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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逝世45周年：“爱命运”的哲学家

2020-12-07 06:5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Arendt

12月4日是汉娜·阿伦特45周年的忌日，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颇具争议的著作，提出了“极权统治”、“平庸之恶”等政治名词。

阿伦特的可贵在于，她跳出了给自己带来无限痛苦的犹太人身份，冷静的分析纳粹暴行中官僚、盲从的底层逻辑，这也为她招致了很多非议。同样对于女性的身份，她也不希望过多强调。除此之外，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本文摘自《黑暗时代三女哲》，作者德纳米将阿伦特与埃迪特·施泰因、西蒙娜·韦伊并置，综述这三位女哲人成长、思考与抗争的生命史。

成长岁月

汉娜家是受过教育的犹太家庭，已经被基督教社会同化。父亲保罗·阿伦特（PaulArendt）是个工程师，母亲玛尔塔（Martha）学过钢琴和法语。他们不遵守犹太教教规，但让汉娜陪着爷爷奶奶守安息日，和他们一起上教堂。可能就是应他们的要求，她才去柯尼斯堡，跟一个改革派犹太教教士赫尔曼·福格尔施泰因（HermannVögelstein）上宗教课。

不过，她认识到自己的犹太特性，不是从家里，而是从大街上，是在一些幼稚的反犹思考之后。她承认自己“在形体上”是犹太人。——“我小时候稍大一点就知道，我有犹太人的相貌，也就是说，我的相貌与别人不一样”——可是，后来当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骂她：“汉娜，你可真像是从漫画‘七会堂’（sept synagogues）里出来的！”，她还是装出了一副很吃惊的样子。确实，在此期间，纳粹散布的丑化犹太人的这种漫画形象，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伤害。埃迪特·施泰因在改信天主教后，谴责这种“令人讨厌的漫画形象，它就像在哈哈镜里看我们”，否认“这种犹太人性就是犹太种族的必然结果”。不过，汉娜在儿时就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丝毫没有对她产生震动。“就那样，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爱命运”吧？

汉娜·阿伦特和祖父马克思

汉娜7岁丧父。同年，爷爷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也撒手西去。她很喜欢爷爷，当染上梅毒的父亲病重时，爷爷就像父亲一样照顾她。

学业与老师

汉娜·阿伦特14岁时，“就非要学哲学不可”。当时她就已经读了康德的著作。1963年，她在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时坦言，“如果我不能学哲学，可以说我就完了”。1920年，她后来的论文指导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世界幻象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visions du monde）一出版，她就拜读了。

她还喜欢诗歌、希腊文。她所担心的是：“身为犹太人怎样学哲学？”她由朋友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陪同，常去听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的研究班课程。接着1929年在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就“圣奥古斯丁与爱的概念”（Saint Augustin et le concept d’amour）为题进行论文答辩，这些都为她提供了研究哲学的机会。雅斯贝尔斯不像胡塞尔对待埃迪特那样，没有给她最高评价，只是“成绩优等”，他承认虽然这篇论文“给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但是尽管他出了许多主意，显然汉娜·阿伦特还有许多技巧未能掌握。

阿伦特与母亲，1912

从1925年开始，雅斯贝尔斯在柏林的施普林格出版社以《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Forschungen）丛书形式发表他学生的论文。第九篇，也是最后一篇，就是汉娜·阿伦特的论文。这篇作品几乎没有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好评，人们指责她为思想家着想，把思想家和神学家分开，而且对当今奥古斯丁学派的神学家不熟悉。第二年，在奥古斯丁逝世1500周年之际，她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古斯丁与新教”的文章，但该文只得到了天主教徒的认可，这使她大感纳闷。

是马丁·海德格尔把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推荐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让她跟着雅斯贝尔斯写论文，当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关系还很密切。其实海德格尔是想借此疏远她，不愿再冒险让自己的名誉受影响，因为他和阿伦特产生了恋情。他比她大18岁，而且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他和汉娜的关系引起了妻子埃尔弗里德（Elfriede）的嫉妒。

