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这个世界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者，也是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因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不但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也对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他逝世50多年后，在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经过150名经济学家的投票，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排名第二）。

1.

为了在中文语境里方便人们研究凯恩斯的思想，由李井奎教授翻译了这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作为这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中文版的总序，这里不评述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而只是结合凯恩斯的生平而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著作写作过程，随后回顾一下中文版的凯恩斯的著作和思想传播及翻译过程，最后略谈一下翻译这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的意义。

1883年6月5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生于英格兰的剑桥郡。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1852—1949）是剑桥的一位经济学家，曾出版过《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一书。凯恩斯的母亲佛洛伦丝·艾达·凯恩斯（Florence Ada Keynes，1861—1958）也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做过剑桥市的市长。1897年9月，年幼的凯恩斯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

1902年，凯恩斯从伊顿公学毕业后，获得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进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1905年毕业后，凯恩斯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凯恩斯又留剑桥一年，师从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并准备英国的文官考试。

1906年，凯恩斯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文官考试，入职英国政府的印度事务部。在其任职期间，凯恩斯撰写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印度的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13）。

1908年凯恩斯辞去印度事务部的职务，回到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他在剑桥大学所讲授的部分课程的讲稿被保存了下来，收录于英文版的《凯恩斯全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Macmillan 1971—1983）第12卷。

在剑桥任教期间，1909年凯恩斯以一篇讨论概率论的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而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曾获亚当·斯密奖。凯恩斯的这篇概率论的论文之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为书名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一领域中极具开拓性的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凯恩斯离开了剑桥，到英国财政部工作。1919年初，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由于对巴黎和会要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苛刻条款强烈不满，凯恩斯辞去了英国谈判代表团中首席代表的职务，重回剑桥大学任教。

随后，凯恩斯撰写并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19）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凯恩斯严厉批评了《凡尔赛和约》，其中也包含一些经济学的论述，如对失业、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这实际上为凯恩斯在之后研究就业、利息和货币问题埋下了伏笔。这部著作随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使凯恩斯本人顷刻之间成了世界名人。

自此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上，更确切地说，在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经济问题上，都能听到凯恩斯的声音，于是他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人物”（Partinkin，2008，p.687）。这一时期，凯恩斯在剑桥大学任教的同时，撰写了大量经济学的文章。

1923年，凯恩斯出版了《货币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分析了货币价值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出在法定货币出现后，货币贬值实际上有一种政府征税的效应。凯恩斯还分析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投资者和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讨论了货币购买力不稳定所造成的恶果以及政府财政紧缩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影响。

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还提出了他自己基于剑桥方程而修改的货币数量论，分析了一种货币的平价购买力，及其与汇率的关系，最后提出政府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凯恩斯还明确指出，虽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有不公平的效应，但在一定情况下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坏。在这本书中，凯恩斯还明确表示反对在一战前的水平上恢复金本位制，而主张实行政府人为管理的货币，以保证稳定的国内物价水平。

1925年，凯恩斯与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Lydia Lopokowa，1892—1981）结婚，婚后的两人美满幸福，但没有子嗣。

在《货币改革论》出版不到一年后，凯恩斯就开始撰写他的两卷本的著作《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这部著作凯恩斯断断续续地写了5年多，到1930年12月才由英国的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

与《货币改革论》主要是为关心现行政策有所不同，《货币论》则是一本纯货币理论的著作。“从传统的学术观点来看，《货币论》确实是凯恩斯最雄心勃勃和最看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分为‘货币的纯理论’和‘货币的应用理论’上下两卷，旨在使他自己能获得与他在公共事务中已经获得的声誉相匹配的学术声誉”（Partinkin，2008，p.689）。

该书出版后不久，凯恩斯在1936年6月“哈里斯基金会”所做的一场题为“论失业的经济分析”讲演中，宣称“这本书就是我要向你们展示的秘密——一把科学地解释繁荣与衰退（以及其他我应该阐明的现象）的钥匙”（Keynes，1971—1983，vol.13，p.354）。

