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还是“母老虎”: 农村妇女的角色为何尴尬?

✪ 郭俊霞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导读］家庭伦理剧中，婆媳关系常成为着重描绘的张力，儿媳面临张扬跋扈的婆婆只得忍气吞声，丈夫的愚孝和拎不清更让人恼火，直到媳妇熬成婆，又卷入下一轮的代际斗争。只是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的主要受众，婆婆们开始觉得婆媳的关系编排有失偏颇，他们既不能干涉儿媳的生育，亲生的儿子也“胳膊肘向外”对儿媳鼎力相助，在中西部的荆门农村，当地老人甚至认为现在进入了“女权时代”，男性在公开场合坦然承认为“妻管严”，被吼骂也觉得不丢面子，而男性在村庄公共政治舞台上形成的决议，妻子们可以通过骂人、哭闹、撒泼等“搅局”方式予以否定，而这与当代家庭经济模式--男女两性都必须参与到生产之中（双方外出务工，或是“男工女耕“分工），带来的女性地位增长密不可分。

笔者发现，反观经济发展较好的宁波地区，女性的地位出现“拧巴”现象，她们虽在家庭关系中（婆媳、妯娌等）能够左右自己的丈夫，但对外又表现出贤惠、温顺等传统妇女的形态，并羞于参与村庄的公共生活。笔者指出，这与宁波经济发展较好，经商风气有关，男性相较女性经商机会更多，更容易扮演使整个家庭“一飞冲天”的支柱角色，女性虽然也同荆门妇女一样，可在外务工，但务工带来的经济收入相比经商相当微薄，导致宁波妇女丧失主体性，被迫扮演“有力无处使”的主妇角色。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农村妇女地位：宁波与荆门的比较

中西部农村中，荆门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非常大，首先因为她们在家庭中扮演了积极而又有决断力的角色。荆门农村的妇女往往是家庭中当之无愧的“当家人”，当地老年人甚至认为现今已经进入“女权时代”。这并非一句夸张的玩笑话。做了公婆的中老年人，通常能最先敏锐察觉到妇女地位的提高。按传统规矩，代际间长辈更有权威，小辈必须恭敬，若势态突然发生逆转，对他们的冲击最大，他们的感受也最强烈。以生育决策为例，妇女越来越有主动权，她们的生育行为越来越“由不得老人”，政府宣传的“男女都是传后人”早已实现，独生女家庭在荆门农村20年前就已常见。对此，老年人只能摇头说“一辈管一辈”，他们早就不再有干预儿媳生育的能力。

公婆与儿媳公开吵架在荆门农村已成常态，经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婆媳冲突剧烈时期后，公婆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他们越来越让着媳妇，2000年后婆媳公开吵架也有所减少。代际冲突往往能够凸显夫妻关系的状况：势均力敌的婆媳吵架时，丈夫偏向任何一边，都可能闹出大事，所以“和稀泥”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如果丈夫站队时“立场”有问题，被妻子数落，则表明在夫妻关系是平等的。但在当前荆门农村，公婆已渐渐不敢与儿媳吵架，儿子常常公开或隐蔽地对老婆鼎力相助，父母再也无法约束已经“背叛”的儿子，儿媳成为家庭中理所当然的主导方。

在家务的分担、家庭财务的决策、子女的教育等各方面，妇女都在取得更多的权利，甚至成为当之无愧的主管。当前荆门农村的夫妻关系中，妇女唱主角、妻唱夫随是普遍现象，公然表现出怕老婆的男人越来越多。正因此，很多老年人常感慨，住到女儿家比在儿子家更自在。传统社会中，怕老婆的男性在村里往往是被嘲笑的对象，也是各类民间故事中被捉弄的对象。但在如今的村庄语境中，怕老婆越来越是正面和积极的，越来越得到村民的认可。男性在公开场合坦然承认家中老婆作主，愿意被老婆管束，被“悍妇”吼骂而不觉得丢面子，这些都是普遍现象。

