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太苦、学生太累、成才太难：中国教育究竟怎么了？

原创 公子不曰 东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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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公子不曰

中国的教育领域从来不缺新闻，并且一出就很容易成为热点。比如“凌晨排队，还是被多家拒之门外，上幼儿园到底有多难”、“900万的北京学区房输给了登记顺位，家长急哭：房子白买了”、“家长没批改作业遭老师群里狂怼”，比如“课外培训烧钱链：北京家长年烧10万元，地级市一年5000元”、“家长举报老师索贿被泄露，遭其他家长一盆热水从头浇下”，比如“山东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取得学历,涉及15所高校”、“陕西女大学生自杀留遗书：遭系领导骚扰并索贿12万，被迫帮忙洗脚”、比如“退学研究生写123页材料举报导师父女学术造假，天津大学一教授被解聘”、“39篇中国学者论文因学术不端被国际著名期刊撤下”……

天价学区房层出不穷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果深究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大多数反映的都是家长和学生在现行教育机制下的严重弱势地位。作为一个家长，本来自己堂堂正正纳税，子女的受教育权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小孩上个幼儿园就得让自己脱一层皮。为了小孩上个好学校，有些家长倾尽所有甚至负债累累才能买个学区房，而一旦政策生变，几百上千万就可能打了水漂。

好不容易孩子上了学，除了工作之余还要送孩子上下学，家长还得应付学校的各种任务，甚至被勒令给孩子批改作业，这对于996的打工人父母来说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比之下，给老师各种或明或暗地送礼送钱、给孩子报各种课外补习班倒成了相对轻松的任务。

而作为一个学生，虽然名义上能够享受到义务教育，但又不得不面临从幼儿园开始的激烈竞争，不得不从小搏杀在课堂和各种课外辅导班之中，等到自己终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血路——并且没有被冒名顶替——顺利进入大学校园，却往往发现大学校园没有那么美好，一旦自己遇到品行低劣的老师，很可能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照顾，反而会深受其害。而有些高校官僚主义盛行，学术造假时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之下，学生又怎样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毫不客气的说，除了少数“贵族”能够超脱于现行机制，大多数中国家长和孩子都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教育环境。他们能怎么办，他们的梦想能实现吗？笔者无法给出答案，也许目前并没有答案。笔者今天只是想就着这个机会谈谈理想中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真正的教育家是怎么想的以及怎么办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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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理查德·莱文认为，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填鸭式教学、刷题与考试、各种职业技能的培训都只是浅层次的教育，甚至不能称其为教育。真正的教育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也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才，进而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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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答案，德国二百多年前的教育宣言就已经阐释清晰：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德国的先贤认为，所有实用性的技能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培养，而教育不应该着眼于应用，而是着眼于人，不仅仅是培育人，更重要的是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唤醒每一个人潜在的力量，掌握理性思辨和逻辑分析的能力，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才是真正在未来“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03

最后，中国的教育家都是怎么想的以及怎么做的？

在这片历经患难而又自强不息的土地上，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极为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冲破重重阻碍，亲手打造了一所所真正的大学以及培育了一批批杰出的学生，他们就像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亲手把火种播撒到这个国度最优秀的青年人的心田。

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北上当任北京大学校长，就职第一天即发表演说，主张“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他指出“任何挽回时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

蔡元培先生

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了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并且不拘一家一言，所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与北京大学相对优渥的办学环境不同，南开大学则是张伯苓先生在国事极其风雨飘摇的时刻创办，一开始就主要承载的是振兴中华为国育才的使命。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向世人昭告：南开大学抱定的志愿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指出：“本校办理之初衷，即以造就人才为目的”，大学更明确规定“以彰扬文化，研究学术，造成建设国家之中坚人才为目的。”

张伯苓把道德看作人才培养的关键。张伯苓把道德教育提到培养人的支配地位，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

一九三六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那年五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批评了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倾向之后，又明确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先生

竺可桢特别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应“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的贡献。

竺可桢主张大学内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但侧重通才教育。他认为，学生的知识面要宽而不要太窄。他认为，多学科、多学院综合性大学有利于培养高质量全面发展的人才。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一辈子致力于教育体制改革，曾带领20世纪80年代的武大成为“高校中的深圳”。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道玉先生

刘道玉曾痛切地指出：中国与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西方讲成长，中国讲塑造。成长的理念是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选择权，全面发展他们的兴趣、个性、知识和智力。所谓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原材料，放到统一的生产流水线上，按照一个标准的模具和加工程序，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产品。

他还指出，中国的教育颠倒了“教”与“学”的关系，致使师道尊严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学生只能服从、依从和顺从，从而泯灭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刘道玉认为，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没有自由民主的和宽松的校园文化，就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刘道玉的这一理念贯穿于他当任武汉大学校长的8年任期，也激发了师生的无限热情。虽然他于1988年被免职，但是他亲手种下的自由种子却持续在校园内生根发芽。

04

尾声：钱学森之问，何以解答？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曾对时任总理说出疑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之问已经过去15年，现行教育机制、现在身居高位的“教育家”们可有答案？

*文中未标明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责 编 | 东评君

编 辑 | 大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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