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奥南评《满大人的荷包》｜边吏钱袋与商贸关系的透视

《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赖惠敏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563页，78.00元

满大人者，清朝边疆大吏之谓。荷包者，钱袋也。透过书名，作者探讨的是喀尔喀蒙古地方衙门财政与商业问题。书名庄中寓谐，或有举重若轻之意。通观全书，以喀尔喀蒙古的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四地官衙与商业为考察对象，对四地官衙组织及财政开支有抽丝剥茧般分析；对四地商业组织、经营方式及效益、与蒙旗社会关系、政商关系互动等问题的探讨，似镜湖投石激泛涟漪，予人诸多启发，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研究。又因作者曾对相关内容有专项研究先后发表，为专著奠定坚实基础。

全书征引史料繁复又不乏新颖。除官书政典外，因喀尔喀蒙古方志鲜少可资，作者发掘旅行记、调查报告乃至极为稀少的当事官员日记，大大丰富了读者对史实的认识。书中大量引用档案，其中官员奏折，清廷讨论、批复等，有助于还原决策的过程；除了台湾地区收藏的民国外交部外交档、经济部档、商业档等外，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作者能够系统利用到台湾收藏的原蒙古国档案局庋藏的大量汉文商业档案。当然，作者十多年来往返于海峡两岸，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检索查询，收获亦丰。据我所知，有些资料，诸如《祥麟日记》《库伦边情调查记》《乌桓纪行录》《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乌里雅苏台日记不分卷》《科城商场案》《民国元年蒙乱前科城城外商场华商私有房产表》等，是经作者发掘引用才为同行所知，并补充了某些史实空白。发掘新史料加上作者细致梳理，深入分析，将清蒙关系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满大人的荷包》出版，作为学术前沿动态，应该予以关注。

喀尔喀蒙古台站路线图

明末清初，喀尔喀蒙古迭经内讧战乱，逐渐为新崛起的后金-清帝国控制。又以其与俄罗斯接壤的区位，成为清俄地缘政治前沿。如何有效控制喀尔喀蒙古，康雍乾三朝殚精竭虑，在准噶尔汗国与喀尔喀三部内讧之际，援喀抑准，复经封爵赐赏，建旗分盟，镇压反叛等，逐渐固定对喀尔喀的控制，最终成功将其纳入藩部统治。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对这一过程的相关研究有了渐次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到，既往研究大多关注喀尔喀归属的判定、清廷对蒙政策及相关制度订立、清俄外交相关人物、事件等方面，对于维系清朝统治的蒙地钦差衙门地方财政关注较少；蒙古地区商业研究率多以农牧产品易物贸易为重点，“促进经济发展”或“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的结论往往代替了曲折过程深入考察。研究视野过于专一，却未关联清朝全面控制喀尔喀蒙古的多种措施和努力。诚如作者所言：“过去讨论清朝统治蒙古成功因素之一为满汉联姻制度。但乾隆皇帝深谋远略，主要也不在乎联姻，而是由上而下层层地控制。”如何由上而下层层地控制？驻防与常设钦差办事大臣是人们看到的常态，借助这种建制如何实施“层层地控制”？作者通过发掘史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公示典型案例，揭示出商业与官府互动的过程及其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从新角度揭示清朝成功统治蒙古隐秘管控效应的路径。

游牧经济门类的短缺需要从周边寻求找补，这已是千百年蒙古高原族群演替的推动力。盟旗制度是清廷实行差异化统治的既定国策，通过分解整体、固定各旗王公封地、属民，有效实施对蒙古社会的控制。但封闭禁锢也使游牧经济传统的外向交流受阻。为维系蒙古游牧经济平衡，清廷通过操控对蒙商业，在满足农牧经济互补的同时，成功地使蒙旗社会产生经济依赖；同时接管传统自发的蒙古社会对俄贸易，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事实上，利用商贸等经济手段辅助军政措施，从而层层控制蒙古，就清朝稳定统治来讲非常高明。

作者下述观察很有见地，让人耳目一新。她认为“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花费相当少的经费，却能有效的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协助。就商人来说，他们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作者所讲的天时优势，指清朝与准噶尔汗国耗费数千万两的战争，为商人以效力介入提供了机遇。所谓地利，指官设驿站为商贸活动提供安全路线，并为商民沿途开垦、放牧等带来便利。更有官员接受商请，违禁利用官驿替商号有偿带运货物。所谓人和，商人为清廷协运军需，垫付开支，服从管理并缴纳种种规费等。这些具体而微的内容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相关研究表明，辅助清军后勤的随营贸易使赴蒙商人得到清政府信任，由此得到清政府对隔离封禁地区的贸易特许。于是旅蒙商填补了蒙古社会对外贸易受限产生的空白。作者告诉我们，清政府对赴蒙贸易商人设立了周密的票照核查制度，同时设立关卡，抽税以裕国库。还告诉我们，“管理这么庞大贸易量，也需要相当人力物力。例如对库伦办事大臣或恰克图章京，除了官俸之外，该衙门并没有中央拨给经费。以恰克图章京衙门为例，嘉庆五年（1800），皇帝才下令由口北道拨给恰克图衙门办公银212.5两。对每年需支出超过一千两的恰克图衙门来说，杯水车薪”。作者研究表明，库伦和恰克图衙门都得仰赖商人的各种生息银、捐输、陋规、摊派、走私罚银等。既然正常开支经费不足以支撑，遂有化私为公堂皇理由。又因为有了化私为公，凡朝廷交办事宜且不拨经费或经费不足，遂可以用办事名义开辟新的陋规收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的勇于任事，以及清末蒙古地区推行新政，都不能排除这种化私为公的办事方式。读当事官员《祥麟日记》《额勒和布尔日记》等，官商融洽，跃然纸上。

