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瞿明安：胆大包天，硕果累累（下）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

瞿明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沟通人神——中国祭祀文化象征》《中国饮食娱乐史》《象征人类学理论》《中国婚礼通史》等书。单独或合作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下卷）、《现代民族学》（全4册）、《中国象征文化》、《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中国婚礼通志》（7卷）以及《中外新视野婚礼丛书》《中国象征文化丛书》《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21世纪人类学文库》。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一、二等奖。

采访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华人性人类学研究

徐杰舜：《华人性人类学研究》很精彩，最近有新版吗？

瞿明安：今年已出了一期，但是我不发给人类学家，因为我准备刊登《人类性文化大典》的初稿，内容不完全是性人类学的，所以我只发给性学家，连续几期都会登书中的初稿，其中涉及的内容已经不是性人类学了，应该说扩大到了整个性学。

徐杰舜：这也是一种发展的科学。

瞿明安：2008年，在昆明举行的首届性文化博览会上，我认识了刘达临。当时我和另一位学者写了一本有关少数民族性文化的书，这本书也是王玉波向我约的稿子。因书中需要照片，我曾向原来在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同志要了些照片，在性博会举办前夕，那位老同志向他熟悉的大会组委会秘书长推荐我，于是组委会就找到我，让我设计并展览有关少数民族性文化方面的照片。那次性博会上的主要内容，一个是刘达临主持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个就是我负责的少数民族性文化。

我和刘达临的合作关系始于2008年。在参加第一次研讨时，我和尹绍亭一起去。我们就在开会期间专门讨论了怎么写“中国性文化丛书”的事宜，当时还联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中国象征文化》一书的责任编辑，他对此也比较感兴趣，最后将选题从100本压缩到了30本，具体的选题都设计好了，后来可能因课题有点敏感、投资大等原因就不了了之。在会上我还认识了阮芳赋，正宗的性学家，全球华人第一个取得美国性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是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的教授，担任过亚洲性学系主任，是美国几个性学院的院士。他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共印了200多万册，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的300本书之一。

在那次会议上，阮芳赋向我约稿，后来我把《中国少数民族婚外性行为与社会文化的相关性》这篇论文发给他，他在给即将创刊的《华人性研究》杂志主编彭晓辉教授的电子邮件中说：“晓辉，请把瞿教授这篇文章放在创刊号上，放在所有论文的第一篇。”他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华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研究的新进展。”阮芳赋很器重我。他让我主编《华人性人类学研究》杂志。目前，我主编的《华人性人类学研究》在创刊的9个华人性学杂志中，质量算是比较高的，中国台湾性学界有的学者曾把我主编的这个刊物中的部分文章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因为在华人性学界没有人专门研究性人类学，我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执委会中唯一一位人类学家。我虽然不是著名的性学家，但是我的想法却往往超出了性学家们的想象力。

2009年，第一届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台湾召开时，我被吸收进了协会执委会。1993年阮芳赋曾说：在人类性学研究中分别有过两次高峰：第一次世界性学的高峰是由讲德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的；第二次世界性学的高峰是由讲英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的；而在21世纪，将由讲汉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当时我在执委会上说：“阮教授提出要由华人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现在华人的性学杂志已经有好几个了，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也成立了，但目前还没有标志性的成果。所谓标志性的成果，就是能够轰动世界的成果，是不是我们来组织撰写这样的书籍？”因为前两次世界性学高峰都有标志性的成果，而第三次还没有。对我的这一建议，有的学者当场就表示反对。但阮芳赋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有可能在未来世界性学界产生重要成果的华人性学家，中国台湾有何春蕤，大陆有方刚，接着他说：“还有你，也包括你在内。”后来会上没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别人越说做不成的事，我越是要做。会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设计了《人类性文化大典》的选题计划和二级提纲，并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给许多华人性学家看，结果这个设想得到了包括阮芳赋、吴敏伦等在内的许多国际著名华人性学家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佤族村寨的牛头桩

主编书籍概况

徐杰舜：这部《人类性文化大典》就是你主编的？

瞿明安：是由刘达临和我共同主编。因为我本人不是著名的性学家，如果我单独来主编，别人不会认可，所以请刘达临来当第一主编，他是著名的性学家，是全球华人中第一个获得国际性学界的最高奖“赫希菲尔德性学奖”的学者，目前全球华人中只有三个人获得这一奖项。刘达临曾在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引导中国进入幸福的21世纪的六个代表人物”之一。我将选题计划拿给他看了之后，他说这个研究是前无古人的。

