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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他们只有十分钟从机器变回人 | 眼光

2020-12-09 20:4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摄影 / 占有兵

文 / 伍惠源

编辑 / 宗辰

占有兵记忆里的工厂“打工人”自由很少，连续不断的重复工作，每天只有二十分钟的既定休息，以及没有止境的加班。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得以包装，得以修饰，得以延续——不断扩张的工作时限，被精密划分的工作范畴，坍缩掉的个人时间，他们曾经在工厂，我们现在在“大厂”。

打工的那些年占有兵不确定自己是哪里人，车票贵假期短，回家的时间很有限。打工17年，他留在了广东东莞。占有兵出生在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那里是山区贫困县，吃不饱是常事。90年代在乡下，最流行的口号是“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占有兵花了三天转了六趟车，成为南下打工人潮中的一片浪。

打工那些年他用镜头记录下工厂里的生活和面孔，已经形成习惯。现在占有兵每天依旧拍照，镜头还是对准工业区。二十多年过去，现在的招聘栏前人头寥寥，当时却是几百个人争一个岗位的热火朝天。当年南下是一场赌博，赌上家里的牛羊和“巨额”路费，几天内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回家，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占有兵眼里，缺少了时间和经济的掣肘，现在的打工更像是一种选择。

他记得刚到广州时是冬天，常绿阔叶树还开着花，不同于家乡此时树叶已经凋零殆尽。当时街上背着蛇皮袋的人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

有限的自由

铃声激活了车间，打工人瞬间涌出，随即塞满洗手间，茶水间，急不可耐地掏出手机查看信息。抽烟的男人赶紧拽一支塞入嘴中，“啪”的一声，火苗靠近香烟，一阵浓烟从口和鼻冒出。烟瘾大的男工友会接连抽两根。情侣默契地向同一个方向汇合，牵手，行走，到茶水间去，用同一只水杯，接满水后，你喝一口，我喝一口。上厕所的道上都故意地拉着手不放，走到分岔口，有意地将彼此揽入怀抱，各入各厕。那些不想走动的人，就趴在工位上小睡一会儿，缓解一下疲劳。等铃声再次响起，人群又被捋回生产线的两旁，从骚动到平静，车间里只有机器运作和喘息的声音。

他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从机器变回人。

流水线作业，同样的动作里度过一天又一天，除了这十分钟，留给打工者的自由只有晚饭和加班的空隙、下班后从睡眠里挤压出来的时间，以及每月一次的汇款日。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劳动法规定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几乎没有不加班的工厂，打工者也喜欢加班，因为能拿到更多钱。他们通常会在晚上八九点结束一天的工作，遇上赶订单的时候会通宵加班，或连续加班几个通宵才休息一天。

占有兵曾经做过一百多本打工书。借用这种形式，梳理了他拍摄的打工生活。

在这种劳动强度下，许多工厂都有员工出现低血糖突然晕倒的情况。打工者为了省钱或赶时间，每天只吃一餐饭或随便吃点，长期超负荷运转的身体吃不消。每年我也听到会工厂有员工突然精神失常，骂人、大声痛哭、长时间沉默，狂奔的事例。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个早上，我接到电话说厂里出事了。中班主管急切地说：“有一个女工昨晚在宿舍跳楼了。” 我急急穿上衣服向工厂赶去。当我赶到现场，看到宿舍楼后面的下水道铁盖上，一名穿着睡衣的中年女子头碰在上面，只有一点血迹。铁盖旁的草地上，砸出了一个小坑。

据说她有两个孩子，期望很高，但孩子成绩很差，加上丈夫与她有争执，压力之下导致上班分神，生产了很多次品。她不断被批评，也渐渐被同事数落和排斥。在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晚上，她收拾好宿舍，踩上那张留在阳台边上有脚印的木凳，坠落成一声巨响。她身上睡衣口袋中还留着可能为孩子攒下的，贴身带着的几百元钱。

人始终不能成为机器。但这样的事件，就像汪洋大海中泛起的一阵涟漪，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消失了。而就算足够强大和抗压，打工者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像生产线一样成为永动机，跳槽和变动是常有的事。打工者有今天没明日，有订单了，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器件，高速飞转；订单减少，关闭生产线，就得走了。一些坏企业还会采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在无法忍受中自己消失，那样不用赔偿。

2012年6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手袋厂的女工郑婷在生产中。

打工者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工厂磨炼之后，有些成为了老油条，工作表现一般，但又找不出明显错误，过一天算一天，没事欺负下新员工。当然，也有许多努力的打工者，迅速地精通各个工位的操作，培养起解决不同现场问题的能力。当生产线增长或现有的管理者离职时，通过竞聘或高阶管理的提拔从作业员变成管理者，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十年前，网络也是出口

一个工业区的建立，会伴生着周边的服务。五花八门的店铺，由铁皮屋或平房改建的店铺，餐饮占了多数，其次是杂货和服装，还有零星的手机店、理发店、化妆品店......更有数量众多的出租楼群。这里的潮流不落后于市区，只是消费会下降层级。我记得当松糕鞋流行、高筒靴回潮、露背装大行其道时，工业区的服装店也在销售这类潮货，但几十元甚至十几元就能买到。比如我曾经的女同事，她一个月穿坏了三双新潮的凉鞋，每双也就30块钱。

