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瞿明安：胆大包天，硕果累累（上）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

瞿明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沟通人神——中国祭祀文化象征》《中国饮食娱乐史》《象征人类学理论》《中国婚礼通史》等书。单独或合作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下卷）、《现代民族学》（全4册）、《中国象征文化》、《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中国婚礼通志》（7卷）以及《中外新视野婚礼丛书》《中国象征文化丛书》《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21世纪人类学文库》。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一、二等奖。

采访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西盟佤族研究

徐杰舜：瞿教授，很荣幸能在昆明采访您。我们还是按照采访程序，首先问问瞿教授，您是哪里人？

瞿明安：昆明人。

徐杰舜：哪一年出生？

瞿明安：1960年出生，现在52岁。

徐杰舜：您是昆明人，肯定从小到大都是在昆明读书了？

瞿明安：是不是要讲一下我的学术经历？

徐杰舜：对。

瞿明安：我是云南大学历史系79级的，当时刚好是高考恢复的第三年。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我这一生碰到了很多重要的机遇，我刚刚毕业就碰到了一次很重要的机遇：当时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玉亭先生主持了中国民族学的第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看来这个课题的名称前半段有点古典进化论的色彩，后面讲现代化，但这个选题在当时是处于全国领先的。为什么要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去呢？因为这个课题研究的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有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变迁，以前的老学者他们研究的是历史，研究传统的东西，叫那些老学者来承担这个课题，他们不愿意，也搞不了，没有精力，包括知识结构一下也转不过来。当时我们班有7个同学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其中有5个人在历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后改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这个国家重点项目由杜玉亭任课题组长，也有些中年人参加，但主要骨干都是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可以说这批年轻人现在都是云南民族学界的骨干，如王清华、郭家骥、郑晓云等。当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对这个课题非常重视，杜玉亭在会上就讲“这是国家重点项目！”。能参加这样的国家重点项目，我们也很自豪。一开始由杜玉亭来点将，安排我研究佤族，郑晓云研究基诺族，郭家骥研究拉祜族，王清华研究哈尼族。工作后的三个月内，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看资料，如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简史简志等“五套丛书”，还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古代社会》，等等。看了三个月以后就开始到民族地区调查了。

徐杰舜：是哪一年？

瞿明安：是1983年。当年7月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1月冬季，下面正好是旱季，不下雨了，我们就开始下去，第一次我就去了四个月。回来汇报时，杜玉亭问我调查了多长时间？我说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村调查了两个月。他说：“想不到你这个书生居然在村子里住了两个月。”因为我们一起毕业的个别同学在村寨中连一个星期都没有住过。一开始当杜玉亭要我研究佤族时，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佤族过去的一些习俗，让我很担心、很紧张。他有点生气地说：“你真是个书生啊。”后来我居然在一个村寨住了两个月。他从此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当时杜玉亭让我写这次田野调查的文章，我就整理了一下调查的岳宋村的情况。可以说那个村寨在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村子。为什么呢？当时是1983年、1984年，但看到的情形竟然跟民主改革前没什么两样。因为民主改革前，当地佤族老年人系着遮羞布，妇女半裸着身体，人们用手抓稀饭吃。到了80年代中期依然这样，有的中年妇女还是裸露着上身，小孩子光着屁股，个别老年人还系着遮羞布。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佤族研究专家田继周先生说“岳宋没有变”。这是他亲自对我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经去岳宋调查过，但过了几十年后岳宋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就像一个原始部落，我形容的可能有点过分，但实际上就是那样，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那些东西。

徐杰舜：这种现象现在改变了吗？

瞿明安：现在消失了。当时杜玉亭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就让我写了一个材料，材料中把我看到的情况真实客观地描述出来，没有做任何分析，只有3000字。但是这篇简短的调查报告却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作为“农村发展问题送阅卷”一直报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还有云南省的“五套班子”。当时云南省的省委书记看了这个报告都感到震惊：“想不到80年代还会像这个样子。”杜玉亭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写的这个报告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对省委的贡献。”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是一个贫困的典型啊！当时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农村生产责任制才开始推行，刚刚见了效果，大家都认为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富裕起来了，但是我这个调查报告却是对这种认识的否定，当然不是针对所有的地区，只是针对边疆民族地区。这一个案在中央都挂了号，后来中央实行脱贫致富的战略，我的那一个材料就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依据。1984年第一篇3000字的调查报告是我的处女作。后来在那里调查时，会碰到新华社的记者，他们都到那里去调查，很多人都是根据我写的材料中提供的情况去的。这个地方自然环境很好，属于亚热带，曾经种植过茶叶，现在是种植橡胶，比云南最贫困的怒江等地区要好得多，但那个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是要保持那种原始状态，保持那个传统。

