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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觉的历史｜美军战俘营里两个掷骰子的孩子

杨健

2020-12-07 17:43

来源：澎湃新闻

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镜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

——君特·格拉斯《剥洋葱》

一、但泽圣心教堂，回忆开始捉迷藏

2005年4月19日，礼拜二，一个充满巧合的日子。951年前的这一天，中世纪最伟大的德籍教皇利奥九世辞世。951年后的这一天，梵蒂冈又迎来了一位德籍主人。

这一天，西斯廷教堂的烟囱里冒出了白烟，圣彼得大教堂的钟声敲响，聚在圣彼得广场的人群一阵躁动，天主教世界大事已决。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葬礼弥撒的主持者、78岁的枢机主教约瑟夫·拉青格，经密室会议四轮投票后脱颖而出，当选新任教皇，宗号本笃十六世。

本笃十六世

4月24日，本笃十六世正式就任，历时22天的宗座出缺终告结束。当天，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首次以教皇身份与十多万信众见面。在仰望他的人眼中，天主在人间的新任替身是一位行动略显迟疑、举止有些扭捏的老人，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合适的肢体语言向教友致谢。他的谦逊、羞涩和腼腆，与他所担任的最高圣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本笃十六世是自哈德良六世之后近500年来第一位说德语的教皇，也是第二位非意大利裔的教皇——第一位是他的前任、波兰籍的约翰·保罗二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拿本笃十六世与约翰·保罗二世对比，是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人们赞赏本笃十六世是一位博学多识、著作等身、造诣不凡的神学家。与之相伴的担忧是，他能否维系梵蒂冈在全球各领域的广泛影响力，这在相当程度上仰赖约翰·保罗二世的铁腕治理。

不过，在本笃十六世的祖国尤其是他的故乡巴伐利亚，人们的态度要单纯得多。约瑟夫·拉青格当选教皇的消息，以亨德尔的《哈利路亚》为背景音在电台播送，信徒聚在慕尼黑市政厅前高呼“我们的教皇”，教友在传颂着他晋牧时所选择的格言“真理的伙伴”。

同胞们对约瑟夫·拉青格（Joseph Aloisius Ratzinger）当选教皇如此欢欣鼓舞，有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在二战结束60年后，由一位德国人替基督保管天国的钥匙，意味着戴在德意志民族心头的历史枷锁终可打开，卸下。事实上，约瑟夫·拉青格就是二战的亲历者。战争结束那一年，他18岁。

18岁，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年龄；60年，一段能让回忆躲进隧道深处的时间。

在约瑟夫·拉青格当选教皇几周后，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格但斯克。这是一座现在属于波兰、曾经属于德国，格拉斯成长的年代归属未定的城市。在归属未定的年代，格但斯克叫但泽，国际政治术语叫“但泽自由市”。但泽，是格拉斯长篇小说处女作《铁皮鼓》的故事发生地。格拉斯此行，是带文学界的朋友来打卡《铁皮鼓》中提到的几处地标，圣心教堂自然不容错过。

君特·格拉斯

圣心教堂是一座新哥特风格的砖砌建筑。圣母佑护，这座老旧的教堂得以在二战炮火中劫后余生。在《铁皮鼓》里，圣心教堂是侏儒奥斯卡出生受洗的地方。妈妈在世时，每周六都会带着奥斯卡去做礼拜。教堂内的圣母玛利亚祭坛在小说中被描写得细致入微，祭坛上有童贞圣母和童子耶稣的塑像。有一次，当妈妈在告解厅向神父忏悔时，奥斯卡爬上祭坛台阶，踩着云带基座，将铁皮鼓挂在了耶稣的脖子上，闯下大祸。这是《铁皮鼓》里最具有隐喻色彩的桥段，暗示了奥斯卡同圣子之间的某种关联。也许，同圣子有关联的不仅仅是奥斯卡，谁知道呢？