但是凯恩斯的希望落了空。这部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哈耶克（F. A. von Hayek）和冈纳· 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促使凯恩斯在《货币论》出版后不久就开始着手撰写另一本新书，这本书就是后来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Keynes，1936）。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由于凯恩斯广泛参与了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各种公共活动，发表了多次讲演，在1931年凯恩斯出版了一部《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1931），其中荟集了包括著名的凯恩斯关于“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Mr Churchill，1923）、“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1926）等小册子、论文和讲演稿。1933年，凯恩斯出版了《通往繁荣之道》（The Means to Prosperity，1933），同年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几个经济学家学术生平的《传记文集》（Essays in Biography，1933）。

在极其繁忙的剑桥的教学和财务管理工作、《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工作及广泛的社会公共事务等等活动间歇，凯恩斯在1934年底完成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的初稿。经过反复修改和广泛征求经济学家同行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后完稿，于1936年1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

在《通论》中，凯恩斯创造了许多经济学的新概念，如总供给、总需求、有效需求、流动性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乘数、预期收益、资本边际效率、充分就业等等，运用这些新的概念和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阐述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和就业波动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法则，通过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来实现市场自动调节的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后者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与货币量决定。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是：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对货币的流动偏好（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收入或财富的心理动机）。

结果，消费增长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大，这就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了资本边际效率，企业家的预期的信心不足往往会造成投资不足。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决定利息率。利息率高，会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也自然会造成投资不足。结果，社会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了，从而出现大量失业。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政策结论，就是应该放弃市场的自由放任原则，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从而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这样，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有所不同，凯恩斯实际上开创了经济学的总量分析。凯恩斯本人也因之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

实际上，凯恩斯自己也更加看重这本著作。在广为引用的凯恩斯于1935年1月1日写给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信中，在谈到他基本上完成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著作时，凯恩斯说：“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写一本颇具革命性的经济理论的书，我不敢说这本书立即——但在未来10年中，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当我的崭新理论被人们所充分接受并与政治、情感和激情相结合，它对行动和事务所产生的影响的最后结果如何，我是难以预计的。但是肯定将会产生一个巨变……”（转引自Harrod，1950，p.545）。

诚如凯恩斯本人所预期到的，这本书出版后，确实引发了经济学中的一场革命，这在后来被学界广泛称为“凯恩斯革命”。正如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著名的《经济学》（第10版）中所言：“新古典经济学的弱点在于它缺乏一个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来与它过分成熟的微观经济学相适应。终于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而有了新的突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从此以后，经济学就不再是以前的经济学了。”（Samuelson，1976，p.845）

在《通论》出版之后，凯恩斯立即成为了在全世界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本人也实际上成了一位英国的杰出政治家（statesman）。1940年，凯恩斯重新回到了英国财政部，担任财政部的顾问，参与二战时期英国政府一些财政、金融和货币问题的决策。

自《通论》出版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曾做过许多讲演，这一时期的讲演和论文，汇集成了一本名为《如何筹措战费》（How to Pay for the War，1940）的小册子。

1940年2月，在凯恩斯的倡议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使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了必要的工具。因为凯恩斯在经济学理论和英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巨大贡献，加上他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多年，192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于1942年被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晋封为勋爵。

自从1940年回到英国财政部，凯恩斯还多次作为英国政府的特使和专家代表去美国进行谈判并参加各种会议。1944年7月，凯恩斯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的英国理事，在1946年3月召开的这两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凯恩斯当选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

这一时期，凯恩斯除了继续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外，还大量参与英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公共活动。极其紧张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以及代表英国在国际上的艰苦的谈判，开始损害凯恩斯的健康。

从1943年秋天开始，凯恩斯的身体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到1945年从美国谈判回来后，凯恩斯已经疲惫不堪，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Skidelsky，2003，part 7）。最后，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因心脏病突发在萨塞克斯（Sussex）家中逝世。

凯恩斯逝世后，英国《泰晤士报》为凯恩斯所撰写的讣告中说：“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连长期与凯恩斯进行理论论战的学术对手哈耶克在悼念凯恩斯的文章中也写道：“他是我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这个世界没有他将变得更糟糕。”（Skidelsky，2003，p.833）半个多世纪后，凯恩斯传记的权威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其1000多页的凯恩斯传中最后说：“思想不会很快随风飘去，只要这个世界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同上，p.853）

2.