这种状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我要研究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当时我将这种现象称为“生活习惯”，而杜玉亭则说是“生活方式”。1984年，生活方式研究刚刚在国内起步，连书都还没有出过，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我对佤族地区的研究，从1983年到1990年的7年中，先后去了20多次西盟佤族自治县，单是在岳宋这个地方累计调查的时间就有一年多。西盟县过去被认为是阿佤山的中心地区，从古典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所以当时把那个地方作为重点调查的基地。

瞿明安教授

“西部大开发”直接参与者

徐杰舜：后来您对西盟佤族研究都写了些什么？

瞿明安：关于西盟佤族我写了些东西，主要是对策性的建议或应用性的研究报告，而没有写民族志，虽然我的田野调查笔记有十多本，但我始终没有写书。为什么没有写呢？因为当时要求的不一样，不像现在培养博士要做一个民族志。当时要求的是研究佤族地区的现代化，研究他们脱贫致富的途径，提出好的对策，但是对策也不是那么容易写的，要把全县都跑过来，整个西盟县6个乡，我都跑过来了。后来在开展这个国家重点项目的同时，我又接着承担了另外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为什么呢？因为1986年，由国务院下达给中国科学院的重点项目“西南地区国土资源综合考察与发展战略”正式启动。这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期准备。这个课题太大了，在1986年的时候经费就有400万元。

徐杰舜：那不得了。

瞿明安：考察队每到一个省，每个省再出50万元，所有经费加起来一共是650万元。大西南当时称为“四省五方”，即云南、广西、四川、贵州、重庆。这个课题启动后，中央的文件直接发到地州，要求各地对考察队给予全力支持。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拿着政府的文件，几乎被奉为上宾，调查很顺利。当时在云南考察的这一站，整个课题组就有几百人，开会是在一个大礼堂里面，就像电影院一样坐满了。这个课题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来牵头，四省五方的地方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参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群的人员汇集在一起。其中社会科学方面的子课题主要是由四省五方的社会科学院来承担。当时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了“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中心”，并由四省五方的社会科学院共同承担了这个总课题里的第10号课题：“西南社会经济情势综合研究”，包括社会经济情势，即现在的状况，面临的问题，以及将来怎么发展，涵盖了经济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内容。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又承担了其中的第7号课题：“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情势综合研究”，课题组长就是杜玉亭，副组长是民族学研究所的副所长郭大烈，加上我和郭家骥一共4个人。按规定要在两年之内跑完四省五方，实际上这个课题就是我和郭家骥两个人在做，他们领导进行指导，我们具体干活，我当时是这个课题组的秘书，又是所里的科研秘书，这样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把西南四省五方跑过来了。在这个课题开展的过程中，我们曾写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情势与发展对策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情势与发展对策研究”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当时，除了这个课题以外，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西南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跟这个课题同步进行，这两个课题我都参加了。其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子课题叫“西南少数民族发展战略研究”，这个报告最后就是由我执笔写作的。可以说西部大开发我是直接参与者，自己亲自去调查。这个时候离21世纪初中央正式宣布西部大开发还有十多年，但我们已经开始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期研究工作。我感到幸运的是，中国民族学的第一个国家重点项目，西部大开发的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包括自然科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我都参加了。为什么我后来视野开阔，这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系。后来，自然科学那个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获得199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本人还领取了课题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颁发的与此有关的表彰证书。

我们写的云南和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情势的报告中有一些实例和建议被总课题组采纳了。西南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虽然汉族也很多，但却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

