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谁能留下：年轻白领、农民工与“人才”的居住境遇

 【编者按】：

近年来，承载着刚毕业年轻人“中产想象”的白领集装箱式长租公寓爆雷，有一些年轻人不仅在冬季被扫地出门，还背负着不菲的租赁贷款债务，如果没有后续的政策协调，很多人的大城市梦或许就此破灭。要理解这个年轻白领群体在城市住房体系中的脆弱性，我们不得不拉长时间段，进入租赁市场乃至更大的城市经济“正规化”的脉络。从乱象丛生的房东直租模式，在走向正规化的过程中，租户的居住权理应被承认进而被保障，然而租房的市场化、平台化最终金融化几乎酿成了难以控制的风险。

长租公寓爆雷事件似乎把这一受过高等教育的预备中产群体“打回原形”。这些年轻人在城市承认系统中的“被除名”，与近年来在城中村消亡过程中被驱赶的“从不具名”的底层流动人口形成了对照，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大都市的发展过程中，谁会被容纳，谁又会被迫离开？一线城市的“人才引进计划”、“人才公寓”等项目不断告诉我们，成为“人才”的年轻人才能留下，剩下的则面临向下流动，与农民工同样流入二三线或更小的城市。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借爆雷事件组织了这一场围绕城市居住问题的圆桌讨论，邀请研究住房产权及租赁市场的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孙哲，研究住房中介的昆山杜克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王梦琪，关注人口流动、城市化、社会再生产等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战洋，和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陈嘉盈，试图回应与这次事件相关的租/住房问题。本次圆桌讨论将分上下两篇刊发，上篇为《圆桌｜何处安家：“家”的中介化、平台化与金融化》，下篇为《圆桌｜谁能留下：预备中产、农民工与“人才”的居住境遇》。

一、住在长租公寓的预备城市中产

福田柠盟人才公寓

澎湃新闻：长租公寓所打造出的标准化“白领集装箱”，其吸引力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很多大学生也是租住在城中村的。之前看到一篇报道中，有一个刚毕业的住在城中村的年轻白领，说起唯一能觉得跟这个城市有关系的时刻就是每周去一次家乐福。所以，长租公寓之所以让年轻人趋之若鹜，是不是因为提供了某种大城市生活的伪中产想象？

陈嘉盈：确实，我觉得长租公寓的兴起是把年轻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生产成一个消费者群体。我昨天重新看了一下自如的广告，里边全都是这种小白领的形象，广告词也是针对他们的一些痛点跟梦想。我觉得这是一个生产新的消费者跟消费需求的过程。这个也是跟中国产业升级出现了一批新的高素质高教育水平人口是有关系的，它整个商业营销都是针对这么一个人群。

战洋：嘉盈前面说的深圳的状况，让我想到我自己早些年在北京周边的城中村做过的调研。我当时发现即使是非正规房屋租赁，也并不是同质化的。起码在北京的城中村你可以看到，它自身也有一个升级的过程。比如最早一批是大院出租，都是平房里面的房间。再之后就升级成为了所谓“单间”。这些单间虽然一般都在楼房中，而且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往往没有独立厨房和洗手间。再之后的升级，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公寓”。当然，当时那些公寓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长租公寓，并没有大资本进入，都是由家庭为单位的本地农民开发，甚至是由外地二房东以20万到50万不等的成本进行开发的。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同质化的打造，但是也有刚才嘉盈说到的中产小资品味的问题。我当时做田野待的比较长的一个村子，离中关村不是特别远，里面就住了很多小白领。他们对于公寓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网络，要有独立的卫生间。对于房屋内部的粉刷和家居也有一定的要求。

澎湃新闻：一些年轻人似乎也逐渐接受了以租房代替买房的观念，平台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长租公寓的现实和贩卖的生活想象有着怎样的差距？