1929—1933年，西方世界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萧条，主要西方国家纷纷放弃了原有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政策，政府开始以各种形式干预经济运行，乃至对经济实施管制。

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和美国罗斯福新政等多种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西方国家按照凯恩斯经济理论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的政策和措施。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随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也同样受到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介绍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凯恩斯的一些著作开始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

从目前来看，最早将凯恩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是杭立武，他翻译的《自由放任的终结》（书名被翻译为《放任主义告终论》，凯恩斯也被译作“坎恩斯”），1930年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凯恩斯1940年出版的小册子《如何筹措战费》，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由殷锡琪和曾鲁两位译者翻译，由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1年出版印行。

在民国时期，尽管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家如杨端六、卢逢清、王烈望、刘觉民、陈国庆、李权时、陈岱孙、马寅初、巫宝三、杭立武、姚庆三、徐毓枬、滕茂桐、唐庆永、樊弘、罗蘋荪、胡代光、刘涤源和雍文远等人，都用中文介绍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他的货币理论和财政理论，但由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著作极其艰涩难懂，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在民国时期并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这一时期，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也受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和商榷，如哈耶克的弟子、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蒋硕杰，等等。

在中文语境下，最早完成凯恩斯《通论》翻译的是徐毓枬。徐毓枬曾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还听过凯恩斯的课。从剑桥回国后，徐毓枬在中国的高校中讲授过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早在1948年徐毓枬就完成了《通论》的翻译，但经过各种波折，直到1957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后来，徐毓枬翻译的凯恩斯的《通论》中译本也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见宋智丽、邹进文，2015，第133页）。1999年，高鸿业教授重译了凯恩斯的《通论》，目是前在国内引用最多和最权威的译本。2007年南海出版社曾出版了李欣全翻译的《通论》，但在国内并不是很流行。

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由蔡受百翻译的凯恩斯的《劝说集》。

凯恩斯的《货币论》到1997年才被完整地翻译为中文，上卷的译者是何瑞英（1986年出版），下卷则由蔡谦、范定九和王祖廉三位译者翻译，刘涤源先生则为之写了一个中译本序言，后来，这套中译本也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凯恩斯《货币论》另一个汉译本，上卷由周辉翻译，下卷由刘志军翻译。

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由张军和贾晓屹两位译者翻译成中文，由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

凯恩斯的《印度的货币与金融》则由安佳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

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这本小册子，多年一直没见到甚好的中译本，直到2000年，才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李春荣和崔铁醴编辑翻译的《凯恩斯文集》上下两卷，上卷中包含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的短篇，由王丽娜、陈丽青和李晶翻译。

到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套《凯恩斯文集》，但分为上、中、下三卷，由李春荣和崔人元主持编译。

3.

尽管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其经济学理论尤其难懂且前后理论观点多变，英语语言又极其优美和灵活，加上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到目前为止，英文版的30卷《凯恩斯全集》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鉴于这种状况，李井奎教授从2010年之后就致力于系统地翻译凯恩斯的主要著作，先后翻译出版了《劝说集》（2016）、《通往繁荣之路》（2016）、《〈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2017）、《货币改革略论》（2017）。

这些译本将陆续重新收集在本套丛书中，加上李井奎教授重译的凯恩斯的《货币论》《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新译的《论概率》《传记文集》等，合起来就构成这套完整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这样，实际上凯恩斯出版过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都将被翻译成中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1993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从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的“社会总产值”，转变为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采用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简称SNA核算，从而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已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就与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接轨了。

随之，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包括总需求、总供给、CPI，货币、金融、财政和汇率政策，也基本上完全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接轨了。这样一来，实际上指导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不再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理论了。

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凯恩斯所开创的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一些经济学流派实际上并不认同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在国际和国内仍然常常出现一些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商榷和批判，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过程的干预（实际上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这样做），为一些学派的经济学家所诟病。

更为甚者，一些经济学人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读过凯恩斯的经济学原著，就对凯恩斯本人及其经济学理论（与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区别，英文为“Keynesian economics”）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从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误读了凯恩斯原本的经济学理论和主张。

在此情况下，系统地把凯恩斯的主要著作由英文翻译成中文，以给中文读者一个较为容易理解和可信的文本，对全面、系统和较精确地理解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乃至对未来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推进，都有着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是为这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的总序。

韦森

2020年7月5日谨识于复旦大学

货币论（全二卷）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李井奎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