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沈周据王鏊文赋绘制的洞庭山水长卷在追忆什么？

明代成化十四年七月，沈周错过了一场跟好友王鏊、文贵的洞庭秋游。18年后，沈周在读罢朋友带来的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后，根据文意绘制了一件表现洞庭两山景色的山水长卷。长卷近景中，有一座背靠山峰、面向湖面的寺院。这是法海寺吗？它的身后便是莫厘峰吗？这是沈周埋藏在画卷中的回忆吗？我们不得而知。

明 沈周[款]《洞庭两山赋图》（局部）私人藏

洞庭两山今景

这是一场沈周错过了的旅行，但他并未缺席。

成化十四年七月（1478年7月），任官三年秩满的王鏊刚刚通过考绩进阶文林郎，便怀捧着朝廷的封敕与托请朝中名士所作的贺诗回到老家，庆祝父亲的六十大寿。就在三年前（1475年），这位年轻的吴门才俊刚刚经历了读书人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他在春闱中一举拔得头筹，并最终以“第一甲第三”成为“探花”。朝廷授予其“翰林院编修”一职，由此开启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与王鏊同科的文贵（字天爵）则名列三甲。试后，他南下担任吴县知县，成为前者家乡的父母官。就这样，有着同年之谊的两个人，在会试之后的第三年，重逢于江南。

明 沈周[款]《洞庭两山赋图》（局部）私人藏

王鏊出生在吴县东洞庭山的震泽乡。洞庭山位于苏州城西部的太湖之中，分为东西两山，对立相望。当时，“两洞庭分峙太湖中”， “望之渺渺忽忽，与波升降”，而在今日，东山已与陆地连成半岛，只有西山依然水围四周。王鏊曾用一句话来赞叹东西洞庭所构成的秀美景观——“湖山之胜，于是为最。”

明 沈周[款]《洞庭两山赋图》（局部）私人藏

得知同年好友荣归故里，文贵时常前往探望同游，两人一道“相与穷溪山之胜”。第二年（1479年）秋天，他们来到东山名刹法海寺探访。这座始建于隋代的寺庙，背靠着东山的主峰莫厘峰。

莫厘之名，源自历史上曾有一位“莫厘将军”安葬于此的传说，而法海寺亦传是由当年这位将军的宅邸改建而来。对土生土长的王鏊而言，这样的故事从小便耳濡目染，但令他更为迷恋的，还是以莫厘峰为首的东山胜景：“山自莫厘起伏逦迤，有若巨象奔逸，骧首环顾。遂分为二：一转而南，为寒山，郁然深秀，楼枕其坳；一转而北，复起双峰，亭亭如盖，末如长蛇，夭矫蜿蜒西逝。”这里提到的“楼”，乃是其父王琬（字朝用，后以字行，更字廷臣）归隐故乡后精心修建的静观楼。王家人时常在这里眺望湖光山色，悠游世外。在他们的心目中，静观楼丝毫不逊于滕王阁、岳阳楼，甚至因其可览“三万六千顷之波涛”与“七十二峰之苍翠”还要更胜一筹。

图自正德《姑苏志》

文贵想必对王鏊所述的这番景象神往已久。所以，当他跟随后者来到法海寺，听闻寺僧介绍道眼前的这座“异峰”便是莫厘时，便立刻“振衣以升”，乘兴开始登攀。

海拔将近三百米的莫厘峰并不好爬。王鏊与同行者们就这样跟随着文贵，“或后或先，或喘或颠，至乎绝顶而休焉。”不过，当一行人站立于山巅，眼前美景足可使登山的疲惫一扫而光。在莫厘峰顶，他们看到西边的吴兴隐约浮现，看到北边的苏城清晰可辨，看到东边的吴江历历在前，“盖七十二峰之丽，三万六千顷之奇，皆一览而在”。湖山美景尽收眼底，众人纷纷发出“大哉观乎”的赞叹。

沈周本应在同行人中，却因故未能同游。事后他解释道：“洪涛巨浪相吞屠，我欲从之老命虞。”天不作美，波涛汹涌的太湖挡住了舟行的前路。沈周只好一边读着王鏊与文贵寄赠的纪行文章，一边想象着莫厘登高的壮美景象。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他仍然遗憾地慨叹“湖山洵美我未识，翻意斯文相厚诬。”

沈周的“遗憾”，恐怕并不仅仅因为未识的美景。事实上，成化十五年的洞庭秋色，他并未错过。

明 沈周[款]《洞庭两山赋图》（局部）私人藏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应好友蔡蒙（字时中）之邀，沈周来到其位于西洞庭山的老家游玩。这次旅行的细节，今天已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对岸居民王鏊的描述中一窥彼时西山的景致。在王鏊的笔下，西山犹如屏障一般横列于东山之前，同样绵延于碧波之间：“西山起自缥缈，或起或伏，若惊鸿翥凤，不知几千万落，至渡渚回翔而北折。”“缥缈”是西山的主峰，与“莫厘”遥相呼应，共为太湖七十二峰中的“最大而名者”。 洞庭西山的这次秋游，给沈周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其返家后不久，便将自己“留心二年始就绪”的《仙山楼阁图卷》寄赠蔡蒙以为答谢。吴宽之侄吴奕在卷前所写的篆书题名指出画中所绘楼阁乃是蔡家的“天绘楼”。将真实存在且亲身游历过的景观与“仙山楼阁”联系在一起，显示出沈周对洞庭之景可堪“仙境”的赞扬，一如他在为王鏊、文贵绘制的《莫厘登高卷》上所写下的那样：“洞庭两山浮具区，金庭玉柱仙所都。”

洞庭两山浮具区，“具区”指的就是太湖（图自正德《姑苏志》）

于是，王鏊成为沈周眼中“住隔万顷玻璃湖”的“仙儒”，而主政一方的文贵也成为了能够约束山灵河伯、使得一方仙众都为之后拥前驱的“文侯”。与二人的失之交臂，或许才是沈周错过此行最大的“遗憾”。

《莫厘登高卷》弥补了他的这个遗憾，亦成为沈周并未“缺席”此行的“证明”。

弘治十年（1497年）的初春，朋友带着王鏊所书的《洞庭两山赋》前来相见。不知彼时的沈周是否还会想起十八年前那场错过的洞庭秋游？此时，王鏊正身在北京，已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兼左谕德，而文贵也早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被选为御史离开了吴县。当年《莫厘登高卷》中的三人，现下两人缺席，只剩年迈的沈周临纸惘然。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见字如面。在他眼里，王鏊的文采依旧那般“仙气十足”：“语意深奥，词旨变幻，政如七十二峰风雨晴晦，出没万状，不可端倪。”读毕长赋，沈周“不觉神思快爽，援笔为图”，根据文意绘制了一件表现洞庭两山景色的山水长卷。值得玩味的是，在长卷的近景中，画家专门描绘了一座背靠山峰、面向湖面的寺院。这是法海寺吗？它的身后便是莫厘峰吗？这是沈周埋藏在画卷中的回忆吗？我们不得而知。历史的真相，亦如烟波掩映的洞庭两山，莫名而难厘，缥缈又虚幻。

 (本文经授权转刊自吴中博物馆公号，系“跟着沈周逛江南”系列文章之一。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