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说｜王占黑《小花旦》：我和小说里的人，一直“在路上”

编者按：文学属于青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记录者。虽然我们不再用“80后”“90后”这些代际标签去定义和描述那些年轻人，但他们依然在写作，在自己的一片天地，叙述着这个时代。“青年说”，试图完整记录这些青年写作者，文学的未来属于他们。

今年疫情爆发后，从2月到4月，王占黑都一个人住在上海的租房里。如果能屏蔽新闻，那会是她当高中语文老师这几年最轻松的一段时光：每天上午上上网课，下午去小区逛逛，一日三餐都自己做，还不用切换上班和在家的状态。

等学期结束，她没有任何准备地选择了辞职。

常常有人问她是不是要准备全职写作了，但她觉得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不确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但明确自己不想做什么。比如三年教学下来，她不想继续原来的工作周期了，停下来休息一阵，如果人休息够了，钱又不够了，她可能重新出去上班。

“自由职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有时甚至会陷入一种自我剥削吧，不过现在从容多了。”近日，王占黑的第三本小说集《小花旦》由理想国出版，她就此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这是一本变化不小的新书，她既“走出了社区”，又“走出了童年”。在她自己看来，从《空响炮》到《街道江湖》再到《小花旦》，从25岁到30岁，最大的成长是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了。

“或者从心理意义上看，我不再是那个从社区里来的小朋友了。我走出了社区的庇护，走出了自己那个文学世界里‘上一代’的庇护，我完全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观察着，生活着。”

《小花旦》书封原型是王占黑在桥洞里拍的一张照片，一辆东风小汽车，一对光脚丫，一场安逸又快活的午觉。除了木刻封面，它还被做成了明信片夹在书里。

一直在往前追，想写更现在时的东西

就在采访这一天，王占黑突然发现隔壁邻居家门口贴上了一张《催缴租金告知函》，上面写着：乙方二房东XXX公司已拖欠房租数月，房屋内如有租客请在七日内搬走，否则甲方会跟警方以及物业方强制收房。

她一边赶紧拿手机拍下来，一边叹息不止：“这家人回来要伤心了。”

早在今年初，她就注意到租房平台“蛋壳”出了资金链问题，北京有租户因此被强制驱逐，她还把这一细节写进了最新的小说里。没想到一年快过去了，小说都写完了，这样的事居然还在延续。

“我也蛮担心自己的，虽然我是和房东直接签的。”环顾这个精心布置过的小家，东西很多，但一点也不乱。在只有四十平米的小天地里，处女座的王占黑总能给各种小东西找到合适的位置。她很烦搬家，电器和家具不说，就是那些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攒下的小物件，也足够让她“大动干戈”。

她的小说往往来自她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思考，比如《黑鱼的故事》就源于她目睹了“放生鱼被循环买卖”，尽管这个点在小说的最终呈现里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至于《去大润发》，虽然出现了免费班车、飞行棋等怀旧元素，但她并不想为怀旧而怀旧，而是希望借此探讨实体商超的生存现状。

“我觉得，我一直在往前追。”王占黑说，以前她写的东西，大家会觉得它们来自她的童年或者上个时代，但她一直希望加快脚步，能写更现在时的东西。“我也特别愿意去处理那种好像需要滞后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入的内容。我最近写的小说，真的就有一种冲在现场的感觉。”

城市空间变化，一直是王占黑关心的话题。 王占黑 图

因为她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不止一个朋友问过：你为什么不去当记者呢？

她还真有一个和新闻学“擦肩而过”的经历。考上复旦后，她爸妈希望她能转去新闻系，她申请了，也成功了。但在转系的节骨眼上，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决定不是她做的，是大人为她做的。她决定不去。

事后想想，这完全就是一个属于自己想长大的决定，跟想做什么没有关系，因为中文系毕业也可以当记者。至于后来没当，是一些经历和见闻，还有连轴转的周期让她觉得跑新闻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将来如果有机会，或许我会想当那种独立记者，自己出钱、定周期，然后去完成自己想做的选题。”

“不过我总觉得，想象也是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她最近写完的一个小说是关于快递员和年轻女性的情感故事，和《去大润发》一样，想以某种“言情”的方式切开陌生人之间的口子。但不知不觉地，疫情时代，物流罢工，中介跑路，社会行动者和劳动者之间“谁来拯救谁”、“如何拯救”……她所关注的议题纷纷冒了出来。

“小说给人的自由度很大，你可以越过很多社会身份带给人物的刻板印象去进入他的内心，同时也是一种自己找自己思考、讨论的方式。”

一个环卫工人在吃炒饭。  王占黑 图

年轻人与年长者，分别如何介入当下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花旦》这本新书出现了更多年轻人。这群人在三十岁左右，“近几年不知道加过多少班，挨过多少骂，吃了多少外卖，又存下多少钱”。所谓“三十而立”，用小说人物李清水的话说，是“即将三十岁的自己站在北极点上，四下空阔，再也找不着北了。”

而再过大半年，王占黑也三十岁了。

尽管她极少在小说里点明时间，但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中捕捉到这就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写的作品：在《潮间带》里，“我”常常碰到一位高手，头像是穿8号球衣的科比，定格在二OO六，湖人对太阳，经典绝杀；在《去大润发》里，驾驶员和乘客对话，一个说，只听人家拍手，美国人死了好，死了好。“我”就想，不管啥地方，死人有啥好？