徐杰舜：课题有多少人参加？做了几年？

瞿明安：四五十个，已经做了三年。这是我正在做的比较大的一个工程。我做过的另外两个大的课题是我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还有与周光大共同主编的《现代民族学》。

主编当代文化人类学，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徐杰舜：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瞿明安：好的。2006年，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已经开始招标了。非常有眼光的云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尹杰，当时他约尹绍亭策划出版一套民族学人类学的丛书，以迎接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昆明召开，最后定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就是把云南籍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中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我曾经和尹绍亭一起主编过《21世纪人类学文库》。由于有主编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丛书的经历，于是我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一书的选题。这本书由我单独主编，一共组织了全国12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0位作者参加撰写，分上下两卷，共100万字，200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12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联合举行了《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首发式暨《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媒体都来报道，还获得了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主编现代民族学，获多种奖项

另一本是四册的《现代民族学》，其中上卷一、二分册由周光大主编，下卷一、二分册由我主编，最后由我对全书进行统稿，并对上卷的部分章节作了修改、补充和调整。全书共180万字，分别由全国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学者撰写了有关的章节，于200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获得了教育部、国家民委和广西的多项奖励。我目前正在主持的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你知道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这一选题最早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尹杰提出来的，他当时起名为《中国西部民族文化丛书》，让我来主编，后来我将选题名称改为《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将原先的丛书改为多卷本的专著，并被列为2010年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由我和何明担任主编，具体由我来牵头组织并实施。这套通志共有33卷本，预计总字数达1600万字，已列入了云南出版集团公司的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一共约请了全国15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学者来担任各个分卷的负责人，参加人员近百人，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套少数民族专题文化志。我在总序中说，这套通志是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形成的标志，所谓西部学派，也就是从总体上来研究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的学术群体和学术取向。下一步，我本人准备开展的大项目还很多，我可以斗胆地讲，我将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人物，而绝不仅仅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做出成就。

在性学研究领域，下一步我准备主编10 卷本的《中国性文化通史》或者大部头的《中国性文化大典》，作为《人类性文化大典》的姐妹篇。另外，由中国性学会主持的课题《中国性学系列研究丛书》中就列有《性人类学》一书，四五十万字，由我负责，并与其他几位同人完成，目前已列入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明年完成和出版这几部书：《性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和《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婚姻家庭卷》及《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游牧卷》。

徐杰舜：这是大兵团作战，很厉害！

主编西部民族文化志30卷，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瞿明安：是的。这一研究就是要打破地区和民族的限制，可以说，我现在的研究又回到过去曾经开展过的西部大开发研究的原点了，不过现在的这个研究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民族学我就不搞了。

徐杰舜：都已经做到极致、顶峰了。

瞿明安：不是顶峰，主要是自己没有精力了，再做也不可能有超越了。那么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是学历史学的，前段时间我和我的学生秦莹曾写了一本《中国饮食娱乐史》，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们准备写上下卷的《中国婚礼通史》，80万字，把婚礼这一民俗事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写。

这部书完成后，我还有更大的计划，要写12卷本的《中国象征通史》，由我和秦莹一起写。每人写6卷，目前已经开始收集资料了。

徐杰舜：您培养了比较得力的助手。

瞿明安：是的，我培养的学生中有4个在《民族研究》上发表过文章，而且在我们学院我的学生毕业率是最高的。

徐杰舜：之前有人搞过6卷本的《中国饮食史》。

瞿明安：对，是徐海荣主编的《中国饮食史》。我和秦莹写的《中国饮食娱乐史》是由赵荣光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丛书”20本中的一本。

徐杰舜：赵荣光是哪里的？

瞿明安：他是浙江工商大学的，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权威之一，还有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王仁湘。总的来说，对我的学术研究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可算作一个学科，性学是一个学科，历史学是一个学科，还有就是行为学，研究人的行为，这是我在跟学生讲课的过程中发现的。行为学现在叫作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列。但是一般的行为科学与我研究的行为学还不太一样，如在工作、劳动中的批评、激励、鼓励等等。行为学是跨学科的，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的手脚、动作、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但是目前对于行为学的研究，我认为最缺乏的是对于每个人都有的、熟视无睹的行为的研究。比如睡觉，睡觉是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呢？关于睡眠，专门有睡眠学，还有中国睡眠学研究会，但研究的只是生理现象，就像弗洛伊德研究梦，他说睡眠是一种生理现象，梦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我个人则认为睡觉是一种行为，应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行为。类似的还有走路、站立、坐着、说话、看视等，这里说的“看视”不是指感觉人类学的视觉感受，而是指看的行为动作，如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来看，是从低处看还是从高处看，是往前看还是往后看，是近看还是远看，看的时候人的行为举动，等等。我要研究的就是这些问题，目前在行为科学里还是一个空白。