回到现实。当格拉斯带着朋友们走进圣心教堂的时候，他发现《铁皮鼓》里关键的道具圣母玛利亚祭坛不见了，代之以更具波罗的海风格的维尔纽斯圣母像，她头上镀金的光环，光芒四射，吸引着虔诚的波兰人。而在维尔纽斯圣母像一侧，神龛的烛光背后，两幅照片跃入了格拉斯的眼帘。照片的摆放显得煞有介事，左边的那幅是刚刚辞世的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右边的那幅是刚刚当选的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

生于长于格但斯克的德国作家格拉斯，此时此刻有些恍惚，眩晕源自他身份的扭曲。作为格但斯克人，他可以像当地信徒那样，称约翰·保罗二世为“我们的教皇”。作为德国人，他也可以像同行的文学界朋友那样，称本笃十六世为“我们的教皇”。

两位教皇都与格拉斯有关。不过，格拉斯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了本笃十六世。因为本笃十六世不但是格拉斯的同胞，还是他的同龄人。两人都出生于1927年，本笃十六世生日是4月16日，格拉斯生日是10月16日，教皇比作家大了恰好六个月，不多不少。多巧的事啊。

约瑟夫·拉青格的出生地

在圣心教堂，作家第一次如此严肃而审慎地同教皇对视，照片上那位羞涩而扭捏的老人是他熟悉的陌生人。格拉斯熟悉的表情，不是羞涩而扭捏，而是深思熟虑又狂热偏激，细致周到又温柔亲切，有着救世主的神韵。

回忆开始了捉迷藏游戏，它躲到了60年前。1945年，二战结束的那一年，两人都18岁的那一年。有把握的推测是，在本笃十六世生日之后、格拉斯生日之前，在此期间，大约、可能、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

寻访圣心教堂几天后，格拉斯的记忆闸门打开，挑起话题的是同行的妹妹瓦尔特劳德。这位政治上左倾的退休助产士，显然对新选出的教皇不以为然：“哪怕他（本笃十六世）是德国人，我也高兴不起来。要是这次选出一个巴西红衣主教，或者一个非洲的主教就好了……”

妹妹对本笃十六世有什么误会吗？格拉斯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原一个真实的“我们的教皇”。他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资格，因为他对本笃十六世知根知底。好吧，那就从头说起吧。

1945年，二战欧洲战事结束不久，美军设在慕尼黑附近的巴特艾布灵露天战俘营里，数千名德国战俘正饱受虱子和饥饿的折磨，其中就包括18岁的君特·格拉斯。在战俘营里，格拉斯结识了一位同龄的伙伴。两个孩子经常在一起仰望星空，远眺阿尔卑斯山，下雨天他们会一起奔到帆布帐篷下躲雨，像猴山上猴子那样相互帮着挠后背的痒痒，肚子饿了他们会分食同一袋荷兰芹菜籽充饥。在格拉斯看来，这位伙伴是一个怪物。跟战俘营里其他欲火焚身的男孩子不同，怪物对姑娘没有丝毫兴趣，他早早地将自己奉献给了上帝，信仰之坚定犹如诺曼底防线。他不时入定的样子似乎把尘世喜怒都抛诸脑后，他凝神沉思的问题是圣灵之爱如何将圣父圣子合而为一。哦对了，这位伙伴是巴伐利亚当地人，他叫约瑟夫·拉青格。

格拉斯以他特有的谨慎又客观的语气述说着往事。可笑的是，听众并未目瞪口呆，而是轻描淡写地一通嘲讽：“这又是你杜撰的故事吧，小时候你就这样哄过妈妈。”妹妹的不屑，让格拉斯有些无奈，他嘴里喃喃着“真的，是真的”。

为了增加讲述的可信度，格拉斯以《图片报》关于本笃十六世早年经历的报道来作证。然而，谁又能保证格拉斯不是看了《图片报》后将自己塞进了本笃十六世的故事里？作家怎么看都像是在蹭教皇的热度，更何况，利用有限事实进行虚构，嫁接经验，合理夸张，正是作家所擅长的。妹妹的怀疑就是基于此。