在家庭领域之外，即村庄公共生活中，荆门妇女也有着更多的参与能力。她们在村集体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舞蹈队、文艺队中，也体现出相当的自我表现的勇气。农闲时节，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甚至去稍远的茶馆打麻将的妇女由丈夫接送，这都是村庄中再普遍不过的事情。荆门农村妇女在丈夫辛苦打短工时自己可以“好吃懒做”，却仍然在家庭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她们的强势地位与其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度常常并不一致。此外，虽然她们并不直接参与村庄政治和村庄治理，但对于丈夫在村庄公共政治舞台上形成的决议，她们可以通过骂人、哭闹、撒泼等“搅局”方式予以否定。这体现了荆门农村妇女大胆、泼辣的一面，她们在村庄公共舞台上越来越不可忽视。

与荆门农村妇女不同，宁波农村妇女似乎仍然过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村里的多数中青年妇女虽然在附近工厂打工，但回家后就忙着家务，做饭、洗衣、辅导小孩等，周末如果不出去购物，也不回娘家，多是在家做全面清洁。富裕农户妇女不用出去打工，而是成天在家忙家务。当地中青年男子多在外做生意，但无论是一般家庭还是富裕家庭的妇女，都不会过问丈夫在外的生意情况，田间工作也多由男子承担，多数妇女对自己家田亩的具体数目都不清楚。

在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下，妇女们极少外出交际，也很少随同丈夫外出玩乐休闲。当地农村男子有生意伙伴、麻将朋友、钓鱼朋友等各种圈子，他们隔三岔五地聚会喝酒，妇女却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富裕家庭的妇女可能有朋友和聚会，但也局限于几个富裕家庭太太之间，频率也很低。妇女们除了做家务外，就是看电视、做刺绣、上网、逛街等。她们很少串门，也很少去小店打麻将，因为她们认为串门不方便，在小店说话又人多口杂容易生是非，所以即使娱乐她们也局限在家里独自进行。

至于各种集体活动，村里的妇女更是羞于参加。2008年，镇里要求各村组织一些妇女活动，但活动就是组织不起来。村里请来了教练，配备了音响设备，结果只有一个自然村组织起来了。这支跳舞队的三位妇女也告诉我，她们很不习惯抛头露面：“看别人扭也不好意思！”负责组织工作的妇女主任也腼腆地说，因为是上面布置的任务，自己只有硬着头皮做。另一个自然村的负责妇女告诉我，去年为组织跳舞，自己每天下班后就去场地等候大家，浪费了许多时间，还落下埋怨，参加的人又总是只有两三个。因为觉得在公共场合跳舞麻烦，也不愿意转移到农户家里，都说在别人家院子里跳更不好，妨碍别人生活，看样子今年更难组织了。显然，与在公共场合有滋有味地排练和表演节目的荆门农村妇女相比，宁波妇女更显出贤惠、羞涩、内向的家庭主妇特质。

宁波农村妇女在村庄公共场合表现得很贤惠，很少约束甚至鼓励丈夫在外活动，自己却很少抛头露面。然而，在公共场合表现得传统、贤惠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却举足轻重，她们往往是各种家庭关系中的决定者，并不会因为在家中表现出的狠劲和韧劲而受到舆论压力。这一点，与传统农村贤惠妇女的外来者身份、依附于夫家的形象颇有距离，与她们在村庄公共场合的贤惠、内向形象也不相符合。

▍宁波农村妇女的悖论地位与尴尬角色

宁波农村妇女的地位似乎存在悖论。在家庭中，她们较为强势，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婆婆、兄弟、妯娌的满意或不满意，甚至存在很多不太符合传统的不宽容、好争宠心态和行为，她们均能常常获得丈夫的默认或公开支持。然而，在形式上的大家庭中表现出争强好胜、寸步不让的妇女，在夫妻关系和核心小家庭中，却表现出近似传统的贤惠。尤其是她们极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几乎不参与村庄公共领域，在外也一定给丈夫面子，虽然丈夫在家可能“怕老婆”。她们一方面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主动性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在村庄公共领域而表现出贤惠、消极、隐忍、内向、保守的特征。而我们通常说的贤惠，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温顺，与丈夫的恩爱和顾家，还有对长辈孝敬、对平辈的关爱等。宁波妇女这种“贤惠”又“不贤惠”、“强势”又“不强势”的悖论地位，恰是与荆门农村妇女“里里外外一把手”、“全部自己说了算”截然不同的地方。