化私为公如何与满大人荷包关联？作者以库伦为例，举陈箓《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提到清末库伦办事大臣的收入，包括旧款息银、新款息银、羊马折价、地方收入等，平均计算每年总在五十万两以上。清廷规定库伦办事大臣岁支养廉银才七百二十两，倘无其它收入几乎难以维系额外开销。作者并没有简单接受陈箓岁入五十万两说法，进而推论出大臣贪腐，而是根据档案资料周详核算，指出上述收入尚需上缴交理藩院或户部。譬如恰克图查验商民部票费；库伦、恰克图出口统捐银；铺户银等项目必须上缴中央。至于查地陋规银、商民台站免役银、库恰车驮捐银、甲商认捐巡防步队饷银、地基银等，才属于库伦办事大臣可支配办公经费及官员胥役津贴等。刨除上缴部分的分解核算，才能准确理解“满大人的荷包”。

1913年的库伦

依作者判断，“商人的付出大幅节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尽管中俄贸易和蒙古地区商业繁荣不能扩大国家财政规模，但对挹注地方财政上仍有贡献”。这个分析或许不乏道理，但官商相助互利的同时，给蒙旗社会经济带来了什么？须知商人付出并非甘愿牺牲，那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难理解，通常是要蒙旗为其买单。赊销和高利贷通常是被研究者诟病的超级剥削。债务是清末蒙古陷入危机的重要因素。作者分析了旅蒙商赊销或借债方式，列举档案存留的典型案件加以说明。其中根据大量资料整理排列的图表数据有很强的说服力，极具参考价值。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对蒙古王公贵族举债滥购高级奢侈品、寺庙大量消费宗教用品等不无微词。这种区分揭示了蒙旗举债危机的内在因素，给读者留出很大的追究空间。

不过在我看来，似有更深层次问题在本书中尚未展开探讨。尽管作者多次极其细致地整理出贸易货物清单和人事、经费的开支目录，让我们了解到对蒙商业具体内容，诸如除牲畜贸易外，输入商品基本在日用百货、丝绸布帛、茶酒烟糖和土产杂货范围，兼营放贷金融、旅店运输、手工业制品和粮食、醋酱油、烧酒酿造等。为满足蒙古上层高端消费，甚至还有来自英国、普鲁士诸国羊毛绒织物、天鹅绒等欧洲商品。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对蒙贸易引进新式生产工具，也没有感受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对北亚游牧经济有何促进与改良。作者考述蒙古地方财政和商业历史过程中并没有给我们解答上述疑问，却给我们带来了思考。

蒙古贵族（山本赞七郎1906年拍摄，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对蒙商贸给蒙旗社会周而复始的游牧经济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世界经济及东西方交流给中国及亚洲带来的冲击与应因变化有目共睹，地处北亚偏僻的蒙古地区，何以能置身变革之外？恐怕不仅仅是地理遥远交通不便。内地沿海能引进纺织机器、兵工制作等，固然有海路开通的便利，但我们看到茶叶贸易也可以穿过蒙古地区通达欧洲。是蒙古游牧方式自产自销不需要新工具？木轱辘车不需要改良，过冬储草以及没有大规模屠宰因而不需要仓储建设？蒙古社会缺乏变革的内在动力？据王建革的研究，清末民初的呼伦贝尔草原曾出现过一个欧式社会，由布里亚特移民（与当地巴尔虎人同族）、白俄带来的欧式生活、生产方式（《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当地产品销往欧洲，又从欧洲进口拖拉机、刈草机、 播种机、集草机、收割机、束草机和脱谷机等工业产品注入游牧生活。由他们改良的三河马、三河牛至今仍是中国优良品种。或曰这是东清铁路开通后带来的便利，但欧亚陆路通道早有丝茶贸易。至少旅蒙商号就将茶叶生意做到了欧洲。以维护稳定统治为宗旨的清廷，对蒙并不求促进其经济发展；对俄则防堵为要。拒俄，锁国，开关，限制，一味被动应付，最终导致发展滞后。北亚游牧经济近代以降的衰落，并未因对蒙商贸发达而提振。其中复杂成因，虽已溢出本书研究范围，但带来的启发似有助于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