兄妹两人，谁都不愿让步，又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达成的脆弱共识是：君特·格拉斯与约瑟夫·拉青格，是巴特艾布灵成千上万名战俘中的两个。

这是真的。二战结束的那一年，教皇和作家都被美军俘虏过，都关押在巴特艾布灵战俘营。教皇于1997年出版的自传《里程碑》里作了陈述，而作家于2005年重游故乡格但斯克时尚未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

坦白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

二、战俘营，字母挨着字母都说了啥

2006年8月，格拉斯回忆录《剥洋葱》出版。他把一年前对妹妹说的话，说给了全世界听。于是，“德国良心”的人设垮塌。

这部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品，涵盖了格拉斯从12岁至32岁的经历。他在巴特艾布灵战俘营的事，就在这个区间里。格拉斯当过美军的俘虏，但看点不在于此，公众关注的是他因何进了战俘营：他承认在二战中曾参加过党卫军。格拉斯在书中首次披露：1943年，他自愿报名参加潜艇部队，未被录取；1944年9月，他被征召进入德国国防军，并于1945年初被编入党卫军第十装甲师，直到当年5月中旬在玛丽浴场野战医院被美军收押。为此，《明镜》周刊派出了一个15人的采编团队，对作家回忆录中所叙述的个人历史，特别是在党卫军第十装甲师的参战史，进行了地毯式的核查。所述属实。

作家凭罕见的道德勇气说出了心中埋藏60年的秘密，也进行了真诚的道歉和反思。其实，这位前党卫军士兵在战争中并未放过一枪一弹。可人们的理解是反向的。作为一位喋喋不休的说教者，对于自己所干的龌龊事，居然隐瞒了60年！问题大了。针对《剥洋葱》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批评声讨不绝于耳，直到2015年格拉斯进入坟墓，他耳根才得以清净。

《剥洋葱》

在这场灵魂拷问中，书中另一个重要看点被忽略了，在巴特艾布灵战俘营与作家朝夕相处的伙伴约瑟夫·拉青格。他在战俘营的经历，更早就得到了档案的确认。他们都是历史的人质，而一位人质对另一位人质记忆犹新，虽然在回忆时他的口气并不那么自信。

《剥洋葱》是以格拉斯童年的结束作为故事的起点，所以在讲述上他葆有孩子的好奇心。他说：“无论是现如今，还是在前些年，用第三人称把自己伪装起来，这始终是一种诱惑。”

以下，是格拉斯用第三人称玩的一场叙事游戏——

唉，要是他这会儿手头就有骰子筒和三枚骨制骰子就好了！不过，那是战后不久他才到手的东西。在巴特艾布灵战俘营里，他会和一名同龄伙伴掷骰子预卜未来。伙伴名叫约瑟夫，是个目标明确的天主教徒，打定主意要当神甫，当主教，甚至红衣主教……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而且刚开始就乱作一团。在这儿，在黑咕隆咚的森林里，没它什么事。

游戏中的“这会儿”不是格拉斯当了战俘那会儿，而是此前，柏林被攻克前，他作为党卫军第十装甲师一名被打散了的士兵与苏军遭遇的时候；游戏中的“这儿”也不在巴特艾布灵，而在科特布斯城外。

正是在科特布斯城外这片黑咕隆咚的森林里，格拉斯碰到了他生命中的恩主，一个比他大几岁、矮几公分，操着柏林口音的一等兵。而正是这位老兵，带着瑟瑟发抖的格拉斯走出绝境。老兵自己的双腿却在苏军的炮击中被弹片撕烂，他对生瓜蛋子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摸摸他的裤裆，看看证明他男子汉气概的那家伙儿还在不在。

