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灯塔，仍在照亮我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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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书院创院元老

上排左起：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

下排左起：季羡林、金克木、汤一介

这是一面飘了三十多年的旗帜，这是一座立于浪涛风雨的灯塔。

它创办于1984年10月，由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发起，大陆、港澳台及海外众多学者同声相应。在上世纪末席卷中国的文化热潮中，它成为引领大陆思想启蒙的高地，沟通海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从设坛讲学到编书办学，从学术研究到人文教育，从本体溯源到文明对话，顺现代化、全球化之大势，既“请进来”，也“走出去”；既“照着讲”，更“接着讲”。三十六年弹指间，昔日大儒次第归山，曾经华发今已苍颜，而这一套套文集论丛、煌煌巨著，还在陆续刊刻；这一盏盏烛光星影、园丁公益，还在南北接力。阐旧邦以辅新命。

致敬“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公共建设力奖”获得者——中国文化书院。

以上是11月28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上中国文化书院获得了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 · 公共建设力奖时的颁奖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朱伯昆先生、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及数十位港、澳、台等海外的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院长王守常教授。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之一是：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优秀文化走进中国。

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唯一保持活动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续；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它代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尽动荡与政治风霜的学术老人和老中青三代学者，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严与梦想的传承。

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

三十年前的灯塔

仍在照亮我们的路

纪录片：《中国文化书院三十年》

01

1984年，一封关于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的信送到了时任中央领导的手中，领导只回复了两个字“酌办”。斟酌着办理，一丝颤巍巍的谨慎铺展开的却是波澜壮阔的气势。

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金克木、汤一介、任继愈、庞朴、孙长江……他们或是从民国的断壁残垣中走出来的先生，或是在新时代里涤荡旧思想的青年，都被中国文化书院纳入麾下。可以说，这些学者填充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知识内涵，中国文化书院也重塑了先生们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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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左）在冯友兰先生的家中

中国文化书院第一期讲习班的主题，是 “以物驭人的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以人驭物的东方文化”。面对风尘仆仆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学员，92岁的梁漱溟先生也坚持站立了近两个小时，他说：讲课者站立讲课，这是规矩。

尔后，教授们开启了另一场教学方式的颠覆，他们下江南、上岳麓，脚步甚至遍布宁夏、内蒙古，全国的文化热仿佛呈现不可扭转之势，研讨和出版也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中国传统文化以一泻千里的姿态向外传播，人们也在大口吞吐着这些知识瑰宝。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和那一群文化导师，其实要完成的是“一个时代的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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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1988年第31卷20期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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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汤一介先生是中枢之轴，也是精神领袖，但说到底他只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和”的儒者。他一直坚持“价值可以转让，但尊严不可转让”的理念。

汤一介曾经畅想中国文化书院第三个十年的目标就是办像哈佛、牛津那样的私立大学，但2014年的秋天，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而立之年，汤一介先生的生命却像一片黄叶掉落在广袤的大地，留下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喟然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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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书院影响巨大，来自各地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

“汤一介有那种不需要以成功作为背书、作为接力，不需要以外在给予的那些东西作为台阶，所谓看透生活而毅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这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独立自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书院的运作方式。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努力中，有更多的是朝外的，朝向西方的，但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唤起了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它不仅仅是来自于向外面学习的一种动力，也有面向未来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文化书院坚持着中国传统的风骨，并以一己之力肩负传播的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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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的6位年轻人，左起鲁军、王守常、李中华、林娅、魏常海、田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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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激情澎湃的岁月匆匆而过，中国文化书院的光彩已大不如前，但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就在于它依然继续塑造着传统。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东西，先生们未完成的愿望还在我们的民族血液里汩汩流淌。如今，我们是时候驻足回望，因为那里有我们素未谋面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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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在家中书房查阅资料

对于中国文化书院，雷颐这样说：

1980年代的“文化热”是改革开放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甚至可以称为一场启蒙运动。“文化热”当然以介绍新知为主，但随着“文化热”渐渐深化为冷静的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受到重视，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庞朴、孙长江，全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可谓集一时之盛。中国文化书院阵容强大，用今天的话说堪称“豪华”，但却是一个民间机构。那时改革开放启动未久，这种民间机构创办非常不易，要突破几乎不可突破的体制性障碍。所幸当时的领导作了非常开明的批示，中国文化书院才取得了“出生证”。

THE END

八十年代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内外关注度很高，但研究成果仍不尽理想，尤其是缺少基于史料的个案实证研究。本书作者得益于特殊机缘，掌握中国文化书院历史文件资料近两千份（多数为书院存档资料），并编辑了《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目录汇编（1984—1991）》，本书以这批文件为基础撰写。中国文化书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三大文化团体之一（另两个分别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三大文化团体至今仍没有完整的个案研究。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广大经历者、对中国当代史尤其是八十年代史有兴趣的读者填补了空白。

原标题：《三十年前的灯塔，仍在照亮我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