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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婚不育:年轻一代的选择
原创 维舟 维舟
中国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不想结婚生子。这不是凭空感觉,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逼近眼前的现实:据经济学者任泽平近三年的多次调查,即便全面放开生育,意愿总和生育率(女性一生愿意生养的孩子总数)也仅有1.30-1.75,相当于实际生育1.0-1.4;其中仅1/3愿意生二孩,而有高达15-30%的年轻人选择一个都不生。虽然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但中国新生儿总数在当年攀升至1786万之后,就开始连年下滑,随后三年依次是1723万、1523万、1485万,今年不出意外的话也将在1500万以内。更重要的是:在这两年的新生儿中,超过半数是二胎,这意味着,现在生育的主力是想生二娃的,更年轻的人则生一个的意愿都勉强——但如果头胎都不想生,将来又哪来的二胎呢?
不生孩子的原因,以往或许主要是不孕不育(现在发生率高达近15%,主要均可归结为后天的生活压力),但近些年单身主义、同性恋、丁克家庭也越来越多,上海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就已显示,丁克家庭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如今这个比例只会更高。
现实是,2013-2019年间,中国的结婚总数从1346.9万对下降至927.3万对,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谈什么人口危机都很遥远空泛,自己忙于应付生活尚且不暇,“连婚都不愿结,又怎么生孩子?”
48岁的俞飞鸿至今单身,很多人都赞同她的选择虽然很多父母都头痛“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但如果你耐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会发现,对他们来说,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字是“累”:生活很累,要负担另一个人的感情很累,组建家庭也累,而最累的无疑就是生孩子了。既然这样,人生苦短,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呢?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以往普遍的直觉反应是向女性施压,毕竟“生孩子是女人的事”,进而指责现在受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代“自私”、“不负责任”。但在原有的家庭权力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结婚生子的压力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落在女性肩上,她们很自然地觉得现有的婚姻、家庭格局是挺压迫的。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将选择婚姻的女性骂作“婚驴”,仿佛她们是没有觉悟、心甘情愿受压迫的愚氓。
可想而知,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且不说彼此理念的对错,这样的污名化斗争策略本身就让另一方不快。然而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像“婚驴”、“繁殖癌”这样反婚反育的辱骂语,其前身却正是当初宣传手法上对“超生游击队”的污名化。正是从那时起,“多子多福”变成了全民嘲讽的对象,被贬低为愚昧、贫穷的象征。
现在,这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本为减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的临时之举,在用力过猛、深入人心之后,变成了一些人争取权利的极端主张。这已经不是“单身妇女反歧视”了,而是走向更具排他性的自主权:为了女性彻底实现自主掌控身体和生命,就应能自由更换伴侣、掌控自主生育,而这第一步就是反专偶制核心家庭。本来,争取权利并不是非得反对女性进入任何婚姻,对婚育有选择权也未必与家庭不兼容,但反婚反育的主张至少也能自圆其说,只不过吊诡的是,它越是激进,就越是妨碍自身的实现,因为太极端的主张难以吸引到足够多的追随者。
问题是,不婚不育如今并不只是一些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很多男性也是同样的想法。婚姻和孩子,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枷锁,甚至因为不少地方仍然抱着“婚房、礼金都应该男方出”的观念,讨老婆的压力还更大;至于生孩子,现在谁还关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实际上,如果性别权力结构不打破,个体不能在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自由交往,那么不婚反倒是卸下了男性的负担。或许也因此,男性的不婚不育常常更少被看作是真诚的。一个90后的男孩子曾和我抱怨说:“如今女孩子不婚不育,往往被看作是先锋的、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可是像我这样不婚不育,却会被普遍看作是没有责任心的、只想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
但这可能并不是谁的错,恰是因为中国社会在逐渐现代化之后,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的征兆。“结婚生子”的传统家庭模式已不再那么理所当然,单身在世人眼里也不见得是可怜、怪异的选择,甚至相反,面对那么多显而易见的压力,步入婚姻生活、儿女绕膝不见得是比单身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模式。事实上,这原本是西欧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家庭模式。1965年,John Hajnal在研究近代人口资料后发现,以圣彼得堡和的里雅斯特为连线,该线东南的欧洲女性几乎都会选择结婚,且多在十几岁时早婚;而在其西北的欧洲发达地区,则有多达1/5的女性选择独身终老,即便结婚的女性也大多拖到二三十岁。
西欧的这种晚婚、高独身率、小家庭、弹性生育率的模式,直至16世纪后才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建立起来。伊丽莎白·巴丹特尔《男女论》说,有人估计高达36%的法国男女可能从不结婚,且“社会地位越高,独身率也越高,如女工独身的比例为10%,而女干部则为24%”。这是一个朝富足方向迈进的社会才出现的现象。
这是在中国传统时代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游鉴明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女性独身的言论之后发现,直到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鼓励女性独立自主,才使一部分女性走向不婚。尽管如此,“女性可以放足、读书或就业,也能要求婚姻自由、离婚自由或恋爱自由,自由的选择不婚却不是一般人所乐见”。
在当时,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的自主概念难以落实,因为在集体主义传统顽强的中国社会,任何个体在追求自主时,都被认为不能忽略对父母、家庭、社会或国家的责任,迫使他们无法彻底从中挣脱出来。
如今,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四十年的繁荣之后,终于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构松动。这或许看起来是人口“危机”,但却很可能是社会转型的“契机”——至少从欧洲历史来看,并没必要把这看作是迅速降临的世界末日。接受新一代的自主选择,尊重个体,以人为本,这才是一个人们更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原标题:《不婚不育:年轻一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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