汉斯·约纳斯描述过汉娜参加海德格尔的研究班时的情景，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对这个奇特的新来者我记得太清楚了！腼腆，持重，美貌出众，一双眼睛左顾右盼。她一眼看上去就很特别，与众不同，令人琢磨不透。到这种场合来的人都有才华，这并不稀奇，但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她内心有主见，本能地追求品质，探究事物的本质，有深入事物内部的方法，这些在她周围形成一种神奇的气氛。大家都觉得她立志独立，意志顽强，能抗衡自己脆弱的一面。他的老师们也有这种感觉，先是海德格尔，后是雅斯贝尔斯，他们后来都成了她的终身朋友。”

阿伦特（右二）和海德堡大学的朋友们

汉娜在为纪念海德格尔80岁生日写的一篇文章中，揭示了当时是什么在马尔堡迷惑和吸引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它和“圈子”现象没有一点儿关系，虽然后来她承认确有“小集团形成”，但“既没有秘密仪式，也没有秘密结社者”。更奇怪的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相反，他树立名望不靠任何著作，因为《存在与时间》（Seinund Zeit）到1927年才出版，而汉娜在1924年就参加了他的研究班。因此，如果说他的“名声像一个奥秘之王的消息传遍德国”，这是个什么消息呢？就是“有个人确实抓住了胡塞尔所宣称的东西，这个人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学术上的事情，而是有思想的人所挂虑的事情，这个人正是由于看出传统的连贯性已被打断，重新发现了过去”。

归根结底，汉娜·阿伦特听到的好消息就是：“那里有一位大师，跟着他人们可以学会思考。”她考虑到在别处所受的“陈旧的学校教育”所引发的“无尽的烦恼”，下决心立即重返马尔堡。海德格尔吸引汉娜·阿伦特的东西，和胡塞尔吸引埃迪特、阿兰吸引西蒙娜·韦伊的东西完全一样，就是他“从不‘根据’某事物来思考；而是思考某事物”。他们的“思考具有‘倒退行走的特征’”，他们“重新思考已被思考过的事物”。吸引这三个学生的东西，就是这些“大师”都是“叛逆者”，建议她们为“思考的事物”（Die Sache des Denkens）抛弃枯燥无味的学院式学问。

汉斯·约纳斯肯定，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直是汉娜·阿伦特的“终生朋友”。然而，人们知道海德格尔一分不少地向纳粹缴党费一直缴到1945年的那一段经历（汉娜则说那是“短短10个月的狂热”）。我们不再去了解海德格尔此举的详情，但还是要注意到汉娜·阿伦特是个犹太人，面临着希特勒的迫害，注意到她由于身为犹太人而受到打击，因此要对希特勒进行反击，于是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又陷入无国籍的困境，被迫流亡，被迫改变语言，注意到她从事的任何“职业生涯”可能都受到了影响，直到她最终在寄居国美国出人头地，于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

海德格尔这位“思想之王”像柏拉图一样，抵挡不住诱惑，“‘投身于’人类事务的世界”。1933年4月22日，也就是在汉娜和母亲踏上流亡法国的旅程的这一年，海德格尔几乎以全票当选为弗赖堡大学的校长，当时为了遵循元首的原则，废除了大学自治权，根据新近发出的通知，辞退了所有“非雅利安人”职员。汉娜怎么可以委婉地说这种行为仅仅是“不务正业”，是“错误”，用“哲学家的职业癖性”来为他开脱呢？

当然，在这个尊崇海德格尔的时期之前，她也写了其他一些比较尖刻的文章。她在战后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什么是存在的哲学？》就显得极为严厉，批判了海德格尔唯我论的本体论，尽管后来她改变了她仓促做出的评价。她在1935年的《思想日记》（Denktagebuch）中，把海德格尔比作一只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的老狐狸。战争结束后，她和雅斯贝尔斯恢复了通信。当时她在为一个犹太文化重建组织工作，1949年回到欧洲。她第一次回到德国，就要去见海德格尔，和他交换意见。他们之间谈了什么？海德格尔是怎样为自己辩解的？从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我们了解到他们之间谈话内容的一些片段：她说海德格尔是个“穿短裤的顽童”，甚至不知道“是什么魔鬼把他带入困境的”，她指责他“缺乏个性”。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没有说服她。不过，要是读了《政治生涯》（Viespolitiques）一书，就知道她似乎基本上已经宽恕了他。而且在1966年，随着2月7日《镜报》（Spiegel）有关海德格尔的报道发表，她与雅斯贝尔斯的想法不一样，认为“人们应该让海德格尔得到安宁了”。