孙哲：前面提到过，目前租房市场的问题是，市场化还不足，金融化太激进。广告和现实的差距和这两点有关。就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而言，当前已经过了刚毕业就能买房的时代，租房是大势所趋。长租公寓虽然广告美好，但现实中出现甲醛问题，这就是产品没做好，市场不够规范，这就是一种落差。租金贷看起来能又免押金和中介费的优惠，但马上又遇到爆雷的套路，这就是过度金融化的问题。这都可能是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遇到的现实第一课。

陈嘉盈：自如这种长租公寓其实提供了一种针对年轻人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体性的想象，比如广告里面会出现年轻人通过在长租公寓里面独处，获得学习的力量，然后在事业或者爱情上得到发展，无形中也在传递市场社会的价值，例如自由、独立、爱情等。关于想象和现实的落差这点，很多长租公寓都有针对年轻人的痛点，例如社交需求，去做特别的设计和营销。例如泊寓有做一些公共空间，自如的广告也有呈现跟朋友合租的画面，例如一起在客厅玩耍，但实际上在公寓的建设里边，公共空间很多都是没有的，像有一些自如的房子把阳台都改造成了房间，然后像泊寓的公共空间，实际上也没有很好地被年轻人利用，因为年轻人工作的时间特别长。我觉得想象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也是商品想要贩卖的梦想，跟它实际上实践起来的现实之间的一个差距。但是商品它可能从来只是贩卖一个梦而已，实际上往往都是不能实现的。

孙哲：有道理，但更深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租房更加市场化的时候，租户们作为一个集体变得更加脆弱了？在之前二房东管理的灰色市场中，似乎没有出现当前这么明显可见的共性问题。这就和平台经济有关系了。当平台想把一种服务标准化的时候，它的问题也就同质化标准化了。连锁长租公寓的租户们在各个城市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平台经济一旦出问题，会造成社会风险的共振和放大，这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陈嘉盈：我觉得还有一个体现就是项飙序里说的这个是对于家的双重异化，第一重异化是把家变成了一种资产，第二个异化就把家的价值描述得额外的高，家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化的、很温暖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自如等长租公寓其实是再一次把家的这重意义建构，通过它的广告非常明显地推到消费者的面前，设了一个特别高的期望。在此之前我们可能对于家的意义的想象可能还没有通过语言、广告这么明显地建构出来。

孙哲：我觉得这点要细分一下。项飙讲的“家天堂”是家和占有的关系，其实是跟房产市场更有关系的。但租房市场有所不同，租房具有流动性和多样选择的特点，更倾向个人租户，甚至有反家庭的倾向。我在上海长租公寓研究的一个初步发现，是崇尚友谊，而忽视爱情。一旦公寓中成了一对恋人，这对恋人会搬出去住。

战洋：嘉盈还在泊寓做过研究，泊寓好像是特别针对年轻人的，也是不太鼓励成家的，但我好像也看到说有专门改造成适合家庭居住的两居室的公寓，是不是这样？

陈嘉盈：泊寓确实有那种供三口之家住的房型，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针对成家早期，比如说成家5年之内的这种状态，当然它可能也是想要去传达一种新的价值观，就是说你可以不买房，但这个观念还是比较小众的，甚至是先锋的，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自如也有一个广告展示的是三口之家住在一个自如房子里。

孙哲：如果长租市场真正健康发展的话，应该有这样一种产品，就是不只是对于个人，也服务家庭的租赁产品。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可以落户，办居住证，也可以给孩子办学区。其实上海现在的公租房项目这些功能都在实现，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王梦琪：我们谈到很多住房的空间想象，我觉得要注意一下有三个概念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家”，一个是“房”，还有一个是“产”。对家的依恋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会需要跟世界产生联系，然后每个人心里面觉得能够称之为家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和世界产生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对家的想象被房给绑架了，我们想象家的时候，我们只能想象我们拥有一个房子，我们占有一个房子。再来说产， 很多有房者会去维权，业主是基于产的基础上来维权的。而现在长租公寓爆雷他要维权，他其实是没有产的，维权是落在金融爆雷、金融风险上。