由于我对生活方式感兴趣，后来就查阅了一些学术杂志，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玉波是生活方式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对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学者准备成立全国生活方式研究会，现在已成立了筹备组。后来我就写信给他，说我对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感兴趣，并且正在写这方面的东西。他很快就回了信，说对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人很多，给他写信的人也很多，但是在边疆地区研究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你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同时邀请我参加1987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生活方式研讨会。当时我大学毕业才几年，只有初级职称，但在那次会上，天津人民出版社准备策划由王玉波主编的“现代生活方式丛书”。他说让我来写其中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一书，我就答应了。当时我的与会论文叫《现代化过程中边疆民族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写的是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特点和适应性方面的问题。后来，我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民族研究》上。1988年，我才28岁，文章一发出就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后来在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二期研究任务时，单位上实行了课题承包制，即课题组给你多少钱，你负责完成规定的那一部分任务。当时我得了2500元的课题经费。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拿着这2500元就跑了8个省。

我的调查从新疆开始，即参加1988年在新疆召开的全国民族理论研讨会。会后，去伊犁阿勒泰，重点调查北方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族。但到了阿勒泰后，了解到，需要骑马才能上山去调查。由于我害怕骑马，去不了，就放弃在阿勒泰的调查，转到内蒙古去调查蒙古族和鄂伦春族，然后又到东北重点调查朝鲜族。调查完了，又到北京、上海，最后从浙江回来。跑了这一趟只花了2500元。

这一次考察打开了我的视野，以前我曾把西南跑完了，这一次又把西北和东北跑下来了，所以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前面的内容所使用的是第二手材料，但最后一章所使用的则是我自己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书在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前两年又重新第二次印刷。

后来，我参加由王玉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生活方式变化”。课题组长是王玉波，王伟光（当时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是副组长，成员还有三四位中央党校的学者。后因种种原因，课题只能由王玉波和我负责完成，成果：《超越传统——生活方式转型取向》，2007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写汉族，我写少数民族。

我在研究傣族、白族、基诺族等民族生活方式变迁模式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同样都是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但是文化背景不一样、经济发展不一样、文化积累不一样的民族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傣族就居住在城边，城市化和科学技术对人们的影响很大，但他们的建筑还是保留着干栏式的传统，其生活方式、婚丧嫁娶等方式都完整地保留。而佤族就不一样了。我曾经去过西盟佤族自治县一个叫阿莫的村寨，1985年以前主要是搞农业。1985年发现锡矿后，其变化的速度比深圳速度还要快，一年前老百姓还是住在干栏式竹楼里，而一年之后就有十多家住现代钢筋水泥式的别墅了。变化非常之快。

20世纪80年代调查的佤族村寨

徐杰舜：为什么变化那么快？

瞿明安：主要是采矿，因为属于高品位的锡矿，经济效益明显，要是挖到一个锡矿集中的鸡窝矿，有些人一天就可以赚2000元。我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采矿业的发展对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来论述当地佤族传统生活方式因发展工业化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同样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西双版纳傣族和大理白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就形成了与此不同的鲜明特点。同样都是跳舞，傣族是跳民族舞，而佤族和基诺族则是跳迪斯科和交谊舞，房子也开始住汉式的建筑甚至别墅，原先的干栏式建筑不要了。穿的服装全部都是从商店买来的现代商品服装。我跟学生上课时说，他们穿的服装比你们的还好，如西装、夹克、风衣、高领毛衣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传统的民族服装不愿意穿了。大理白族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但却显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比较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以前是汉族文化，如今是现代文化，但在吸收现代文化精华的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即面对现代文化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吸收又保留。与白族不同的是，傣族则是极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原先的生活样式变化不大，小乘佛教“文革”时被禁止，后来又恢复了，表明傣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固守的心理机制，不轻易丢掉自己的传统。而佤族、基诺族则几乎完全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

徐杰舜：这段时间有多少年？

瞿明安：7年。

徐杰舜：这7年奠定了您以后学术发展的模式，即宏观加微观。

瞿明安：是的，现在我跟学生讲课时都要谈到田野调查的经历，我通过参加以上这些重要课题，既有对一个民族长期深入的微观研究，也有对全国少数民族的宏观考察，所以以后我所有的书都是写全国范围的，我没有哪本书写云南，也没有写佤族。

