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康德书缘——我的哲学路标

上半年因为准备网课之需，我把散乱在书架上的有关康德哲学，特别是其实践哲学的书册大致归拢在了一起，不包括尚“留置”在“书库”和闵大荒斗室的，算是构成了我藏书中的一个小小系列。

如果从1984年入大学哲学系开始计起，满打满算接触康德哲学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这里仍然不敢贸称与康德哲学结缘，而只能勉强说“康德书缘”——也就是与有关康德和康德哲学的书“结缘”。

在我父亲那为数有限的哲学“藏书”中，有黑格尔、斯宾诺莎、笛卡尔和贝克莱，但好像并没有康德的书，这至少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何我在入大学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康德哲学。在吉大哲学系的课程中，至少我那一届，也并没有开设康德哲学的专题课，我只在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了解和阅读过一点儿康德——我真的不太能肯定邹化政教授的《纯粹理性批判》专题课程是为我们年级开的，还是为高年级所设，而我只是去蹭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邹先生讲的程度太高，对于未入先验哲学门径的我来说，只能是门外听音，略窥风景而已。

说起来，吉大哲学系要算是国内一个“有哲学的哲学系”，但我竟是从一位中文系老师一次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演讲中得知李泽厚其名的。最初读他的书是《美的历程》和《美学论集》，后来扩展到思想史和《批判哲学的批判》，不管在“正宗”的先验哲学界，对李泽厚的康德书会有多大的争议，至少我们那一辈人，甚至有比我高半辈的人，都是通过那部书了解康德哲学的。

1981年，《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两百周年和黑格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那次会议的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论康德黑格尔哲学》，其中有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犹记当时读了这篇宏文，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在一次班级征文交流活动时，自己也写了一份“论纲”与同学“交流”，似乎还引来了同学们阵阵善意的笑声。

在不少人称颂和怀念的八十年代，在吉大图书馆，康德的书其实很难借到，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借到过《实践理性批判》——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商务印书馆本来设想对关文运先生译本进行修订后加入“汉译名著”应市，但是承担修订的韩水法教授后来另起炉灶重译，这就使得我们本来最便捷的通过“汉译名著”接触古典哲学的机缘这样被推迟了好多年！于是出现了康德哲学的原著读得并不多，却热衷于各类康德解释的情形。

的确，那时候国人研究康德的著作也并不多——想想看，那时候出一本书多难啊——印象中似乎只有一册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郑昕的《康德学述》已经重版了，但只翻了几十页而未能终卷——那如《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本一般的文言似乎本就容易让人望而却步，而如邹化政那般义理之艰深似乎倒在其次了。

反而是苏联哲学家的几种书成了那时学习康德的主要参考物。波波夫的《康德与康德主义》是一种，阿斯穆斯的《康德》更为经典些——这里要“事后诸葛亮”地插入贾泽林教授在《走向列宁山》中的一段话：作为代表作家协会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老友在后者的追悼会上致辞的阿斯穆斯“属于‘官方’始终不信任并被排除在‘主流哲学界’之外的哲学界人士，然而在苏联各个时期的教师和学生中间，他却备受尊敬和爱戴，被视为德高望重的师长。”贾泽林教授还这样形容他在莫斯科大学的老师奥伊泽尔曼：“奥伊泽尔曼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甚至给人太过圆滑的印象。这也难怪，他生活在那种复杂环境中，为了自保，他也得学乖巧一些。”

在这样看似开放自由其实沉闷贫乏的八十年后期，谢遐龄的博士论文《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问世了。如果说奥伊泽尔曼对于“物自身”的富有“思辨”色彩的诠释已经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把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发挥到了极限，那么虽然谢遐龄的博士论文仍然在引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但其实质旨趣却已经完全超出主要在所谓反映论和能动性的认识论层面打转的视野，而指向了本体论这个哲学的枢机。此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在康德物自身概念的梳理中，把所谓本无与知性存在体区分开来，“康德的划时代功绩是创立先验逻辑从而把自由领域（即社会领域）从自然领域划分出来。在自然领域，他区分于现象（Erscheinung）的物自体概念，实际上是‘本无’。过渡向自由领域时，他区分于现象（Phaenomenon）的本体（Noumenon）概念，实际上关涉了社会存在物，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张本。”

尽管有的学者会对由此得出的“衍推”——把康德对自然与自由的区分视作为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学说“奠基”——感到“费解”，但是把谢遐龄这篇论文的理路和抱负放在作者所揭橥的宇宙本体论、理性本体论和性灵本体论的视野中去观察，在对康德哲学的诠释依然迷雾重重的八十年代，无疑是正本清源而且别开生面的。而“在涉及经验知识时，康德并不讨论个别的人获取知识的心理过程或人类获取知识的历史过程，他仅讨论做成知识必须具备哪些前提或条件”这样的表述，更不妨理解为其实是对《批判哲学的批判》预先展开的“清算”——例如同样是讨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李泽厚的思路主要在于“借鉴”，而谢遐龄的工作主要在于“辩谬”。