孙哲：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家对应的是人（people），房是一个空间（space），产是一种权利（right）。为什么业主觉得维权天经地义，因为《物权法》中的物权非常具体可见。但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权利过度地与“产”捆绑在一起了。

我经常去强调“租户权”，是因为这种权利是基于“人”（people）的实践。比如《合同法》中规定“买卖不破租赁”，就是就保证了居住稳定的权利。但很多人包括租户都不知道这一个最基本的租户权，潜意识上就是更重视（物）“产”，对于“人”的重视不足。

二、城中村的消亡与“人才”的兴起

航拍藏在广州城中村里的各式运动场。

澎湃新闻：中国这些年经济的正规化，提供给底层流动人口的城中村生态一再被摧毁，生活在城中村的底层劳动者难以再以非正规经济谋生，进而被吸纳进服务于城市人口的正规经济（新兴平台经济等）之中。深圳等地出现了改造城中村给城市白领提供长租公寓的很多案例，形成了“士绅化”的进程。

陈嘉盈：这个主要是在深圳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长租公寓跟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城中村的改造联系在一起，长租公寓成为了城中村更新的一种新的模式。深圳在2019年出了一个新的规划文件，把各区超过50%的城中村都划为综合整治区域，不能对其进行推倒重建。而综合整治的意思，目前在几个城中村所体现出来的，是以房地产商租下房子改造成长租公寓，并辅以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新商业的引入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是深圳的一个特色。

战洋：我之前在深圳遇到刚刚出版了《向深圳学习》（中译版）的马丽安，她强调30年前的深圳和现在的深圳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城市了。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体会，我1997年的时候在深圳住过一个月，到2018年去做田野的时候，确实感觉差别巨大。现在的深圳面临产业升级，不再是“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过去城中村服务的是农村背景的劳动者，而现在为了配合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居住空间往往都在升级，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公寓，甚至变成了各类留学生和海外人员的聚居区。人才公寓服务的显然是大学毕业生甚至学历更高的人群。为了吸纳这些人才，深圳的落户政策也有很大改革，比如说博士生可以比较迅速的落户，甚至获得补贴。不难想象，人才引进的政策跟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只是深圳，目前中国的不少城市都面临着如何吸引人才的问题。“人才”在今天不仅有阶层性的内涵，也跟中国的发展策略，尤其是城市发展策略有很大关系。

孙哲：这不单纯是一个阶层的问题，还是一个城市类型划分的转向。从2014年开始，国务院划分了一个新的城市标准，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被列为“超大城市”，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一线城市。一线城市要进行人口调控，而二三线城市以及城镇要进行人口吸纳和在地城市化。这样就在一线城市中形成了对于“人才”的精准定位和筛选的政策背景。

战洋：这个背景确实挺重要的，中国城市的发展逻辑一直有钟摆式的变化，小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的策略往往交替进行。当年毛泽东和费孝通都非常重视小城镇发展，甚至希望在农村实现就地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思路之下进行的。然而就像刚刚谈的，小城镇的发展逻辑其实并没有持续，反而在2000以后有一个高速城市化、超大城市崛起的过程。随后，就出现了刚刚提到的2014年的限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其实2014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发改委提出的1亿人口落户城市的政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也就是在限制大城市的同时，推动小城市发展。最近可能又有新变化。因为在内循环和双循环的策略下，都市圈（也就是大城市）的发展又变得非常重要。譬如我目前所在的香港，是纳入到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之中的。上述城市发展模式的钟摆式的变化，确实是我们理解城市、迁移、流动的重要背景。