象征人类学研究

徐杰舜：这段经历很有价值，奠定了您今后研究的基础。您学术的第二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瞿明安：从1994年的时候开始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当时我在写《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时，就在婚礼中发现了夫妻的象征性饮食行为，各民族都有，我把它总结为共饮共食，即吃一种共同的食物，吃粑粑，吃某种食品，喝某种饮料，或者是酒，或者是水。这种现象就是一种象征符号，通过这个行为化的象征符号来反映新婚夫妻将来能够白头到老。我觉得很重要，于是就开始深入研究饮食的象征符号，所以就有了《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象征饮食文化》这本书。我在1994年就为写作这本书开始收集资料了，当时象征人类学在中国还没有几个人研究，也没什么现成的参考资料，当时西方象征人类学的书籍还没有翻译过来，中国学者只零散地写了几篇文章。考虑到当时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层次比较浅，有关饮食文化的论文很难在高层次的刊物上发表，所以我就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饮食文化，花了三年的时间于1997年完成。书在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徐杰舜：您到云南大学是哪一年？

瞿明安：1998 年调到云南大学的。那个时候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中国饮食象征饮食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文引起了华东理工大学的学者居阅时的注意，他曾写信给我说，是不是我们共同主编一本中国文化象征方面的书？我觉得当时中国缺乏象征方面的综合性书籍，所以就答应了。后来我在云南组织了邓启耀、杨福泉、王亚南、段玉明、金黎燕等几人，和居阅时组织的学者，集体写作了《中国象征文化》一书。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出版过的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书是2001年7月出版的，到了12月全国第十二届书市在昆明召开时就产生了影响。书市期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专门召开了“《中国象征文化》学术讨论会”。很多学者参加了，会上还宣读了刘锡诚先生的书面发言，影响很大。会后，刘锡诚撰文认为，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在象征文化研究领域走出的第一步，也是坚实的一步。杨知勇也对本书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本书还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等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录。现在成了中国象征研究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一本书，可以说至今仍没有其他同类书籍超过它。

后来，由白庚胜、居阅时和我三个人主编了“中国象征文化丛书”，包括《中国祭祀文化象征》《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中国梦文化象征》《中国性文化象征》《周易文化象征》《中国道教文化象征》《中国建筑与园林文化象征》，分别由乐黛云、刘锡诚、乌丙安、刘魁立等四位著名学者当这套丛书的顾问，并由刘锡诚等人作序。书一面世，就广受欢迎。

在研究象征的同时，王玉波又跟我约稿，让我和他共同写《中国家庭史》。他让我负责“远古时期的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史”这两部分内容。有关原始社会史的书籍大多是民族学家来写的，像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杨堃的《原始社会发展史》等。我知道这是块很难啃的骨头，我也没有专门研究过，但还是答应了。仅是写“远古时期的家庭”这一部分我就整整花了一年的功夫。前期成果《中国原始社会乱婚说质疑》刊于《民族研究》，对原始社会存在杂乱性交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也是对用古典进化论来解释“知母不知父”现象的纠正。在民族学界和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篇影响更大的文章，就是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中国古代宗教祭祀饮食文化略论》。这篇文章影响之大，讲出来也许你都不会相信：共获得了国际国内的30个奖项，有金奖、特等奖、一等奖，最低的是二等奖。当时我把这篇文章送给杜玉亭，他看了之后说：“我向你祝贺！”他的学生尹绍亭说：“他能讲这样的话，那真是了不得了。”因为他很少说哪个人的文章写得好。

我接下来继续讲性学研究。我负责写的还有少数民族家庭史，而家庭史也涉及两性关系，于是我就开始对少数民族性文化感兴趣。可以说，我研究性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先从生活方式转到婚姻家庭，再从婚姻家庭转到性文化研究。我完成的一个前期成果已发表在我主编的《华人性人类学研究》创刊号上，叫作《家庭起源多元论——对人类社会早期存在多种家庭形式的假设》。这篇文章和上面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重要观点曾被刘达临主编的《现代性学词典》一书采用。（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