我们通常认为，荆门农村妇女“里里外外都当家”（尤其是在家里管全家的财政，在家外管丈夫的交际）的状况，显示着农村妇女地位的大幅度提高。毕竟，与传统妇女依附于男子（在满足男子传宗接代的要求后，方能获得立足于村庄和家庭的资格）、唯命是从的形象相比，荆门农村妇女“说了算”的当家人模样，确实显示了她们不再男尊女卑的人生境遇。然而，让我们困惑的是，何以宁波农村妇女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中能够左右自己的丈夫，能够掌握主动权，但对外却又表现出如此内向、谨慎和保守的性格，只要涉及对外事宜，无论是自己的闲暇，还是丈夫的交际，都显出消极的处理原则。在“贤惠”与“不贤惠”的张力中，我们有必要对宁波农村妇女悖论地位的形成做一番探讨。

荆门农村妇女的地位之所以上升很快，这与荆门农村社会关系的“原子化”密切相关。在原子化的村庄中，缺乏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村庄内传统的男性支配结构不再起强有力的作用，这为妇女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提供了可能。妇女根据现代性话语和相关利益诉求自由和独立时，不会遇到有组织性的对抗和压制，因此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容易独立，她们也更大胆、更能解放自己。然而，在宁波农村，村民关系如同荆门一样原子化，村庄中同样缺乏结构性力量，血脉亲缘不再是整个村庄构成的基础，兄弟间剑拔弩张、代际间疏离淡漠、妯娌间漠然，都是人们可以理解、舆论不再规制的现实，妇女却并没有如荆门农村一样完全解放出来。她们当然也受到了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其地位也有所提高，但与荆门农村妇女有着质的不同，她们在村庄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地位似乎存在着巨大张力和悖论。

这种悖论可以从宁波农村妇女的尴尬角色中获得解释。她们的尴尬角色深嵌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我们可以从男女两性对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显性贡献率切入。宁波农村家计模式普遍是“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这受制于整个大环境，“女主外男主内”或男女完全同时对内对外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这种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分工模式当然有差别，男子确实是在外经商，而女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职家庭主妇，她们也在工厂做工，尤其是家庭经济一般的人家。但是这份工作，对于家庭经济的意义，比较于男子的工作，是相当有限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决定性的意义上。这种有限性使得妇女的依附地位难以改变，其角色因此比较尴尬。

宁波一带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有着颇多的经商机遇，当地也有经商传统，这些使得当地男子除非天生有缺陷，都多有到外闯荡和打拼的雄心以及经历，“在家窝着也不像一个男人啊”。“男主外”在当地不仅有传统，而且有高回报的可能。尤其是在存在富人、经济分化明显的村庄中，出外经商打拼对一个感觉到社会压力的男性而言，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奋斗途径。所以当地不到50岁的男子，通常都在外闯荡做生意，只有50岁以上的打拼失败的男子，才甘于在村庄里做日收入100多元的小工。经商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的选择，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这使得村庄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分层。无论如何，经商是已婚男子奋起一搏，非如此不可的选择。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每个男子都将家庭崛起的梦想寄托在经商上，这样“男主外”就是必须的选择。

如此一来，当丈夫在外拼搏努力时，小家庭的稳定就意义非常之大，“女主内”就成为妇女不得不如此的理智选择。每个尚未被真正甩到村庄底层的家庭，都有奋力向上流动的愿望，女子经商不如男子容易，而经商又最能迅速地带来家庭经济的腾飞，“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因此形成。也正因为这种定位，当丈夫在外娱乐休闲甚至赌博时，小心持家的妇女必须给男子交际的足够空间，因为“经商靠的就是人脉”，“不拖男人后腿”的贤惠形象和道德要求更得以强化。

