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上海2025︱如何打动海外科技人才的心？——德国启示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科技竞争格局发生的重要变化致使国际科技人才争夺愈加激烈。

从我国的外部环境来看，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将对国际人才流向产生深远影响；二是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科技竞争加剧，使我国海外科技人才引进工作面临重大挑战，中美、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的高层次科技合作受限；三是新冠疫情对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全球青年的就业带来破坏性影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新冠疫情已经导致全球五分之一年轻人失业，全球劳动收入下降超过10%。

从我国的内部发展来看，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陆续出台人才政策，展开地方层面的“人才争夺战”，其中科技创新型人才和青年人才成为争夺焦点，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才吸引力显著增强，对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造成了压力。

青年人的理想视野决定了城市的发展高度，青年人的激情活力决定城市的发展脉动。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驱动下，对海外科技青年人才求贤若渴。

德国的洪堡基金会成立于1860年，以德国探险家、自然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名字命名，致力于资助不分学科和国籍的世界各国优秀学者前往德国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资助德国本土学者，是德国海外人才资助计划的主要执行机构，为德国引进海外科技青年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撑。

大变局背景下，上海如何打动海外科技青年人才前来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洪堡基金会海外人才资助的经验中获得一定启发。

一、让科技人才成为“合伙人”而非“打工人”

自2015年以来，上海先后发布“人才工作20条”、“人才工作30条”，加上更早些时候实施的“浦江人才计划”（2005年）、《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办法》（2006）等人才激励项目，对青年人才的普惠性支持政策日益完善，为国内外青年人才来沪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人才争夺形势，国内其他城市对海外科技人才的资助和奖励力度陡然增强，深圳、武汉、杭州、南京、成都、长沙等地先后出台直接落户、住房补贴、生活补贴等优惠政策（参见表1）。

表1. 海外科技人才财政资助金额对比

相较而言，上海在海外青年人才资助的力度层面已经很难获得相对优势。同时，较高的居住和生活成本容易造成巨大生存压力，对那些错过楼市造富运动的新引进青年人才而言，他们似乎已与上海高速发展的红利擦肩而过，只能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打工人”和“接盘侠”。

因此，优化海外科技青年人才的资助模式和执行流程，是当前上海提升人才资助体系效率的重中之重。在打造科技人才政策时，应当用培育和发展的“合伙人”思维取代压榨和内卷的“打工人”思维。

科技人才的青年时期是创新和创造活跃的黄金时期，因此更需要考虑如何放开他们的手脚，而不是用条条框框加以束缚，应当注意减少资助中的限制性条件，注重政策执行中的用户体验，使青年人才在从事原创性研究时具备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敢于挑战不确定性高的前沿研究领域，同时通过优化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方式让人才真正享受城市发展红利。

就此而言，洪堡基金会在增强青年人才的获得感和提升国际人才资助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二、增强海外青年科技人才的获得感

从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规律来看，一方面，来沪发展青年人才的居住和生活问题具有紧迫性，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不利于初来乍到的青年人才安居乐业。因此海外青年人才资助项目中的个人津贴和安置补助的发放应更注重便捷、直接，可以增强人才的获得感。然而，目前来源于上海市财政资金的海外科技青年人才资助计划，多以科研项目形式下拨用人单位，在实际使用中仍然是采用实报实销方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才的获得感。

另一方面，青年人才的科研生涯处于上升阶段，对领域内同行的认可尤为重视，学术性荣誉对青年人才发展具有重要激励作用。但当前各地的人才称号都有严重的利益化趋势，与科研项目获取、职称评定、薪酬待遇挂钩，变相削弱了学术性荣誉的本质。

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做法恰好与我国国内形成一定对比。

洪堡基金会的海外人才资助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奖学金，一类为荣誉类奖励（参见表2）。前一类注重为初到德国的海外青年学者提供易得的生活补助和周到的生活保障，后一类着重通过学术性荣誉奖励和配套资助吸引杰出和潜力人才到德国长期发展。

表2. 洪堡基金会海外人才资助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德国洪堡基金会官方网站整理。