在野战医院，格拉斯与恩主因伤情轻重不同而被分头派送，从此再未相见。后头的故事，发生在巴特艾布灵战俘营，未来的作家和未来的教皇正在此处玩着掷骰子游戏。掷骰子，似乎是吸引作家走向记忆深处的一簇若隐若现的萤火。当初，它们被用来预卜未来。

预卜未来的道具，一只皮骰子筒和三枚象牙骰子，是格拉斯用几枚纪念别针换来的。骰子立方体的形状和一到六的数字，推算出关于那位同龄男孩更多的参数：他写诗，他志向宏大，他肚子总咕咕叫，他长了一身的虱子，他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亚德语，他和格拉斯经常谈上帝和世道，他和格拉斯一样也曾当过弥撒助手，还有，他叫拉青格！

在格拉斯的回忆里，他和拉青格算得上患难之交，亲密无间的程度，犹如《剥洋葱》书页里的单词，字母挨着字母。

字母挨着字母都说了点啥？他们在掷骰子赌他们的明天。拉青格总是试图规劝格拉斯，态度坚定，但柔声细语，温和亲切，让格拉斯难以忘怀。抱歉，在讲述战俘营往事时，作家有些絮絮叨叨——

我想成为这个，他想成为那个。

我说真理有许多，他说真理只有这一个。

我说我不再相信任何事，他左一个教条右一个教条。

我喊道：“约瑟夫，你可能想当异端裁判所的大审判官或者有更大的抱负吧。”

他掷的点越来越大，掷骰子时还援引圣奥古斯丁的话，好像其拉丁文版的信纲就摆在他面前。

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聊天，掷骰子，直到有一天他获释。

拉青格获释的时间是1945年6月19日，当日搭乘一辆运牛奶的卡车回到了家乡特劳恩施泰因，他的自传《里程碑》里就此有清晰记载。这么算来，教皇与作家在战俘营里共处的日子应该有一个月出头，一段足以在人的脑海里烙下深刻印记的时间。

不知何故，教皇关于战俘营的回忆里，并没有作家的影子。

约瑟夫·拉青格跟君特·格拉斯差不多的时间，也就是1945年5月中旬来到巴特艾布灵。此前一个月的经历，对于拉青格来说，虽不像格拉斯那样九死一生，却也不乏惊险瞬间。

4月16日，拉青格在18岁生日当天被征召入伍，部队就是他曾经受训过的防空团。防空团驻守慕尼黑郊外的宝马汽车厂，负责保卫此处仅有的几条百舌鸟战机引擎生产线。对于出生于虔诚天主教家庭的拉青格而言，入伍后的每一天都度日如年，因为杀人与他的宗教观念背道而驰。他那当警察的父亲，就是因在公开场合对希特勒有不敬之词而被贬黜，成了乡村邮递员。

战争是人类的罪，救赎的方法是跑。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坚定了拉青格的信念：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

5月初，他采取行动。拉青格选择了一条事先踩过点的道路，但在关键的出入口，党卫军还是设了卡，他们奉命射杀任何一个敢于开小差的士兵，路旁的树杆和灯柱上吊着拉青格的前辈们。这血腥的一幕，从东线败退的格拉斯更为熟悉。拉青格显然要比格拉斯幸运一些，执勤的党卫军士兵同逃兵一样受够了战争。当拉青格在胸前画十字、心中默念“我主救我”时，救他的却是拦住他的人。党卫军士兵替逃兵找了一个放行他的理由，“伙计，你受伤了，呐，你左臂。”拉青格这才想起，自己手臂上吊着绷带，那是被高射炮转向器磕破的。党卫军士兵给逃兵的临别赠言是：继续。