正是以上分工格局使得妇女的角色颇为尴尬。她们囿于家庭之中，无论进工厂与否，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即便不是无形的，也是不值一提的和无关紧要的。男性的工作对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意义，使得妇女不会也无法将多挣钱当作第一要务，她们更需要做的是顾家。富裕家庭的妇女，打工收入往往是可有可无的，她们工作更多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在现有的“最佳”分工模式下，妇女不得不认为多挣钱更是男人的事情，不得不将家庭崛起的梦想寄托在男人的身上。

在守望男人的成功、隐身于家庭之际，妇女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小家庭范围内展示。也正是这样，宁波农村妇女的角色颇为尴尬，非常消极，她们只能扮演一个有力无处使的主妇角色。她们只需要做一点体面、轻松的工作，打发一下闲暇时光，补贴一下家用。如果丈夫一旦成功，她们这份简单的工作也可以不做，从而真正的做起闲太太；如果她们的男人再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也都老了，老年妇女工作起来可能更加卖力，也需要更加卖力。

而在荆门农村乃至所有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已婚男子若不在农闲时节外出做苦力小工，就会和妻子一同外出进工厂，做生意往往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且通常是小本经营，风险更小，回报也更少，这与宁波农村已婚男子从事的生意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荆门农村，不管是男女双双外出打工的家计模式，还是“男工女耕”的家庭分工模式，都使得男女双方的经济收入，对家庭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换句话说，因为在事实上，重要的不是工作的性质，而是工作收入对家庭经济的显性贡献率。与男人的收入比较，荆门农村妇女在家务农的收入即便少于宁波农村妇女进工厂的收入，但对她们自身的家庭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农民家庭因为有打工务农两部分收入，方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家庭因为有来自妇女收入的支持，而可以忍受外出务工的极低收入。这与宁波农村家庭是意义非常不同的分工模式。

荆门农村家庭因为打工和务农同等重要，使得妇女做好本职工作——务农或者进工厂——的意义凸显，也使得她管制好丈夫的意义凸显。因为一个家庭要想过好，男女两性都必须参与到生产之中，而妇女管理家庭的积极性、主动性，更需要充分调动。荆门农村的妇女大闹丈夫的牌场，则不过是积极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制止任何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宁波农村妇女需要做好的只是家务，而不是在外管制男人，否则会适得其反，影响丈夫的形象。她们即使给在外娱乐的丈夫打电话，也不过是要丈夫在经营人脉的同时保重身体。

▍妇女尴尬角色背后的主体性问题

宁波农村妇女的尴尬角色，终归是妇女在当地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无奈选择。在理解这种尴尬角色形成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有必要对中国农村妇女地位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妇女地位提高，主要着眼于她们在家庭关系和家庭事务中的控制力和自由度。而宁波农村妇女状况无疑对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挑战。仅仅看她们在家庭关系和家庭事务中的表现，无疑会认为她们与其他地区农村妇女一样，地位都在提高。但如果关注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就能注意到她们在“贤惠”与“不贤惠”的胶着中扮演的尴尬角色。在这种尴尬角色的背后，隐藏着妇女的“主体性”这一重新认识妇女地位问题的维度。

宁波农村经济高度发展，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程度也较高，打工收入与经商收入相比在当地显得相当的微薄。因此，通过经商获得向上流动的冲动和诱惑，以及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使得当地的已婚男子多外出寻找经商的机会，妇女则因经商明显不如男子有优势，且经商男子往往更需要一个“闲”内助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因此她们只能在做家庭主妇之外就近打工，或者干脆做全职的家庭主妇，她们对家庭经济的显性贡献意义并不大。“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得到强化。

