年宣布破产，追随他的投资者们就损失了10亿美元。2018年4月1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就其新书《最高的忠诚：真相、谎言与领导力》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专访时就说，特朗普“在道德上不适合担任总统”。

2020年年初,一场多点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诚然，世界各国的疫情并非尽同，但防控新冠病毒传播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各国政府领导人的治理能力，而特朗普的言行充分暴露出他作为国家元首在保护民众健康方面的疏忽与低能，因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特朗普是经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但是他并不关心民生。对他来说，国家大事，竞选第一。于是，疫情防控就变成总统大选的竞争工具，就连“公共场所应否戴口罩”都成为竞选议题。总之，美国的总统大选已然异化，场面很热闹，竞争很激烈，但是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却未必具有美德，未必能守护人民或多数民众的利益。

选举人团的老化

虽然美国的总统大选号称全民参与和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总统和副总统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而是由各州的“选举人团”间接选举的。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各州“选举人团”的人数是该州担任“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人数之和”。目前美国国会共有100名参议员和435名众议员，再加上1961年宪法修正案授权华盛顿特区的3个选举人位，总统选举人总数现为538位。在总统大选中获得选举人票数过半（270票以上）者即可获胜。

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建国时确立的。当时，为了保证各州的平等参与，也为了防止缺少政治素养的广大民众直接决定国家大事，建国者精心设计了这样的间接选举制度，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较好的社会稳定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疆土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间接选举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民主的需要，甚至会违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

首先，选举人团制度并不能真正反映多数美国人民的意见。虽然各州担任联邦众议员的人数是根据各州人口确定的，但每州都同样有两名参议员，因此人口小州在选举人团中的选民票权重就会大于人口大州。例如，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其选举人票数也最多，共55张；而特拉华州的人口很少，只有3张选举人票。从表面看，选举人的票数似乎反映了人口差异，但是仔细计算每州同有两名参议员的因素之后，特拉华州每张选民票的分量就高于加州。因此，美国的总统大选就可能出现在全国获得选民票数少者反而胜选的情况。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在全国获得的选民票数超过特朗普二百多万张，但是特朗普获得的选举人票数过半，因此当选为总统。

其次，选举人团制度导致大选结果主要由少数州的选民决定。按照各州的法律规定，在本州的总统选举中获得选民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一般就可以得到本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因此，美国的总统大选就表现为“一州一州”的选战。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大多数州的政治立场都不稳定，因此两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注重每一个州的选战。但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各州民众的政治立场逐渐分化并形成了稳定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和稳定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例如，加州就是民主党的“票仓”，而得州则是共和党的“票仓”。于是，总统候选人一般都不再把竞选的资源和精力花费在这些州，因为对大选结果的影响不大。例如，对于民主党的候选人来说，他在加州获得的选民票数是60%还是80%，在得州获得的选民票数是20%还是40%，对大选结果都没有影响。反之对共和党的候选人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最多的加州和得州的选民对于总统大选已然无关紧要。即使在加州山火蔓延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不会光顾该州。难怪加州州长抱怨说，加州已经成为被总统候选人“遗忘的角落”！于是乎，选战的焦点就集中在那些所谓的“关键州”或“摇摆州”，如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两党候选人都必须到这些州举行竞选造势活动。据统计，在本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和拜登到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造势活动的次数就高达29次！事实上，本次大选的结果就是由这几个“关键州”的选民所决定的。

第三，选举人团制度隐含了少数人影响大选结果的危险。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各州选民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各州选定的选举人团要在12月中旬分别到州议会进行正式的总统选举投票。虽然各州都要求选举人按照本州选民的意愿履行投票义务，但是法律并未禁止选举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投票，也没有明确规定违反选民意愿投下的选举人票无效。虽然那些“不忠选举人”会受到一定处罚，譬如1000美元的罚款，但是在历史上依然出现过个别选举人未按本州多数选民意愿投票的情况。例如，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希拉里一方的选举人团就出现了5人“跳票”的情况。当然，这些“不忠选举人”并未改变大选的结果。

