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沽酌集》：一本“读书的书”

读书究竟有没有门径可循？如果只有极其有限的时间，那么哪些书是“必读书”呢？鲁迅在被要求开“青少年必读书书单”时曾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后来周作人在私人通信中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地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作家止庵对于鲁迅的这一回答评价道：“鲁迅的举动，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现在所谓消解，针对的是青年必读书中的前提设定，即那个‘必’字以及因诉诸公共媒介而对价值取向的一种规范。……鲁迅的一生，都是反对设定前提和规范价值取向的。”

从名家们对于“读书”这件事情的看法总是能发现有趣的细节，如上述的鲁迅因为“拒绝规训”而没有给出书单，而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书目实际上是文学史的雏形，至少其中体现了撰写者完整的文学史观”，因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可视作是一份“书目”。

止庵的《沽酌集》就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是一本“读书的书”，但是它不是书评或者书介，就是读书的一些感想。里面收录的五十四篇文章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人书事，或是书评随想。书中有对周氏兄弟、张爱玲、废名、钱穆等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品评与考据，也有对日、法、俄等外国文学、历史、艺术作品的赏读，同时也有相当篇幅的文章是作者买书、读书、写书、编书的心得。止庵说：“以读书之作论，大概我以往写的书中以这本为自己最满意，且涉及不少别处没谈过的，如历史、思想，乃至饮食、服装、日常生活等。每读一书，必确实有些一己心得，才肯写为文章。 ”​​​​

最近，值《沽酌集》新书出版，作者止庵与编剧史航也以“阅读使我真正成为我”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对谈现场

谈谈写作：有余绪的闲谈

止庵谈到，他有一个人生经验：“我主张的非干不可的事儿可以糊弄，可干可不干的事，必须得认真干。”而读书和写文章就是属于“可干可不干”的。

在写《沽酌集》中的小文章时，就带着一种“闲谈”的心绪，止庵说：“我觉得谈论书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可当不得不谈时，我有一个办法——不一定要去评价这本书，而是由这本书起一个话题，由这个话题来谈论你所知道的相关的事情，和你想到的事情，我写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文章，书只是给我提供一个话题。”

止庵谈到，在写《沽酌集》的一段时间就很放松：“我看了好些稀奇古怪的、平常不怎么看的书，一些讲各种各样的英国点心、法国点心的，还有服装、靴子、箱包、帽子之类，以及家居，等等。这些书说实话都不是些什么不得了的书，主要是那些题目我感兴趣，渐渐地结合我的读书经验就可以写成文章，比如讲到喝茶，我就想起我所有的跟喝茶有关的经历，和我读过所有别的关于喝茶的书，我可以由一个现代的讲茶的书写到《水浒》里边王婆，她给西门庆沏的茶是什么样。”

而止庵写文章一般喜欢从某一个作家的某本书讲开来，因此常被问及“为什么总拿着一个书来写文章”，止庵说：“有一本书跟这儿搁着，就好像是跟这作者有个切磋，有个交流，比方他书里没有说到的，我就补充说一点，比方他说的有不对的地方，我就给订正一下，或者他有的说挺好的，我就给赞美几句，这是一种交谈的方式，我觉得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交流。”

《沽酌集》在二十年前就曾出版过，此次虽然是增订版，但其中的很多讨论仍很应景，如止庵在一篇文章中写：“从前闹非典，加缪那本已经译介过来多年的《鼠疫》一时成了热门书。大概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读书态度罢，尚未脱出某篇曾经鼎鼎有名的文章里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也常常听说出书要赶热点，而这正因为大家读书往往是要赶热点的。”而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鼠疫》再次被推上热销榜，可见读者“赶热点”的心态仍旧如此。

比起很多赶热点的写作，止庵说：“我希望一个书能够有生命力，能够活得长一点，能够和当时写的时候的人交流，也可以和五年以后的人交流，可以和十年以后的人交流，二十年以后的人交流，或者更长的时间。”

关于写作，“我觉得一种悠闲态度比较重要，其次，写文章不能写时文，写文章不能太讲效率，你必须得干好多事，你知道好多东西，然后你才能说一点，然后你就永远有余绪，人家知道你这人没把话说完，还有话可说，而不是一下把这话全都说尽。”