比如，洪堡研究奖学金中的博士后奖学金以博士毕业四年内的青年人才为资助对象，每年申请通过率约为25%至30%。获得资助的青年学者可以获得每月2650欧元的津贴，以及由洪堡基金会提供的来德差旅补贴、语言培训、医疗保险等福利，此外，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在满足相应条件的前提下也可获得补贴，这无疑为青年学者前往德国就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海外青年人才，特别是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新进博士，在生活保障方面往往有更多需求，这样，优厚的薪资条件和全面的福利待遇成为吸引青年人才的关键因素。从洪堡基金会提供博士后奖学金的实际操作来看，其资助内容的设置充分考虑了青年人才在居住、医疗、家庭、社会融入（语言培训）等方面的需求，各类经费的支持可以帮助青年人才有效应对初到海外工作时遭遇的主要困境。

此外，洪堡基金会善于运用学术性荣誉作为资助手段延揽人才。洪堡基金会的海外人才资助体系中，荣誉型奖励占比较高，针对青年人才的奖项主要是索菲亚奖和贝塞尔研究奖。申请人申请这些项目时，必须由具有提名资格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向洪堡基金会提名，并通过跨学科遴选委员会和相关专家的联合审核，在学术领域内，此类项目具有很高的国际认可度。

洪堡基金会的荣誉型奖励一方面能够给予青年人才强而有力的学术性激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加学术界对相关项目的认可程度，形成良性循环。

三、结合市场化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洪堡基金会的操作来看，针对海外人才的资助项目中，由财政资金发放的个人津贴和研究经费一般具有透明、公开、固定的资助额度、使用规范、考核和验收形式，并通过签订合同，固化和明确资助方（洪堡基金会）、海外人才和用人单位（聘用海外人才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的责任义务。引进人才与用人单位间通常采用市场化机制商定额外的个人薪资和科研资助，特别是对全职引进人才而言，在聘用合同中会明确，他们是否可在外兼职或获得第三方收入。

洪堡基金会资助的荣誉型人才项目，获得者必须以全职形式前往德国工作，除去配套的国家财政资金提供的奖励，海外人才的个人收入可与用人主体协商确定，且与来自第三方的额外收入不冲突，体现了资助与市场化用人机制的充分结合。这种资助模式一方面对国家财政资助的边界和额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另一方面由市场化机制根据人才的能力和水平确定额外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财政资助可能远高于本地人才市场定价所造成的资金浪费，也有利于平衡本地人才与海外人才间的收入差距，避免由此形成的人事矛盾。

四、上海要抓住大变局下的引才机遇

在当下中美关系、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态势下，一些旅居那里的中国学者正面临越来越不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比如，美国协会组织“政府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Governmental Relations，由一些研究型大学、附属医学中心和独立研究机构组成）2019年3月发布的报告《未查明的潜在外国影响案例》（Deidentified Cases of Potential Foreign Influence，该报告原件已无法在这家机构的网站中检索到）显示，部分美国高校正在密切地调查相关人员，而调查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华人学者。“在中美同时拥有教职”、“未适当披露同国外的关系”以及“受到外国人才计划的招募”，被列为在美华人学者涉及的主要问题。

再比如，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2019年11月发布的报告《对美国的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指责中国采取交换工资、研究经费、实验室空间和其他激励措施转移了大量美方由公共财政资助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14条应对此类威胁的建议。

但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才在当地遭遇的困境也为中国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特别是中国背景的科技人才回流国内，提供了机遇。在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上海作为中国吸引海外科技青年人才的重镇，更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海外人才的经验，通过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约定不清导致被引进人才利用规则漏洞多头通吃等尴尬情况的发生。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将上海的城市精神确定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能够吸引世界各国精英汇聚的核心特质，其精神内核是上海文化温厚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也应充分体现在面向海外科技青年人才的资助体系中，成为上海打动海外人心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利用了作者发表于《科技中国》2020年第10期的文章“日德海外科技人才资助体系研究与启示——以JSPS 和德国洪堡基金会为例”中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