现在看来最具年代感，那时候确最新潮的生意是电脑下载——就是给手机下载电影、音乐、小说。电影一元钱两部，MP3音乐一元钱十首，小说三部一元钱，老板提供打印好的目录供你挑选，然后再帮你存到手机上。过一段时间，可以去更新，当然费用也得再给。工业区没有电影院，有些人也会选择花两元钱看一场投影。放投影的地儿情侣很多，五元钱可以看一个通宵。

2013年1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者在小摊上给手机下载电影，每元钱可下载5部。

2011年9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下班后，打工者们在工业区跳舞。

2010年11月29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者下班后在球场上看露天电影。

2009年10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者们在广场上观看电视转播的国阅兵。

人气最旺的地方，也许是杂货店门前的桌球台，每个小时四元，打球的只有两个人，但观战的可能是二三十人，打球的人用饮料赌输赢。

2005年以后，工业区新开了很多网吧。网吧寄托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生。

阿军是一名普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打螺丝。到底每天打了多少粒螺丝，他自己也数不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个打螺丝的机器。阿军下班后就冲进网吧，一天积压的情绪，化作QQ上的留言，化作电邮的内容，化作微博的博文，化作游戏的动力。

阿琴会利用网吧来学习，或者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她喜欢写一点小文章，每天下班后都要到网吧坐上两个小时。静静写完，存贮到U盘上，然后回宿舍看书。她有时把文章用电子邮件发给媒体编辑，也和网友探讨写作技巧。

有轮滑爱好的阿慧，到网吧上网是为了组织轮滑俱乐部的活动、分享和讨论轮滑技术，乐此不疲。不过更多的时间，她会选择和朋友“刷街”（指在街头轮滑），从一个工业区刷到另一个。

2010年1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者在网吧上网。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打工者们多出半天的自由时间。但大多数人把这一天过成了一种仪式，在邮局排队寄钱的人多得无法想象，从柜台排到大厅，在门口处绕几个来回，再排到很远很远。打工者读书不多，常有写错字的人一遍又遍地重填，即使在冬天，也看到有人额头冒汗，手心沁出的汗水将汇款单浸湿。一个月的劳动成果在这一天通过邮政寄到中国不同的角落。但寄出的这一刻要等很久很久。

2012年1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打工者给家人打电话。

压抑与逃离，去与留

一对夫妇在宿舍楼道偷欢被捉，因为无法证明夫妻关系，被当成卖淫罚款了1000元。这件事在当时被当作工人们饭后的笑话谈资，现在想来却有太多无奈。

每天下班之后，姑娘们会开始自己的T台show——脱掉宽大的无尘衣，穿着自己心仪的时装，婀娜多姿地展现她们的青春、活力和自信。她们也互相晒自己的裙子，分享心仪的白马王子的模样。这些欲望被集体宿舍和工厂制度极大压抑，才让这个笑话成真。

2014年12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的女工进无尘室前照镜子。

2010年11月7日，广东省东莞市。工厂内部举办模特比赛。

和现在差不多，在外打了两年工，家里觉得你也多少稳定了，有些积蓄了，就开始催结婚。一些人通过介绍交往；有一些人，通过自由恋爱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但大多数人是利用春节回老家的机会，让家中的亲友介绍本地的同龄人进行交往，甚至一方辞掉原来的工作，跟随另一方一起打工，最后成家。

恋爱或结婚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环境，当时有些工厂有“夫妻房”，即夫妇二人在同一家厂，分出的一间独立的宿舍。找工难的年代，夫妻房极少。夫妻房让打工的夫妇有了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为工厂留住了生产线上需要的劳力。而没有那么幸运的恋人，只能离开免费的集体宿舍。

工厂周围有很多出租屋，新修建的出租屋最小12平方米，最大不超过30平方米，全部是带洗手间和厨房的单房。每月房租350元。每逢工资有涨，房价必定上涨。出租屋的墙壁、电线杆上，贴满了诸如有偿代孕、招公关小姐之类的小广告，还有淋病根治、老中医治梅毒牛皮癣之类的时代图腾。出租屋的大门在后面，通常前面留给一楼的商铺用。电线、网线如蛛网，楼梯陡、小又黑暗。电费高、水费贵，每月还有清洁费。二手房东代管理，房间被盗他不理，送水送气不顺利。

工人下班。

打工者租住的出租屋。

2016年5月25日，广东省东莞市，找工作时在草地上睡觉的打工者。

幸运的人，能持续在这里工作，在出租屋短暂或长久地居住，更多的人因为各种无奈选择离开。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出来后，又接二连三地往回撤。这些人要么出来后压根儿就没有进过厂；要么不能适应每天加班到凌晨、全年无休的打工生活；要么是被炒鱿鱼；要么是工厂恶劣的生产环境导致身体染病；要么是工厂发不出工资白干了；要么是中介骗得身无分文，成了盲流。

