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无用的女人，破坏了精英的光明未来？

2016年，日本东京发生了一起性犯罪案件，在丰岛区巢鸭町，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五名男生以“强制猥亵”罪名被警方逮捕。受害者是一名在横滨市郊外长大并就读于普通私立大学的女孩。当大众面对施暴者“东京大学”的招牌，却选择指责学校和家境普通的女生。

人们说，她是一个无用的女人，破坏了东大学生的光明未来。

在这个案件中，犯下罪行的不是五名施暴的东大男生，还有背后容忍接纳甚至鼓励这一切的社会。

日本作家姬野薰子将这一真实案件改编为小说《以爱之名》，试图通过讲述当事人的成长故事来还原问题丛生的社会真貌。

1. 站在内卷社会的金字塔尖

五名施暴男生在舆论上获得如此支持，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来自于日本最顶尖学府东京大学。

作为日本最高学府，被东京大学录取不仅意味着聪明才智被认可，也意味着将从此展开世俗意义上成功人生。在获取这一珍贵的教育资源之前，竞赛早已开始。

进入东京大学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高考”，正如在国内高考之前，学生会通过一系列的模拟考确定自己的大致名次和分数区间，在日本，则通过偏差值来表示。

通俗来讲，偏差值指个人成绩在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中所占的地位。偏差值越高，名次就越高，所能考取的大学则越好，因此东京大学的学生属于偏差值最高的那一群人。

这样的评判标准让偏差值成为了学生之间的一种货币，由此彰显他们所拥有的才智与能力，东大的学生就拥有了最为丰厚的资本。在书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表现，“在任何一家社团里，水谷大的女生都在偏差值这一点上，抱有自卑感。”“自己偏差值太低答不出题，还反咬一口？”

偏差值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升学前，学生们为了提高偏差值而焦头烂额，升学后，则因为偏差值所代表的成绩而衡量自身，并为此感到自卑或骄傲。

偏差值的背后并不单单意味着一个人的智力与努力，还与其成长背景息息相关。具有优越资源的家庭对于下一代的培养与教育具有意识，与此同时，他们也拥有更多可以调配的资源来运作。

故事男主角竹内翼家境良好，外祖父和父亲都是国家公务员。富裕的生活环境与被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让他的家庭对于教育十分重视，哥哥和翼都依次考入东京大学，属于偏差值最高的那一梯队。

良好的家庭环境不仅提供了学习的意识，更为获取教育资源提供多样的路径。书中让治的妹妹由于良好的家庭背景从小就读于庆应大学附属幼儿园，一路直升各类附属学校，最终无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需家庭背景、体育成绩以及导师评价达标就可以通过内部申请升学名校庆应大学。

这在靠自己考上东大的竹内翼看来，“简直跟开后门没什么区别”。

以偏差值所代表的智力成为学生之间用以衡量的标准，与此同时家庭所具有的资本转化为了智商表现。除却显而易见的金钱、名气和地位差异，社会阶层的差异同时以这种方式潜入学生之间，这样的景象更多见于名牌大学中，因为资本一开始就在避免流入偏差值低的学校。

学生之间的金字塔便这样建立起来，偏差值和家庭背景都是衡量尺，其背后所映射的是智力与社会地位。

女性的存在是为了成为附属吗？

东大所代表的金字塔尖并非属于所有人。东大之于男性是一种加冕，之于女性是一种耻辱。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演讲中提到，日本很多考上东大的女生在联谊会上并不敢轻易说自己的学校，因为一说，对方就会退避三舍，为什么呢？

“因为男性的价值和优秀的成绩是一致的，女性的价值和优秀的成绩之间却不能画等号。女生从小被期待可爱。但是，可爱是什么样的价值？被爱，被选择，可以被保护，这样的价值中隐藏着一种保证——绝对不能威胁到对方。所以，女生会选择隐瞒自己成绩优秀和自己是东大学生的事实。”

东京大学2016年的基本调查显示，就4年制大学的入学率而言，男生为55.6%，女生为48.2%，有7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差距并非是成绩上的差距，而是由于父母的 “儿子上大学，女儿上短大就可以”的重男轻女观念造成的差距。在2019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女生更是仅剩18.1%。

在东大内部，本科生中女生占比20%左右，而研究生院中，读硕士课程的女生占比25%，读博士课程的女生占比30.7%。然而，在研究职位上，女性助教的比例会下降到18.2%，女性副教授为11.6%，女性教授的比例仅为7.8%。这个数字比女性国会议员的比例还低。而系主任和研究科长职位中，每15人中仅有1人为女性，历任校长中都没有女性。

女性在上升路径中受到了重重阻力，因为社会似乎觉得，这里并不属于她们。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提到：对男人来说，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在日本社会看来，女性应当是一枚精致可爱的配饰，适合随身携带以及装点门面，却不能够显现出优秀、野心与威胁性。女性面对着同一个终点——被男性挑选并成为妻子。

武汉大学教授周玄毅在微博上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女性无论如何提升自己，总要面对一个问题：“好嫁吗？”这个永恒的问题让女性面对更多的质疑，也因此不得不束手束脚。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斯·门罗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作为单身女性不得不面对结婚压力，因此为了不被打扰，自己选择了结婚，“我认为我当时结婚是为了能写作”。

如果无法反抗结构性的压力，只能将其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在《以爱之名》中，另一施暴男生让治的母亲同样主动接受了结婚与生育的命运，她在富裕的家庭中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在二十五岁那年，基于优生优育的观念，她精心选择了让治的父亲结婚并生育两个孩子，随后缜密地安排了重归职场的计划。

有人能够保持自我，有人能够进行选择，有人能够把握命运，然后更多人也许只能被环境裹挟着，被动地前进着。

故事的女主人公美笑出生于横滨郊区，父亲是食堂员工，母亲是洗衣店小时工，家中还分别有一个妹妹和弟弟。社会地位与财富都很缺乏的家庭并不曾为美笑的教育付出太多，一切顺其自然，更何况他们深信“女孩子用不着读那么多书的”。作为长女的美笑一直被要求温顺懂事，与此同时，却很少被赞美过外表。

当第一次被陌生男人赞美身材时，美笑并不觉得被性骚扰，而认为是一种认可。社会与家庭从未告诉她什么是骚扰，她只看到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被选择的价值。

而那些信奉ayawawa理论和“好嫁风”技巧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呢？在被选择的价值体系中调试自我、提升自我，最终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候选人。如果不曾有人告诉她们自己的价值不限于此，她们又能去何处寻觅自己的归途？

2. 弱者即是错者的逻辑

女性被剥夺了优秀的权利，然而社会却通过个人成就的高低来放置天平。正如来自于东京大学的施暴者可以被社会轻易宽容，平凡的受害者却受到颇多责难，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失去变优秀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话语权。

大众没有站在鸡蛋这头，而是选择了站在闪闪发亮的钻石那边。

这是一种粗暴的评判标准，结果先行，而一个人是如何成长，看过什么风景，经历过什么事情，有过何种喜悦与忧伤都只是过眼云烟，没有导向结果的一切都只是灰尘。弱者即是错者。

在案件发生后，大部分评论都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反正你本来就是贪图人家东大的身份”等言论将代表“优秀”的东大标签视为评判对错的标准。而同为女性且东大毕业的小泽玲也选择为东大站台：“我不免认为，假如此事发生在其他大学的男生身上，会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响吗？”

正如日版书名“因为她蠢”，问题的根源被倒置在受害者身上，不优秀成为了最大错误。

这是一个针对女性的悖论，将她系在铁丝之上，却又指责她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并因此看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