我从2013年开始在北京的城中村做田野。当时北京虽然经历了奥运前后好几次城中村整治，但还是有400多个城中村。我的感觉是，城中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非正规经济群落。它容纳的非正规经济不仅包括非正规房屋租赁市场，还包括非正规劳动市场，非正规服务市场。城中村相对的封闭性体现在消费的内部循环。比如当时北京的房租大约是2000块钱一个单间，但是我在城中村就租到过200块钱的单间和700块钱的公寓。平时两块钱买一张饼，加上一块五的豆腐脑，吃饱一顿饭。这些内部的生产和消费，支撑起来一些非正规但是非常活跃的经济活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老师Jonathan Bach就强调过城中村这种相对独立性。我自己会把它看作是基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由农民主导的城市化的路径。但是2017年之后，起码在北京，这样一个由农民主导的城市化路径可能就停滞了。这不仅意味着一些租客在短时间之内被迫离开。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观察到的那三种非正规经济在慢慢消失。一旦失去了这些非正规的经济空间，这群人可能就会进入其他的经济形态，以新的方式劳动和生活。我自己没有做过具体调查，但想象中，外来人口如果还是回到北京谋生，那么平台经济会吸纳他们，包括外卖行业、家政行业等。

澎湃新闻：2017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点，当时北京在搞人口控制，深圳当时在搞双年展，主题是城市共生。当时很多关注北京问题的知识分子都对深圳模式赞不绝口，说深圳的治理是多么人性化。但后来很快就发现，城市共生打的是城中村的招牌，而它其实是一种更微妙的士绅化的模式，包括万科搞的“万村计划”，也是变相地把那些原本的闭合经济打掉，然后变成一个年轻的都市白领的生活空间。

陈嘉盈：城市共生的双年展试图实现对于城中村的舆论转向，它提倡对城中村进行保留，而不是拆除。很多人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好事。在之前大量拆除的背景下，现在说保留不拆，这构成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但是如果大家的思维陷在拆vs.不拆的二元认知框架里，会意识不到之后可能出现的士绅化危险。我们看到当时双年展的举办地南头古城，在今年经历了一场士绅化的改造。万科作为主要运营商，通过租下房子改造的模式，引入了泊寓和设计师酒店，原本价格相对低廉的服务底层流动人口的商铺也“升级”为供城市中产消费的咖啡厅和餐厅。现在南头古城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旅游点，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元素的符号化运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光顾。

我觉得这里还需要警惕的是，遗产和文化的话语如何主导了我们对于城中村的理解。遗产的话语把城中村视为凝聚历史记忆的遗产。这种话语很容易让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建筑物和空间上，而不是生活在空间里的人，最后导致把城中村的房子改造成可观赏的景观。文化的话语，是把城中村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因为小尺度的空间安排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连结和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这样的话语对于城市人很有吸引力，满足了他们对于“烟火气”和“乡愁”的渴望，最后导致城中村成为了提供“文化体验”的旅游目的地。这两个话语都是近年来出现的关于城中村的新的话语，并在双年展中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城中村的理解。

关于这次双年展和长租公寓的关系，在时间上是有一点同步的。在双年展举办之前，深圳已经存在长租公寓，但大多是通过对工业性质的楼房进行改造。双年展期间有一个小的企业在南头古城租下了几栋楼，改造成了长租公寓，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牌叫鲤鱼公寓。当时大家都比较认可这一实践，认为这是让城中村在不被拆除的情况下进行发展的一种模式。后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仿效这种模式，包括万科的万村计划。原本对于商业界来说，由于城中村独特的土地制度，他们觉得去租城中村的房子是比较麻烦、有风险的，或者说在商业模式上是不可行的，近年来这种模式越来越被商业界和地产界认可，和政府在政策、舆论上的推动也有关系。

2017年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近日在深圳南头古城启幕，本届双年展以“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为主题。

澎湃新闻：城中村消亡导致城市租房市场进一步中介化/标准化，对底层流动人口的租房和居住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17年的人口控制之后北京的租房市场一下子标准化起来了，但很多城中村的居民还是要回来，可能要再往外移，交更多一点的房租，深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陈嘉盈：深圳就是搬到关外。不过万科的泊寓也进军到了关外的城中村，之前有一个事件，万科在富士康附近的一些城中村做了泊寓，而那些城中村住的很多都是富士康的工人，他们对于价格非常的敏感，担心泊寓进驻会推高租金，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波抗议。