拉青格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特劳恩施泰因的那处农庄，父母用“全能的上帝，我们赞美你”来欢迎他。危险却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三天后，一位来自柏林的空军军士长来到拉青格家。此人信奉一种奇怪的逻辑：德意志帝国并不会因为希特勒的死而衰亡。拉青格的父亲同军士长大吵一通，不可思议，退休的乡村邮递员竟然说服了军士长。又过了几天，两位党卫军残兵跑到农庄避难，他们查询了拉青格的身份，按规定他们可以将逃兵就地正法。这一次，“全能的上帝”保护了未来的教皇，两位党卫军士兵并没有执行军法，次日神秘失踪。

终于，在5月10日左右，拉青格一家等来了大洋彼岸的救星。美军来了，不但来了，还住下了。他们不嫌弃拉青格家农庄的破旧，将此设为驻军的指挥所。随后，几个美军小兵发现主人家有一位与他们年纪相仿的青年，接着他们又找到了青年穿过的制服。

妥了，一位提着脑袋逃离德国军队的青年，最终被美军成功抓获。等待他的，是巴特艾布灵的露天战俘营。

拉青格邹巴巴的挎包里，塞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他用来写诗，和记录在战俘营里每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份记录，成为他自传《里程碑》的一手素材。战俘营是自传的第四章，标题叫《兵役和监禁》。拉青格又说了点啥？他提到了糟糕的伙食，每顿饭一勺菜汤和一片面包；他也提到了恶劣的天气，人们都跑到帆布帐篷下躲雨；还有就是与神没完没了的私语、勾兑……

然而在教皇版本的战俘营往事里，没提到过掷骰子游戏，也没提到过那位陪他掷骰子的同龄人君特·格拉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究竟是教皇忽略或者遗忘了那位曾陪他玩掷骰子游戏的伙伴，还是一切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一个谜。由于这个谜，格拉斯在《剥洋葱》中的讲述成了一个突兀而可疑的孤证。

格拉斯要比拉青格晚释放几个月，他没有确定的家庭住址。这几个月里，他曾听到过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消息：因为他的故乡但泽由苏军占领，美军有可能将他移送到苏联的战俘营。大家都懂，倘若如此，将会怎样。但上苍决定善待秉性纯良的格拉斯，他没被送到西伯利亚，而是被送到了英军看守的劳改营。没几天，格拉斯被正式释放，大约是在他18岁生日时，或许稍晚一些。

自由的代价是无家可归，格拉斯获释后流浪了一段时间。1946年夏天，他曾去寻访拉青格。不巧，当格拉斯来到特劳恩施泰因的那处农庄，拉青格已经前往慕尼黑。格拉斯有些沮丧又有些羡慕地写道：“他有可能已待在一所神学院里，努力适应经院哲学的紧身衣。他以一分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考试，而我却……”

完全正确。拉青格此时正在慕尼黑天主教神学院深造，他的生活比格拉斯更早走上正轨。此后，他们的轨迹再无交错。所以，即便依据格拉斯单方面的说法，约瑟夫·拉青格被释放的那一天，1945年6月19日，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未来的教皇和未来的作家，就此别过。

三、教皇与作家，人生可以互换吗？

格拉斯笔下，他和拉青格玩掷骰子游戏时会赌各自的前程。格拉斯想当艺术家，拉青格想当主教。他们兴致盎然，像是能互换角色似的。格拉斯和拉青格后来都得偿所愿，只是他们的人生没能互换。分岔点是巴特艾布灵，此处恰似高架上的环岛，出了不同闸道便再也无法并行了。

离开战俘营的头几年，格拉斯的人生路要比拉青格坎坷一些。在慕尼黑天主教神学院，拉青格从图书馆里抱出一摞拉丁文版奥古斯丁文集时，格拉斯正背着行囊沿着莱茵河流浪，行囊里揣着美国人处理给他的棉袄、军裤、羊毛帽子，干粮袋、刮胡刀和银质纪念别针。他像一枚被遗忘在墙角的骰子，无论怎么翻转都拼凑不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从18岁生日到19岁生日，格拉斯用一年的时间为“颠沛流离”作了注脚。他干过农活、做过黑市交易、当过矿山挂钩工、上过几天高中课程，还兼职帮人看过手相。他去找过拉青格，扑了个空，但在另一位战俘营朋友“刚果”家里栖身了一段日子。相形之下，拉青格的作息要单调些。同一时间段，他为《论三位一体》和《论自由意志》做了好几本阅读笔记。就像格拉斯凭空猜测的，他所有科目的考试，都拿到了一分。拉青格是一个为挑战晦涩理论和烧脑逻辑而度身定制的人，唯有神学和哲学的难度匹配他的天赋。