徐杰舜：那么行为是不是等于文化？

瞿明安：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徐杰舜：因为人和人的一切行为的表达方式就是文化。

瞿明安：是文化，比如说宗教仪式、节日活动这些都是文化，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也是文化，但是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的行为。现在有关行为学研究的提纲我已经写出来了，如睡觉文化论、行走文化论、坐文化论、站立文化论、看视文化论、说话文化论等，不是把说话作为一种语言，而是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这个系列研究我可能会在自己60岁以后来做，先前说的《中国象征通史》，我要在60岁之前完成。除了把日常行为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之外，我还准备把它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我要单独写10卷本的《中国行为通史》，70岁之前要完成，这种行为史可以说目前在国内完全是空白。

做事“胆大包天”

徐杰舜：您未来的学术研究都安排到70岁了。您的著作这么多，思想这么开阔，我想了解您每一天是怎么过的？

瞿明安：我的行为方式与其他人不一样，有些学生说他们的老师不会劳逸结合，而我这个人却是“在工作中玩，在玩中工作”。我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半的时间在玩，这可能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也许会认为我一天到晚都在工作，但实际上我在家工作间隙也经常上网、看电影、看新闻、看其他娱乐节目、下载照片，这就是在工作中玩。同时我也在玩中工作，我一个星期有两三天要去玩，可以说在全昆明到处玩，只要是一天可以往返的地方我都会去玩。在玩的过程中，我的脑子就在思考，我有好多设想就是在玩的时候想起来的。因为在外面玩的时候，跟坐在工作室是完全不一样的，坐在电脑面前，你的视野只看到电脑，局限了思维，而在外面看到的东西却很多，往往是触景生情，很快就可以产生联想，这样我的灵感、思路就来了。比如看视文化论，就是我在上海世博会排队期间一下子想起的。在机场等飞机时，我也会看到什么东西马上就联想起来。所以是在玩中思考问题，在工作的时候玩。

徐杰舜：请再举个例子。

瞿明安：好的。讲一个小故事，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会讲“自来话”，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思考问题，不知不觉就会讲出话来。我现在不买汽车，就因为我的脑子随时在动，随时在思考问题，如果买了车，我就会出问题，不是别人撞我，就是我撞别人。我坐在公交车上，无论自己怎么思考，也不会影响自身的安全，但是开车就不行了。以前我经常爬西山，现在我们家在昆明的卫星城安宁市买了房子，所以我每个星期都要去玩，我曾经带学生去过。我这人好冒险，讲个例子，我在阿佤山做调查的时候，曾经在原始森林里行走了三天三夜。当时我还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为了写云南省志中的佤族志，我曾经从西盟县一直走到沧源县。我去过西盟，但没有去过沧源，当时只有三天就到春节了，为了赶春节，如果坐车从西盟出发，绕一大圈，要花四天的时间才到，肯定赶不上，我不想这样坐车去，而是决定走路去，也就是沿着国境线的小路走。当时我手里只有一张两个县的地图，没有向导，就我一个人走，三天的时间就在原始森林里走。春节前一天下午6点钟我走到一个村子旁，那里有一块开阔地，我问当地的老百姓“县城是不是在那边？”人家说“不是，是在大山这边。”当时太阳快落山了，怎么办呢？如果住下来，第二天就肯定赶不到了，于是我下定决心——走！连着黑夜走，手里拿着手电筒，一直走到半夜。

