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作品应该如何创作，委约制应该如何常态化？

二十多年前，上海大剧院前艺术总监钱世锦曾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中国交响乐团委约新作品的机会很少，规模也很小，他在上交时，还没有这样的委约。

“委约作品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工作和准备，是个很难的事情。”如今正值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上交一口气委约了四部新作，在他看来，相当不容易。现场聆听之后，他欣喜地发现，四部作品风格都不一样，有的写法传统，有的写法现代，但都不是“任务式”的作品，而是发自每个作曲家内心的激动之情。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凝结了几代人的不辍耕耘，为庆祝建党百年，上海交响乐团同时委约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四位作曲家——贾达群、于阳、郝维亚、杨帆，创作了四部新作——《逐浪心潮》《中国颂》《相信未来》《父辈》。12月5日，四部新作初试啼声，上海交响乐团首次排演了四部新作里的精彩选段。

研讨会现场

当天，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专家齐聚试听会，作为首批观众聆听了四部新作，并与四位作曲家展开深度对话。这些对话将帮助四部新作以更成熟的姿态面世，并且引发了讨论——主旋律作品应该如何创作，委约制应该如何常态化。

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也来到了现场。在她看来，上交在整个项目的推动上，体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前瞻性，值得借鉴;在试听和共享新作上，上交也显示出一套前沿的理念，值得推广。

同时，她深知创作的不易，非常个性化，作曲家个人的视角、审美、语境，最终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从四部作品中，她看到了用心、用情和真诚，并不是“形式主义”。

试听会现场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燕迪同样认为，这个项目做得非常专业，这样一种委约方式也在全国树立了标杆。

“音乐是非常抽象的，很难有具体的叙事或细节的描画，作曲家如何对这厚重、复杂的一百年有一个总体性的感悟，是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四位作曲家都做出了积极、深刻的回应，于阳、杨帆的语言相对传统，郝维亚、贾达群的语言相对先锋，“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采用什么音乐语言非常重要，四位作曲家的取向都不一样，但都达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张树荣操办过各种大型音乐活动，在他看来，高雅的交响乐应该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要接地气，要打得响、传得开。

“交响乐创作，无论技法多么高超，最起码要让观众坐得住、听得进，观众坐不住、听不进，作曲家心里也空落落的，等于打了水漂。”现场听了四部作品后，他眼前一亮，第一反应是“不空”，实打实地被打动了。另外，他强调，好作品需要持续的推广，让大家熟悉起来，就像《红旗颂》，常演不衰，尽人皆知，四部新作过了建党百年这个节点，也要继续演下去，保持生命力。

“《红旗颂》为什么大家记得住，因为音乐主题、音乐形象塑造得非常棒。”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在现场提到，委约创作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首要“主题鲜明”，同时，要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写给老百姓听，要让老百姓踮踮脚也可以听得懂。

试听会现场

另外，说到主旋律创作，有些作曲家会排斥，俞峰举例，德奥、苏俄的作曲家其实都写过主旋律，包括莫扎特，只不过有些是宗教的艺术形态，“哪一个作曲家不写主旋律？只不过意识形态不一样、立场不一样，我们要的是好作品！”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孙国忠也认为，主旋律作品照样可以写得好，可以成为经典。同时，从已故驻团作曲家朱践耳为上交留下的宝贵财富，到上交四部新作的委约，他也看到了委约的重要和可贵。

“西方有一百多年的委约历史，委约从各个角度鼓励了作曲家的创作。”疫情之后，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喷涌而出，他相信，委约制更会成为一种常态机制，为作曲家打开方方面面的创作之门，“希望上交把这种常态的委约延续下去。”

“创作是源泉，也是音乐家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上交作为百年老团，历来看重创作、支持创作，尤其是建党百年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希望通过委约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创作，带出一批优秀作品。”

余隆在研讨会上

上交音乐总监余隆说，作为文艺先行者，上交几年前已经开始策划建党百年的委约，有详细的工作进度、工作安排，而不是拍一拍脑袋，“上交做每一件事都是认真的，都讲求专业，把专业做到最好，才能对行业、对国家有一个交待，才能向全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部作品有非常灿烂的前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明年应该会站在全国的起跑线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对上交的谋划在先、运筹帷幄表达了赞赏，同时，他强调，上交更应该考虑，如何把这些作品在全国范围内打响，甚至在国际舞台上打响。

试听会后，四位作曲家还将对四部作品进行打磨。12月31日，在新年音乐会“唱支山歌给党听”上，四部作品的精彩选段，将由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联袂预演，明年4月底、5月初将呈现完整版，并计划全国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