当然，格拉斯也并非一无所获。这一年，他有了生平第一次性体验，女方是一位怀孕农妇的小姑子，孕妇原本是请他来算命的。还有，在19岁生日后不久，他意外得到了家人的消息。那时，他在矿山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寻人墙上长长的名单里，发现了一个远亲的名字。远亲全家刚从波兰被驱逐到德国，住在吕贝克。格莱斯很快给远亲去信，然后，他知道了父母和妹妹的下落，以及故乡但泽的结局。

1945年3月，格拉斯还在党卫军第十装甲师受训时，但泽就被苏军攻克。战争结束，德裔居民被从这座城市清空。但泽已经改名格但斯克，故乡不复存在。幸运的是，格拉斯的父母和妹妹在战火中活了下来，他们迁居到科隆。故乡没了，但家还在。团聚的日子，是1946年临近圣诞节的某一天。别离两年又三个月后，一家四口在科隆附近的一个火车站重逢。等着格拉斯的，是已然长大的妹妹、万分激动的父亲和忧郁憔悴的母亲。战前，母亲海伦妮是个豁达开朗的女人。母子相拥之时，儿子尚不知晓，但泽被攻克后母亲曾被苏军士兵轮奸。二战期间，与格拉斯母亲有着相同遭遇的德国妇女有近200万。格拉斯母亲是万千受害者之一，也是背景极其独特的一位，她并不属于德意志民族，而是西斯拉夫的卡舒贝人。

尽管生活依然艰难，城市满目疮痍，但回归家庭的格拉斯，就是进了骰子筒的骰子，渐渐运转如常。他开始追逐当初掷骰子时的梦想，对，搞艺术。

缪斯的请柬两年后到来。1948年，格拉斯被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版画和雕塑专业录取。由此，他开始了在这座莱茵古城的“石匠生活”。跟人们印象中的艺术生一样，格拉斯的大学生活，除了专业的绘画和雕刻训练，恋爱和游历也是必修课。恋爱和游历之间，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因果关系：为给苦涩的第一段恋情疗伤，他游历了意大利；亚平宁之行，令他对法国有了更多憧憬；而在巴黎之行的归途中，他邂逅了第一任妻子。那是1952年。

格拉斯第一任妻子叫安娜·施瓦茨，瑞士人，富裕人家的丫头，一心想去柏林学习现代舞。格拉斯追随施瓦茨来到柏林，并用战俘营里学来的厨艺征服了舞蹈家。1954年4月20日，两人步入婚姻殿堂。施瓦茨的嫁妆，包括她父亲收藏的一柜子经典书籍，和一台莱特拉牌手提打字机。这让格拉斯的艺术之路节外生枝。婚后，格拉斯尝试着用这台打字机进行文学创作，先是诗歌，接着剧本，再往后是小说，一发而不可收。一把骰子掷出了三个六。