徐杰舜：您的胆子够大啊！

瞿明安：是的，我那个时候胆子特别大。那里是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当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军曾写过《沧源野人考察记》，就讲到这个原始森林，森林里面有野牛、老虎、豹子，据说还有野人。走在野兽出没的地方，我曾几次把路走错了，那里有两条路，到底走哪条路我也分辨不出来，结果走了半天，才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走不通了，又转回来，这样两个小时就浪费掉了。走到半夜12点的时候，听到有狗叫声。当时感觉太亲切了，因为有人家了！走到村寨边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当天住在村里，我还是赶不到沧源，后来还是下定决心——继续走！走着走着远远看见沧源县的灯光，我太高兴了，结果走了一个小时，灯光还是一样没有变化，又走了一个小时，还是不动，原来那是一个垭口，沧源县城在山的那边，灯光是从大山的垭口中露出来的。后来爬到山顶的时候，才看见灯光中的县城，当时已经没有任何路可走了，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到达县城，全身都是灰土，那时已经是夜里3点钟了，县委招待所的所长看见我这种样子太感动了，马上煮鸡蛋面给我吃。第二天我到一些政府部门去调查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听说有一个人从西盟走路走到沧源来，是不是你？”我说：“就是我。”他们说，只有1958年的时候解放军为了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走过这条路，你是1958年以后外面来的单独走过这条路的第一个人！所以说我这个人敢于冒险。

徐杰舜：您这个人做学问和做事，都是四个字：胆大包天。

瞿明安：是啊，所以我才敢组织海内外的许多知名性学家来写《人类性文化大典》，也敢组织中国众多的民族学家开展《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这样大的课题。

徐杰舜：这就培养了您的学术视野。我还感兴趣的是，您一天的时间怎么分配？

瞿明安：我现在睡懒觉，晚上八九点就睡觉，以前早上四五点就起床，现在是7点起床。

徐杰舜：您写作的时间主要放在什么时候？

瞿明安：早上。8点吃完早点我还要玩一个小时，9点到12点写东西，然后吃饭。写东西，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快的，像《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最后一章，我三天就写出来了。

徐杰舜：有个谜在这里，您的成果这么丰富，按您说的写作时间是不够的，您怎么完成的呢？

瞿明安：这个就要看了，当别人来逼我的时候，我就写得很快，拼命地赶，尤其是在一本书到了最后完稿日期，出版社的编辑来催的时候，可能连续两天两夜不睡觉地写东西，要是出版社不来催就会延迟一段时间交稿。但是现在我不拼了，50岁之前我是拼的，现在以养生为主，所以周末我都在外面玩。

徐杰舜：还有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没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您，是如何评为博导的呢？

瞿明安：我是1998年调到云南大学的，1999年破格评为研究员，2001年评上博导。1998年，领衔申报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点的是王筑生教授，当时为了组合强大的队伍，申报博士点的时候他把我也拉进来参加，当时我还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参与并获得的那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了申报博士点时云南大学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一个材料，虽然这个奖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但当时中科院的获奖证书上写着“由我会主持完成的《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成果荣获1995 年度国家科技二等奖，瞿明安同志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王筑生在云南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后，曾在人类学系开会时当着老师们的面说我对申博“功不可没”。2000年当云南大学申报民族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时，是我负责填表的工作，当时如果叫第二个人来填，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而且不专业，因为当时我是人类学系副系主任，有些材料填写完全是靠我的现有知识，仅凭记忆就填写了许多需要花时间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之后才能填的内容。当时云南大学申报一级学科的有三个学科：民族学、历史学和生物学。最后民族学成为云南大学第一个申报成功的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当时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一起并列获得一级学科，其他一些知名院校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都没有一级学科。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因此大大提升了。

徐杰舜：所以当时外界传闻你们是“大跃进”拿到一级学科。

瞿明安：是的。评博导时，因为没有在民族学专业增加新的博导，我就报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少数民族消费经济研究”，我参与并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涉及西南地区资源开发，是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还有我的《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象征饮食文化论》这本书，涉及饮食消费的内容。评审的时候虽然还有人反对，但最后还是评上了，所以我也很幸运，第二年才将专业改为民族学。2001年评上博导之后，到今年为止我总共指导了13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毕业了9个学生。

徐杰舜：我总结一下采访您的题目，八个字：“胆大包天，硕果累累。”

瞿明安：好的，我同意，尊重你的意见。

徐杰舜：目前我正在做人类学访谈，准备做108个，前面做了50多个，已经出了两本书：《人类学世纪坦言》和《人类学世纪真言》，做完之后，我要做《人类学世纪欢言》，取自“三军过后尽欢言”。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瞿教授！

瞿明安：我们是一见如故，谢谢！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