在这种家庭分工模式下，妇女就严重丧失了主体性。如果男子在外经商获得成功，由于“有钱了再婚很容易”，因此他们可以选择离婚后“挑选”一位更年轻的妻子。当然，也有很多成功男人并不会抛弃在家的妻子，而是夫妻百般恩爱，这样的妻子就很可能因丈夫的宠爱而在家庭和村庄内都获得尊严和体面感，甚至成为村庄内最善交际和最跋扈的妇女。若男子在外闯荡失败，带着空空的钱袋和失落的情绪返乡，守候在家的妻子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不可能离婚再娶，毕竟婚姻的成本对于处于困境的男子来说是很高的。在家的妻子因此在家庭中有很大的权力，但在家庭之外却因丈夫和整个家庭处于村庄底层而无法获得足够尊重。她们日渐成为说不起话、交不起朋友的角色，连到小店娱乐打牌都小心翼翼。她们无法在村庄中获得尊重和体面感，只有黯然地退守在家庭之中。

只要妇女将个人的成功寄托在丈夫身上，她最终无法获得主体性。无论是富贵的闲太太，还是贫穷的妻子，依靠男性来定位家庭成败的客观环境使得她们只能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在成功的家庭中，女人的地位首先取决于男人对她的态度，因此她们即使有地位，也是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而消极的，她们的地位是男人“赐予”的。丈夫对妻子家庭关系处断权的默认，很难说是女性控制力更强，地位更高。在一个男人掌管大局的家庭内，女性管理财政，处理各种繁琐的关系和家庭事务，并不真正危及男人的支配力。

简单地用夫妻关系中的决策权、支配力等来讨论妇女地位有较为明显的缺陷。其实，在中国农村历来就有“老佛爷”式的女性权威，也有悍妇之类的妇女，她们在夫妻关系中占有支配地位，是当家作主的“角儿”，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社会妇女地位高。一是她们在妇女群体中属于少数角色，不具有代表性，且往往是各种民间故事讽刺的非主流角色；二是她们之所以能拥有决策权，是由于她们舍弃了女性特质，拥有了男性的性格特征甚至生理特征，充当着男性实际社会角色，在精神和生理上对传统女性角色有着双重否定，其主体性并未建立。

而当前荆门农村泼辣的妇女，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悍妇”，而是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荆门农村男工女耕或者男女同工的社会分工模式，使得男女两性提高了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男工女耕”的性别角色模式实质上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在当今社会的新表现形态，并认为它是“农业女性化”的具体体现，这影响了农村男女两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参与方式。但事实上，在“男工女耕”的性别角色模式下，妇女不仅自主意识得到了强化，获得了独立的生存能力，并形成了独立人格。男女两性对家庭经济有着同等重要的贡献，这为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奠定了经济基础。加上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现实和男子娶妻的高成本，女性更是在家庭关系中表现出较多的优势，这也为她们在村庄公共生活领域表现自我、释放自我提供了基础。

同时，宁波农村妇女的贤惠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惠，她们的贤惠是在现有分工模式下，将梦想寄托于丈夫后不得不如此的“顾家”。在区域经济的背景下和村庄结构中，她们在贤惠与平等的张力中，无法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无法真正发挥主动性，也无法真正把握自身的命运。我们很难说宁波农村妇女的地位有多高。

在近百年时间内的沧桑巨变中，女性解放和自由的话语已响彻中国，并深入、内化到中国人的行为意识中；加上人口流动和外出打工带来的家庭核心化，女性就业的多元化，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传统的夫权观念已经非常淡化，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有所增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妇女，她们的父母辈早就受到了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话语的熏陶，能够给她们更为宽松和自由的教育。这一批农村妇女早已不是“家庭奴婢”，她们获得了充分的家庭决策权，与丈夫以及婆婆争取当家作主权也成了过去的故事，即使是隐身于家庭生活之中的宁波农村妇女亦如此。不过，女性地位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指她们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和支配权，也不仅仅指她们能够参加公共性的劳动从而走出家庭；更在于无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私人生活领域，她们都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并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原标题为“郭俊霞 ▍农村妇女的尴尬角色”。版权所有，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回复此微信获得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