能够有幸留下的人，也要面对新的挑战。读书、医疗、养老，通通都是新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听起来是一种无奈。就像虽然父母条件变好了，期望孩子能成龙成凤，但现实决定孩子们只能接受最为普通的教育，甚至无法在城市就读。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又重复了父辈的老路：勉强读完初中或者连初中也没有读完，够了16岁，就迫不及待地投靠父母进城，再进入流水线，成为一名新生代的劳动力。

新工厂，新工人

（左）1995年12月，占有兵刚出来打工时在一家工厂当保安员。

（右）占有兵和战友，他本来不抽烟，拍照时又拿了烟夹在手里。

这是十年前打工人的一些侧写。

曾经在外打工是一种荣耀。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回到湖北老家，买了一部最新的双碟VCD机，还买了领带和一套西装，把退伍时用的帆布袋换成了拉杆箱，买了崭新的皮鞋，带了两条万宝路香烟。从进村口开始，见到乡亲们就打招呼，发香烟。一些乡亲们当面就说“看这娃子，打工赚大钱了，真有出息”。

人们开始思维慢慢转变，逐渐走出去，而工业区在近十年来却已发生了180度的逆转。2003年以前，只要是工厂，老板只愁订单，从不愁工人，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老板只管挑最好的、最听话的、最廉价的人用。甚至有一些恶劣的工厂，专门骗取求职者的钱，从来不出货。

到了2006年前后，开始出现招工难的苗头了。最明显，餐厅、酒店选服务员，不再是清一色的女性了，男服务员也出现了，工厂也开始缺人了。以前出门，乘车挤、公园里挤、广场上挤，现在马路上随时人来人往的情景消失了。

现在，汽修厂的男工留着长发并染成黄色；制衣厂的女打工者穿着露背装；玩具厂的女工脚指甲染着红色；手袋厂的男工穿着背心、露出手臂上的文身、耳朵上还戴着一只耳环；印刷厂做包装的女孩子穿着低腰裤，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过去员工整齐划一，许多工厂对员工的着装有一定要求，现在几乎不再有了。

2012年，来自四川凉山州的打工者。

打工者们在长椅上休息。

打工者假日在广场上读英语。

工厂数量逐渐饱和，城市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倾斜，内地与沿海差距越来越小，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教育，社会也发展到有更多的职业选择。2014年之后，各家企业使用浑身解数，希望留住员工——提高工资，安排夫妻房，宿舍装空调，年终奖汽车，大搞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员工关系管理，但仍没有解决招人难的问题。

有些招聘专员说，现在待遇高了，员工也更难管理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低到了极限，十年前那种扎实、肯干、不讲条件、任劳任怨，每天可以加班到晚上12点、第二天照常开工的员工绝种了。实际上，员工没变，甚至更为努力，是社会变了，他们也许不再需要在工厂打工了，或是唯一选择了。

我身处的东莞长安，从改革开放前以农业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依靠来料加工迅速发展。至2010年年底，长安镇共有外资企业1318家，世界500强企业六家，经济占东莞市9.3％的GDP。这块98平方公里的土地，融入10000多家企业，成为制造业生产线上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元。今天的长安，各类豪华汽车，高楼大厦比肩接踵，商品房的价格早已突破每平方米10000元，但长安再也没有晚上数星星的时刻，从前捕鱼捞虾的河流，早已变得如墨水般浓黑，再也没有人敢下去游泳。

短短二三十年里，这里由一无所有，到蓬勃发展，到逐渐转向高新科技。曾经，各路厂商拥进来，如今，有些厂房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许多后来搬迁了或被改成了商铺、酒店、沐足城、幼儿园，被新一轮资本光顾着，厂房变成了大商场、商品房。曾经，晚上喧嚣的街道，加班后的打工者游走在街头，人头攒动，小摊档老板忙得顾不上喝水还喜笑颜开；厂房四周都是打桩机昼夜不停的声音，建筑工地的夜晚灯火通明，专门拍证件照的照相铺忙到夜深。如今，夜市还在，商场一个接着一个关门，人们逐渐走出工业区，或是工业区的关闭逼着人们走向别处。打工者落脚在这里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孩子有了自己的同学和玩伴。然而工厂要搬迁了，变了，一切又要重来。

工业区仍旧聚集着制造业的工厂，向全世界提供中国制造的衣服、鞋、玩具、家具、电器，等等。但是，似乎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也招不到那么多人了，连工业区大门处的保安，也不像过去一样蛮横；工业区的厂房业主，由过去单纯的收租佬向同舟共济的服务企业转变；为工业区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机构，向合作共赢转变。即便如此，制造业在时代的浪潮中，一批又一批地逝去。

最近三年，每当春节和暑期，我都会到车站去看看乘车的人。长途客车多了，打工者带回家的行李袋，从之前的蛇皮袋红白蓝到拉杆箱，再到山寨的名牌手袋。人们的脸上，写满艰辛，但仍有朝气。20多岁的打工者，染着头发、穿着时髦、手臂纹着图案。他们依然怀揣梦想，踏进城市，奉献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