能够解释这种“宽恕”的，是海德格尔在那样高龄还具有不衰的魅力吗？为何不像埃尔斯比塔·艾廷格尔（Elzbieta Ettinger）的著作所想象的，是不衰的恋情？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宽恕这个观念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得不到宽恕，不从我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才干就像被禁锢在一出我们永远脱不了身的独幕剧里；我们就将永远是这些后果的受害者，就像传说中那个魔法师的弟子，由于没有魔法，破不了魔力。”“当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这种宽恕显然是对那种不可挽回的行为进行的可能的补救。

她在此援引的是拿撒勒的耶稣的思想，他能够确信宽恕的力量“不是来自上帝……相反肯定要在人们之间互相交换，只是到后来，人们才能够希望自己也被上帝宽恕”。之所以应该宽恕他们，是由于“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干的事”，因为蓄意犯罪和自愿作恶毕竟少见，而且正是由于像许诺能“束缚”人一样，宽恕能“解除”一切，人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换句话说，宽恕就是解放者。老实说，只有爱情能够宽恕，使人“对所爱的人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对他优点和缺点以及他的成功、过失或罪愆都不在意，达到把世界完全不放在眼里的地步”。因此，爱情与世界无关，它不仅“不问政治，还反政治”。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汉娜·阿伦特之所以基本上宽恕了海德格尔，是因为她深深爱着他。把两人之间的书信全部发表出来，想必能对此做出一些解释。

对女人特性的态度

“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确实，对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保守的汉娜·阿伦特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她在与贡特尔·高斯（Günther Gaus）谈话时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证明。正如她的老朋友汉斯·约纳斯所回忆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与男性的友情和与女性的友情，不会混淆”，她乐于接受男人对她的爱慕，喜欢男人向她献殷勤，不愿放弃女人享有的特权。

对她来说，身为女人是和她是犹太人一样重要的事实：“当女教师对我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还是习惯做女人。”因此，要是有人以她为榜样，说她是“第一位从事哲学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门职业的女人”，她就会生气，她反驳高斯说：“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的。”同样，当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讲座的第一位女性时，她也感到气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写给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绝人们想要她扮演的“杰出女人”的角色，这可能让她痛苦地联想到“特别的犹太人”这个角色。

不过，当一个学生在听完她的课后，兴奋地欢呼：“罗莎·卢森堡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她听了还是很感动。她还专门就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评论J.P.内特尔（J.P.Nettl）写的罗莎·卢森堡传，她责怪这位传记作者没有充分强调罗莎·卢森堡是“非常有觉悟的女人”，她认为罗莎·卢森堡强烈反感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证明，这位女革命家和阿伦特一样，特别注重这个“小差异”。西蒙娜·韦伊也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写过书评，罗莎·卢森堡的斯多葛主义生活观（爱命运）显然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共鸣和赞赏。

汉斯·约纳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1933年，汉娜·阿伦特为阿德勒学派心理学家阿丽丝·鲁尔·格斯特尔（Alice RuhleGerstell）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写了书评，标题是“对当代世界妇女问题的心理学回顾”。在文中，她指责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不敢毅然投身于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单纯的社会秩序上，因此注定是空想，毫无意义。由于她甘于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机会还追求它，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惊讶，她为什么不否认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句套话。雅斯贝尔斯为了能使她作为纳粹德国的逃亡者获得德国政府的赔偿，认为有必要在推荐信中明确指出，汉娜·阿伦特经过他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的学习，在1933年以前那种条件下，“尽管身为女子，仍然获得了学术的职业”。

由于被迫流亡国外，她的大学老师和作家的“职业生涯”还是被耽搁了很久。除了1929年发表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尔·法恩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位德国犹太女人的一生》，她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章。直到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才让她在美国声名鹊起，尽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里。后来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学任教，但大部分时间——从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然而，经过长期交涉，她迟至1972年才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获得她被纳粹剥夺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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