阅读《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构成了我大学生涯之“强音”，但同时也是其尾声。从1988年夏天开始，我在千岛之城舟山度过了两年时光。虽然颇有些自我放逐的况味，但是对我来说，那也并不能说完全是一段哲学上的空白岁月。记得我工作的单位资料室里有《纯粹理性和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我还在那时候书品上佳的舟山市新华书店买到过邓晓芒教授翻译的《实用人类学》。但如同我已经在别处说到过的，那段时光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同样在那家书店遇到的叶秀山先生的《思·史·诗》。

虽然大学时代已经读过《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但《思·史·诗》似乎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这一方面当然与作者那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本书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哲学世界。此书固然是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但却有相当的篇幅用来讨论卡西尔和雅斯贝尔斯，这种哲学上的均衡感不用说在当时，即使——或者尤其是——放在当下来说也显得难能可贵。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是从研究康德哲学开始其哲学生涯的。无论是《思·史·诗》还是此后发表的一系列在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之间迂回穿梭的哲学文字，似乎都是在不断地重新理解康德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虽然大学毕业了但仍然“敞开”的状态中于1990年秋天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哲学所重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沪上念研究生期间的最大机缘无疑是与牟（宗三先生的）著（述）相遭遇，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现象与物自身》《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圆善论》，其次则为《中国哲学十九讲》和《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而在以中国哲学会通和“超克”康德哲学方面，《心体与性体》之综论部分则具有枢纽性地位。无论如何，《现象与物自身》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洵为无可置疑。后来者的工作，则是要将其哲学洞见贯穿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梳理中，与之相摩荡，将其内在的生发力量具体到更为艰深质实的学理脉络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尤其认为匹茨堡学派的新黑格尔主义特别值得重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正是在《心体与性体》之综论部分首次得到表述的“实践理性充其极”论的另一种不同的版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麦克道威尔称作“匹茨堡的牟宗三”。

在这个脉络上，李明辉教授的努力而外，牟宗三先生的同道和讲友黄振华先生的工作除了其自身独立的意义，尤其在帮助理解牟宗三哲学，或与其相互发明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本来，黄振华是早期的留德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康德哲学中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联结的，而牟宗三之入台大哲学研究所授课，也是因为黄振华之邀请。可以说，没有这个邀请，也许就没有《中国哲学十九讲》和《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这两个重要的演讲集。

在我通过某种渠道得到有关黄振华著述的信息后，我再一次求助于李明辉教授。明辉教授慷慨地赠送给我他所编黄著《论康德哲学》，还把已经编好但未及刊印的黄先生遗文集发送给我，这其中《论康德哲学与中西文化》是特别富有启发性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来我最早阅读黄先生的论文乃是在《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其中有他的“试论唐君毅先生有关中华民族花果飘零和灵根自植之思想”，这是个长篇论文，有五十页之巨。这个论文集是罗义俊先生赠送给我的，他参加了1988年唐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在香江召开的这次会议，而这个论文集之给予我很深的印象，还有个原因是扉页上有曾昭旭所书作为大会对联的名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不过昭旭先生将此句系属于唐先生应该是一个误植，大陆学子皆知这个句子乃出于梁启超的《自励》诗。

因为关切于黄振华教授的遗文集后来有未付梓，我有时会在孔网上搜索尝试，有一次竟然让我搜到了黄先生生前出版过的唯一的自印文集《康德哲学论文集》，虽然手头已经有明辉教授的重编本，我还是难忍手痒收了一册。也是在阅读黄先生遗文集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位重要的康德学者Gottfried Martin，据黄先生说，他到德国留学本来是想投于Martin教授门下的，可惜他到德国不久，Martin教授就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照黄先生的介绍，Martin教授是“是西方哲学界中，精研康德哲学，恢复康德‘物自体’之思想并赋予新的意义的”。得到这个信息，我就在网上搜罗有关Martin教授著述的情形。最后找到了他的两个仅有的英译著述，其中之一还是在苏德超兄的帮助下，从武汉大学复印到的。

上个月初，我把这两本书交到我的一个对于康德的物自身思想抱有浓厚兴趣的博士生手上，此举当然只是在尽老师的本分，我尝笑谓亦自嘲，自己指导学生的方式就是看到好书好文推荐给他们。但是细想之下，也许我之送书和荐书还有一种既是“分内”又是“分外”之想：所谓“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太空”，即使我不能完成自己那聊胜于无可有可无或有或无的“研究计划”，不是还有我的学生嘛！

-----

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