总之，选举人团制度已然老化，需要改革更新。其实在过去二百年间，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提出废除或改革选举人团制度的建议，但是因涉及各州利益而很难推行。目前只有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采用了改良的选举人团制度，即按照每位候选人获得的选民票数比例来分配该州的选举人票。这两个州的人口很少，选举人票数一共不到10张，因此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微乎其微。假如加州和得州等人口大州都能采用这样的选举人票分配模式，那么美国的总统选举就会更加民主。假如完全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美国就能真正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然而，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改革步履维艰。

两党竞选的极端化

多年来，美国的大选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抗竞争为基本模式，而这样的选举很容易造成人民的对立与极端主义的流行。今年，两党政治家的竞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族群的对立。在社会关系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偶然发生的白人警察“跪杀”黑人事件就成为导火索，在美国各地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对抗。特朗普为了寻求连任，恶意操作其执掌的政府权力，让暴力对抗升级，让人民的割裂加剧。

其实，“人民”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貌似单一，实则多元。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都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这些群体可能有着不同的种族、区域、文化、阶层、利益的背景，因而在面临重大问题时会形成不同的意见。两党对决的大选容易被那些擅长操控民意的政治家所利用，激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使选民成为“暴民”，甚至沦为独裁者的狂热随从。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兴起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惨痛教训。

在当今世界，社会财富不均和社会待遇不公等问题，加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互联网的社交媒体更加剧了民众的极端性抗争。在虚拟世界中，极端主义可以肆无忌惮，而且是一呼百应。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极端主义者对未来世界的恐惧和焦虑。据说，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许多美国人就患上了“大选焦虑症”，恍恍然加惶惶然，因为不知明天是否安康，也不知明天路向何方。

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瘟疫、洪水、山火、飓风等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于是，人类变得更加孤独，更加焦虑，更加自私，更加冷酷，似乎正在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拖入一个难以名状的黑洞。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环境中，两党对决的竞选很容易造成选民的两极分化，进而造成社会割裂和族群对立，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爆发战争。最近，英国的一位军事专家就指出，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并非危言耸听。

民主模式的多样化

今年的大选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而特朗普总统的现身说法，又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些制度缺陷。于是，许多人都认识到，以政党竞争和大众普选为基础的美国民主制度并非人类社会的最佳制度，各国人民可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套用一句俗话，条条大道通民主。

在现代精英代议的间接民主模式下，如何保障精英决策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保障民主的关键。西方国家一般都选择了事前保障的路径，即由人民投票选举其信赖的代表执掌国家权力。不过，各国的具体做法又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是由人民投票间接选举总统；法国是由人民投票直接选举总统；德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联邦议院的成员，而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监督机关的联邦议院不仅负责制定联邦法律，而且要负责选任联邦政府总理并主导联邦总统的选任；英国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人民投票选举各个政党推荐的议会成员，而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就成为国王麾下的内阁首相，执掌国家大权；瑞士的民主制度比较特殊，既没有总统也没有总理，其最高权力机关是联邦议会，其成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议会再选举联邦行政委员会，其7名委员的地位平等，分别担任联邦政府各部的部长，委员会的决策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每个委员都只有同等价值的一票。

2017年9月，笔者应邀到希腊出席第五届雅典民主论坛。该论坛是由联合国民主基金会、雅典市政府和《纽约时报》联合创办的。发言者包括希腊总统帕罗保罗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西班牙前首相马克兹、雅典市长卡密尼斯等政治家，以及来自各国的学者。其中，比利时作家范·雷布鲁克的发言主题是“反对投票选举制”。他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指出了由政党操控的大选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多党竞争票选制并不是民主的最佳模式。他建议采用随机抽选的方式确定国民议会的代表。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一定价值。

无论美国总统的王冠落在谁的头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完善社会制度。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各国人民应该创新民主政治，用各种精心设计的政府制度保障更加广泛的民主。大众化票选民主并非唯一模式，民主协商也是可行路径。

在文明和谐的社会中，人民通过有序的民主协商进行集体决策，让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尊严感、获得感、成就感。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类群体中找到生命价值和人生位置。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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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美国大选看美国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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