另外，止庵认为对写文章而言，作者的思考也特别重要，“写一篇文章，你得首先把它给想透了，得把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尽全力去想到底”。经过自己深刻思考之后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和传播知识性的文章不一样，止庵说，“很多人批评我不爱看网文，其实这是有原因的，网文总是道听途说，用的二手、三手甚至四手材料，而且往往出错，但好文章一定要用一手材料而且要深入思考。一篇文章，你要让它不过时，怎么着也得有一点是自己的独特发现。”

《沽酌集》中文章篇幅都相对较小，也偶有精彩的论断，也应了止庵的“有余绪”和“有独到发现”的文章观念，如在评价什么是坏文章时，止庵说：“我觉得坏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作态。作者下笔时总想着读者什么反应，时而鼓动一下、刺激一下，制造一些效果气氛。然而读者不尽是傻瓜，由着你耍猴似的调遣。”

而在阅读了一位公认的“大家”的许多作品以后，也可以提出一些看法，如《沽酌集》中写到钱穆：且先一讲我对钱穆总的印象，此老无疑根底很深学问不小，只是立场太过正统，态度太过峻直，有些好为大言所以看他的书，多从小处着眼，大处往往不敢苟同。相比之下，我喜欢的是“学问正，思想邪”的一路学者。从前孟子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钱穆显然也有这番抱负。在我看来，此乃儒家最不可爱之处。……从前胡适曾说钱穆“未脱理学家习气”，大约这也算得一例。

止庵长期研究周作人和张爱玲，基于长期的阅读，止庵对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总体性的看法：“张爱玲的家庭背景对她此后的人生与创作均至关重要。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的祖父黄翼升是长江水师提督，而父亲后来成了位遗老式的人物——张爱玲作品中浓重的没落贵族气息大都来源于此。父亲对她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可能在她心灵中最早扎下传统文化的根。父亲的狂暴，家庭的不幸，又使得她深深体会到人生阴暗与悲哀的一面。母亲与她的关系，也与相亲相爱所去甚远。最后，是母亲和姑姑的独立自主，她由此感受了一种自由意识。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离不开这几个方面。”

《沽酌集》

谈谈读书：买书如沽酒，读书如慢酌

发布会中，史航谈到自己选书的喜好：“人生的阅读时间如果是个定额的话，你还是要去读一些可以节省生命的书。什么是节省生命的书？在我比较信任一个人的情况下，他对一本书的只言片语的评价，就让我可能决定我先经过谁，后经过谁或者绕行谁，这是一个节省生命的事。在中学时代读汪曾祺，汪曾祺在一个序言里边给我安利了两个人，那两个人后来就是我特别爱读的西班牙的阿索林和中国的废名。我也因为读金庸小说的前言后记，关注到他提到的另外一些作者。我觉得这算是我经过他节省了生命的人。”

史航认为自己是“随消费随阅读”的读者，“大多数时候我读这个书还是为了到微博上显摆，或者同学聚会，我会说： 你知道《朱自清日记》怎么说这么件事。而且比如我两天之内读八个重要的事儿，第三天我就跟人一口气说出七个，我没有攒在肚子里烂在肚子里的。”

止庵则更认为读书未见得有真实的用处，“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说实话就是为了提高一点品位，多增加一点知识，多增加点修养，使这人变得有点意思，知道事多一些，聊天的时候有个谈资，然后大家觉得这人是个好玩的人。这事儿有多大用处，不一定有太大用处，但是偶尔也有用。读书也是抵御孤独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去交一些跟自己不在一个时间，不在一个空间里边的朋友，那就是书的作者。书的作者他可能是在两千年前，也可能在一千年前，可能在英国，也有可能在美国，有可能在法国。甭管在哪儿，只要看他的书，当时就跟他见了面了。庄子说，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一万年以后遇见一个你懂的人，跟当时遇见是一样。”

在《沽酌集·话说两种读书态度》中，止庵提出讲到读书， 这几样必不可少：一是有书可读——买，借，或在书店里“蹭”书看，都行；二是要有时间；三是要有精力；四是要有兴趣——对书的兴趣和对某一本书的兴趣；五是要有心得——读一本书，无论正面反面，总归有点收获，不然岂非白搭功夫。

止庵也说，越来越觉得阅读是一种能力，读书时间全是挤出来的，“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就在公车上看，最挤的时候我把书举到天花板上看。哪有专门的大块时间说我等着给您老人家准备好时间了，茶叶给您泡好了，然后您老人家看书，没有这个事。”史航认为，其实读书是一种神秘的生理需要，“这书说得真好，过两年我有空我去看一看”，大家都是这个拖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