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元化｜陈伯海：“新启蒙”及其“反思”

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经授权发表上海社科院陈伯海在“古典资源的再发现与现代重建：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元化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领军者，是以其于上世纪80年代倡扬“新启蒙”而得到确立的。“新启蒙”的提出，为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发，当时关心国事的文化人士都在思考如何克服革命阵营中长时期来影响极大的“左”的路线错误，且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中国新文化的发端——“五四”文化启蒙。元化先生提出“新启蒙”，要求在新形势下重新发扬和推进“五四”启蒙精神，迅即得到广泛认同，他本人因亦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公认的重要精神领袖。

90年代以后，元化先生很少提及“新启蒙”，却转入了“反思”，但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围绕着“五四”启蒙而发。如果说，他在80年代重在继承“五四”、倡扬“五四”，那么，90年代后则致力于反思“五四”和超越“五四”，并以其反思和超越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启蒙”[①]。所以我不赞成将作为思想家的元化先生割成两截，而主张从自然演进的角度来领会其主导精神。

然则，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表现在哪里呢？择其要者，有两大方面可说：

一是深化“五四”启蒙的精神内核，将原先有关“民主”与“科学”的倡扬（所谓“德赛二先生”），转变为对“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借自陈寅恪评王国维语）的指认[②]，自属更为探本之论（严复即曾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来解说西方现代文明的构成，“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亦曾标举“改造国民性”作为启蒙的思想宗旨）。树立起这样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底基，才足以支撑并开显出“民主”和“科学”的社会生活格局。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自由个性的追求决不能等同于“放达自任”或“逍遥自适”，而是同“家国情怀”之类群体意识紧相联系着的（陈寅恪、王国维均属这类人士）。元化先生之屡屡提及不认同于当时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即出于他认为两者在精神上实相沟通，“救亡”离不开“启蒙”的内在因子，而“启蒙”亦本自含带“救亡”的意向在（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即可见出一斑）。像这样来发掘“五四”启蒙的精神内核，无疑是对启蒙传统的有力提升，是构建“新启蒙”的必要支柱。

元化先生反思“五四”的另一个重要话题，便是人们常提及的对“五四”激进主义取向的批判。应该看到，他并不认为“五四”新派人士全属激进主义，他还谈到要把激进人士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同他们持有的激进主张区别开来，但他确实以“激进”为“五四”的一个重要表征并予以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激进主义的一个标志是“意图伦理”，即先确立意向而后寻找根据，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和实用功利主义；另一个表现是“启蒙心态”，以掌握真理的“启蒙者”自居，视他人为被启蒙的对象，难免强人从己甚或打压异己；再有是言行峻急，不容他人辩说分解，发展下去即成为“斗争哲学”；至于“庸俗进化论”则构成其理论基础，认定新的必然胜过旧的，由此导致“反传统”的取向，消解了传统向现代转化并参与现代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这样一些特质综合起来所构成的思维模式，对后来兴起的左翼革命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在其长期持续的“左”的路线上打下鲜明的印记，故反“左”必溯及其激进主义的根子，这也是反思“五四”和构建“新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当注意的是，元化先生始终坚持将“五四”激进主义与极左路线下的“文革”劫难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一些先进文化人士为反对权势者所采取的偏激姿态，后者则是自上而下地对异议人士乃至无辜民众的专制打压，在性能上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有关激进主义的种种弊端，元化先生言之凿凿，已成为当今学界人士的共识，无庸多议。值得注意的是，我以为，他还进以揭示了激进主义产生的根由，或当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在一次谈话中他曾提及，事物发展的常态本属渐进，但在渐进发展遭受严重阻遏、不得伸张之际，便容易引发激进[③]。据此，则激进主义的思想行为并非空穴来风，实有其客观现实的依据，且只有通过非常的激进手段以打破历史的镣铐，始能为正常的渐进发展开辟道路。远者如17世纪英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斯图亚特王朝，为其后自由保守主义的渐进演变创造了良好前提；近者如我们党在“文革”末期一举粉碎“四人帮”，也给推行“改革开放”以实现“四化”建设铺平道路，均属显例。这是否意味着对“激进主义”亦不能简单采取否定态度，而需要客观、历史地分析其原委由来与利弊得失呢？当然，以变态式的“激进”用为常态，让“不断革命”取代和平发展与自然演进，祸患无穷，有目共睹，无庸饶舌。

元化先生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贡献自是多方面且全方位的，我这里只涉及其中一点。但我认为，于“新启蒙”的倡扬及其反思，不仅为我们疏理出“五四”启蒙运动的得失利弊之所在，亦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提示了明确可行的方向，对于逐步而全面地深化改革以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施政方针，也提供了足资参考的思想资源。特以志之，用为念想。

[①] 按：元化先生自曾讲到：“如果不重新估价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观念，那就根本谈不上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应当继承，但是‘五四’思想需要深化。”（见《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引自《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他还一再重申不同意将其晚年的“反思”说成“转向”，亦足资参证其思想的贯通性。

[②] 见《对“五四”的思考》一文，同上书第25页。

[③] 按：元化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可资参鉴。（《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同上书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