战洋：很多人可能对深圳的模式比较乐观。特别是深圳最近综合整治的模式中，保留了本地村集体和村民的话语权，不再轻易大规模拆除重建。而且很多城中村小产权房被改造成人才公寓。这些新的人才公寓，甚至带有保障房和福利房的功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租客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士绅化的后果还是驱离，租客不停地向外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驱离的过程，和大卫哈维或者Neil Smith一直强调的资本积累的逻辑还不同，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人才积累的逻辑和意愿。一些人才要进来，一些人要被替换出去。而且这个替换又和劳动者的学历和年龄有关。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长租公寓平台，自如也好，泊寓也好，这样的平台将空间进行改造之后，更希望服务单身群体，年轻人，甚至有的公寓非常明确的写说我只租给35岁以下甚至30岁以下的人。深圳的城中村之前的房屋是比较适合家庭居住的，但是新的状况下，很多家庭就被迫搬到更远的地方，面对更长的通勤距离，家庭生活肯定受很大影响。但是矛盾在于，家庭往往是更加需要城市中心的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服务的家庭在空间上被推得更远，这也是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我有一个小例子，就是两三个月前在装修房子，铺砖的泥瓦匠是两口子，他们就住在装修的房子里，基本上就是毛坯，上厕所洗澡其实都是很难的。后来聊天的时候他们说2017年之前在西红门租的房子，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租过房子了，这两三年中给谁家装修就住在谁家，这个事情对我冲击还挺大的，就像战洋说的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家庭生活在这里，可能妻子就要回到家乡，他一个人跟其他工人一起住宿舍。为了两个人都在北京，他们给谁家装修住在谁家，这就导致他们不能断工，一个活接着一个活，没有任何休息。

战洋：这让我震惊。当年我做田野的时候，城中村里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比例是很高的。很多人是因为自己到了婚育年龄，才离开深圳工厂，来到北京的城中村。他们改变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轨迹的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以家庭的方式居住、生活甚至育儿。在城中村居住空间升级的情况下，很多人可能会越来越难以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获得家庭生活的体验。家庭生活形态的阶层化，也许是值得注意的。

孙哲：其实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城市中三个群体：“农民工”、“白领”和“人才”。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中，这三个群体也在不断动态调控。原先一线城市城中村、城边村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工，后来在士绅化过程中变成了白领阶层。但白领阶层也并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分化。一种分化的结果是和农民工同样流入到边沿的二三线城市，另一种是成为“人才”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不同梯度的城市之间的户籍制度也开始出现分化，呈现出一种“推-拉”效应。

王梦琪：之前我跟战洋一起做过的一个会，然后发了一个special issue，那个上面我们用过一个理论，就是说整个城市是产生价值的，城市产生的价值事实上是由城市里的各个阶层的人共同居住到一起，是他们之间的互动产生了一个价值。当城市产生价值之后，这个价值它又是怎么样被再分配到各个群体当中去的，就会有一个分配的问题。清理城中村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个价值被一些大资本或者是一些别的集体给拿走了，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城中村地价的上涨是城里居住的人带来的。

战洋：梦琪说的我非常同意。德国经济学家Johann Silvio Gesell非常核心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增值的部分，实际上是属于公共的，需要作为公共的收益来分配。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提到Gesell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刚才梦琪反思的土地增值再分配问题，是很核心的理论问题。

孙哲：在城市研究中有一个概念是“发展权”。也就是城市的发展红利不只有产权人和投资人所独占，而是参与城市发展的各个社会群体都有权利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联合国人居署所定义的城市的首要价值就是“包容”（inclusion），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关注城市中青年租户的一个价值基础。