与此同时，拉青格的那把骰子倒有点先扬后抑。1951年夏天，格拉斯在意大利瞎逛时，拉青格获得博士学位，并与哥哥乔治·拉青格一起晋铎。1952年夏天，格拉斯在巴黎转悠时，拉青格谋得了弗赖辛神学院的教职，并着手撰写大学授课资格所必备的博士后论文。本来挺顺的事，问题却恰恰出在拉青格最拿手的论文上。他研究的课题是圣博纳文图拉的神秘主义，而当时主导神学界的是新经院哲学。他的论文没能及格，教职搁浅。更大的麻烦是，他年逾古稀的父母已经变卖了特劳恩施泰因的家产，搬来与他同住。拉青格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他满怀热诚重砌炉灶，但再次提交的论文被评审官更轻易地打了回票。折磨人的拉锯，一直持续到1955年。在《里程碑》里，拉青格用一整章的篇幅来交代这段难以启齿的往事，他说“那是一个缠绕着我的梦魇”。

当然，作为德国天主教神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区区一篇论文遮蔽不了拉青格的光芒。在瑞士神学家汉斯·孔等人的推荐下，他接连收到了波恩、慕尼黑和图宾根等地神学院的聘书。他的名声超出了学术圈子，教廷已经在关注他。

事后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格拉斯和拉青格的事业都踩足了油门。格拉斯似乎提速得更早一些，他人生的起飞，源自1956年夏天一个荒谬的想法：他要去巴黎，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找到合适的第一句话。妻子施瓦茨不由分说，打消了去苏联的念头，夫唱妇随移居巴黎。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处地下室，格拉斯用莱特拉牌打字机码下了“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1948年，在“四七社”的聚会上，他以这句话开头朗诵了小说的前两章，荣膺年度大奖，奖金4500马克。1959年，小说在法兰克福书展首发，一炮走红。这就是《铁皮鼓》的由来。

《铁皮鼓》

过了两年，《猫与鼠》出版；又过了两年，《狗年月》问世。《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三部曲》奠定了格拉斯在文坛的地位，“在世的最伟大德语作家”的头衔为他置备好了。

格拉斯写《狗年月》时，另一位的人生也挂了五挡。1962年10月，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拉青格作为科隆大主教约瑟夫·弗林斯枢机的顾问与会。在会议上，他作为神学界新锐，严厉批评了僵化的经院主义，并主笔撰写了《教会宪章》的关键部分，名噪一时。会议发起人之一、在会议期间当选的教皇保罗六世，也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这个35岁的年轻人。保罗六世欣赏拉青格的，不是他的改革主张，而是他在学术上激进的同时又对教礼改革持谨慎乃至保守的态度。这是担任圣职难能可贵的品格。保罗六世将欣赏化作了实际的提携，一系列耀眼的职位在拉青格眼前铺成了向上的阶梯，阶梯的顶端是未来的本笃十六世。

如果以35岁划一条线，无论对拉青格还是对格拉斯都大体有效。35岁时，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势头不可阻挡。重要的是，他们都进入了公共视野，成为公众人物。从此以后，他们的履历甚至无需专门阅读传记，只消根据时间线检索新闻中两人的名字。

如果愿意，两人完全可以通过报纸了解对方的情况。或许，当格拉斯在报纸上读到拉青格的名字，会悄悄地停留。拉青格在报纸上读到格拉斯的名字，是否会琢磨一番？格拉斯于他，究竟是熟悉的陌生人还是陌生人？问号打在通往天梯的路上。

拉青格是“真理的伙伴”，对于战俘营里的伙伴，只在孤证中成立的伙伴，他从未作过任何回应，也从未有过任何互动。哪怕2006年格拉斯的《剥洋葱》引起轩然大波，他依然保持沉默。莫非这是专属天国的“高贵的冷漠”？人间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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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十六世是600年来首个主动退位的教皇。2013年2月，本笃十六世宣布因身体原因辞去教皇一职，接替他的是原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圣洛伦索队球迷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宗号方济各。退位当日，本笃十六世在罗马市郊的夏宫岗道尔夫堡向信众发表演讲。他说，他只是一名在朝圣路上开启最后一程的朝圣者。

约瑟夫·拉青格踏上最后一程朝圣路，迄今已有七年。想必，他是心无旁骛的。只有上帝和死亡永恒，荣休教皇同时走向两者，拥抱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