目前爆雷所波及到年轻人，面对的还不只是“无家可归”（eviction），更大的风险是“驱离”（explusion），是一种从系统中的“除名”。这也就是年轻人那么在乎“征信”的原因，“除名”的威胁甚至比没有地方住的威胁更大。

王梦琪：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其实底层的有些人他不是说被除名，他可能就从来没有被列名过。而这次租金贷爆雷被除名的这批人，他觉得自己是具名的，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一部分，所以entitled to something，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区别在里面。

澎湃新闻：战洋近来在研究农民工回到其家乡所在的县城买房。和拥有知识和一定社会资源的年轻白领相比，底层的农民工和平台工人通常不可能在打工的城市买房落脚，但和以回农村造房为目标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一代的农民工可能会倾向于回到县城买房，这种情况和撤点并校等教育改革和县城为了“去库存”鼓励农民工买房有关？

战洋：我这个项目刚刚开始就被疫情打断了，推进得慢。我只能比较粗略地谈一些情况。2014年让1亿人落户城市的政策，显然是鼓励小城镇的产业发展的，也鼓励人才回流，小城镇的落户政策也放宽了。我观察到在中国中部和西部，比如河南、四川，出现了很多购房的优惠政策。有的城市提供农民工购房补贴，每平米200~800块钱不等。还出现了针对农民工的购房节活动，在节日期间签约，可以得到几个点的折扣。这些显然是去库存的举措。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讲，他们经历了多重的城镇化。30年前，是城市劳动力市场驱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因为制度安排，也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作用，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民工面临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简单来说就是生产在一个地方，消费在另一个地方。很多人在城市工作，回家乡消费、结婚、完成子女教育。2009年之后，国家投入四万亿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地应对当时的亚洲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民经历了征地，通过土地置换了城市住房和户口，进入了城市。这个城市化的路径，是国家和城市开发者联合推动的，农民的土地显然比他们的劳动力重要。现在，农民工在县城购房是城市化的新面向。在新一轮的城市化的路径中，农民的劳动力和土地都不再是核心，他们的家庭积累和金融能力是核心。在金融化的房地产市场中，很多家庭开始负债购房。不仅如此，代际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子女的教育和婚姻，是推动大家购买房屋的主要动力。

此外，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比较粗略的观察。因为不少人征地拆迁之后获得的返迁房就是在县城。而且目前整村城市化的推进也很迅速，很多地方完成了村改居。县城对不少人来讲，似乎门槛太低了。很多人不满足于在县城居住。另一个相关的观察是，小城镇的工业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经常不那么成功，很多地方比较凋敝，烂尾楼比较多，小区入住率比较低。房地产开发商承诺的一些配套设施，也不是很容易实现。要建的小学也建不起来，要建的重点中学更是难以吸引老师。

对于在北京的农民工来讲，他们生活的逻辑确实就跟刚才两位讲的一样，没有在大城市的entitlement。更准确的说，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entitlement，只是他们的entitlement和老家的土地、村籍紧紧联系在一起。基于自己的经济积累和社会关系，他们也在隐忍和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多人的重要目标是在自己所能够够到的城市层级买房：省会城市最好，实在不行起码能够在县城买到婚房或学区房。抱着对于未来的想象和对于风险的接纳，大家在大城市的生活逻辑是闯荡的逻辑，也就是闯闯试试，不行还有退路（当然这个退路是不是存在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一旦进入这个逻辑，人们就比较能够接受自己不断地被“驱离”的事实。对于风险，他们真的像五条人说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也就是到时候再说。我在想，这可能人们在非正规经济中体验到的风险有关。风险很多时候当然是负面的，是需要被管理和控制的，但很多时候不确定性也制造一些机会，所以不确定性有的时候是积极因素，有的时候是消极因素。但是，风险的形态目前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现在农村土地确权之后，土地流转在迅速增加，同时有土地金融化、房地产市场金融化、甚至我们现在目睹的房屋租赁市场金融化的问题。刚才说的三类人口，都面临金融化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