王占黑坦白，这两处地方确实都是“没能克制住自己，讲了想讲的话”。

与此同时，“上一代人”也并没有在《小花旦》这个集子里消失。比如，《空响炮》里扎气球的瘸腿阿兴在《痴子》里回来了，他和同样有身体缺陷的嗡鼻头、美中组成“三人行”。他们的老小区要被拆了，阿兴决定即使是死也要抱着妈妈的照片死在老房子里。

《痴子》是这本新书里篇幅最长的一篇，涉及大约三十个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像阿兴那样“痴”的一面。一位师友评价这部小说很“满”，信息量太大了。

王占黑回头反思了一下，也意识到除了人物与情节，她想要放进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括旧楼拆迁、城市更新、残障人士的处境、亲子关系、都市情感等等话题。“所以这个小说很沉。就像是书放多了，书架板都快弯掉了。它可能不是一篇特别讨好的小说，但它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它在这本书里拉得最开，人物最密。我其实找到了很多可能。”

这个可能在于，她想让更多人意识到上一代人不是只有“文革”、集体生活、下岗潮、经商潮……就像阿兴他们三个，也会用微信、发表情包、打卡网红店、骑共享单车。“我写过很多‘上一代’，大家会觉得‘上一代’的故事就发生在上个时代，其实完全不是，上一代人完完全全就活在当下。我们以为已经过时的人，其实一直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他们也不总是回忆过去，也会在公园里谈美国时政。”王占黑说，“比如从2010年到2020年，看起来六十岁到七十岁变化不大，但他们在这十年里也随着互联网世界发生变化。我很想写出大家认为已经落伍的一代人是如何与当下碰撞的。”

“我们以为已经过时的人，其实一直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间维度。” 王占黑 图

如果能去看看大别墅，为什么不呢？

一定程度上，哪怕是收录近两年新作的《小花旦》，对于现在的王占黑也有些“滞后”了。

今年第一次见到王占黑是在八月，在上海国际饭店，她和作家孙甘露、主持人骆新有一场关于美食与城市记忆的对谈。在活动开始前，她一个人靠在饭店十五楼的窗台，向外东张西望。那时她还不清楚自己准备讲些什么，只是把这样的活动当成人间观察。她说，没去过的地方，没干过的事，她都想尝试一下。

经常有人问她：你是不是只喜欢逛老社区？

“如果能去看看大别墅，为什么不呢？”她几乎脱口而出，“我也很想知道富人是怎么过的呀。不是说你有老社区关怀，你就必然拒绝去看待消费主义或者更中产的东西。”

在她看来，很多人拒斥“二次元”，拒斥“体制内”，太激烈的拒斥可能源于厌恶，也可能源于害怕，这会给自己画一个越来越小的圈。“但如果有足够的自信，你完全可以打开自己，去体验各种各样的场景。因为大部分人的生活是相对封闭的，不像杨超越那样，今天打手游，明天就代言手游，能经历大起大落。我们能看到的和能走到的都特别有限，所以如果有机会，我肯定愿意到处看看。”

对于写作，她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想试试非虚构，想试试长篇，想试试各种可能。已经出了三本小说集，外界对她是否会写长篇浮想联翩。她有想法，但是不急。

“我不是一个轻易开头的人，一旦开了头，就会把它写完。”她说，“准备”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具体操作来看，她要考虑最近有没有别的重要工作、要不要出差、身体吃不吃得消，心头有什么事。“通常只有准备好能全身心进入新小说了，我才可以开头。比起构思、提纲这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做好准备了。”

在写作之外，她还希望自己尽可能是轻松的，快乐的：“我的大部分写作不是发泄，不是把生活的痛苦投射到作品中，但写小说的过程总归还是辛苦，我得承受住那个作品，承受住那份辛苦。那么写作之外的个人生活就不能那么辛苦啦。”

所以，关了电脑，她喜欢出门，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晒晒被子，喜欢自己心血来潮时做做好吃的，喜欢抱着她的毛绒朋友玩。“这是大智，英文名叫Ben。”她很认真地向朋友介绍说：“大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像天使一样，是个快乐的小胖子。”

除了大智，屋子里还有别的“小朋友”……这些毛绒公仔干干净净，还穿着衣服，戴着饰品。一问，那些浅蓝色T恤、圣诞围巾、针织帽子、彩珠链子，都是她从各路菜市场、旧货市场“淘”来的。

王占黑最好的朋友——大智

从“他们比我重要”，到“他们就是我们”

因为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王占黑”这个名字从2018年秋天开始承载了公共讨论的意义。当时在颁奖台上，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没想到叫“王占黑”的就是他身边那个瘦瘦的短发小姑娘。

在那之前，王占黑已在豆瓣上默默写了四五年。她很喜欢豆瓣，也喜欢当时“闷头写”的状态，尽管鲜有关注，但节奏是自己的，是踏实的。

“这个奖最大的意义是钱很多。当然，也是一个鼓励。”在上个月给华师大创意写作班做分享时，王占黑说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她说每个写作者都有所谓的“抽屉时期”，有的人这一时期很长，但第一次从抽屉里掏出东西，就可以交出一份比较成熟的作品。“我的抽屉时期比较短，一开始拿出来的是比较学徒式的东西，现在也不太敢回头看。但也好，让大家一点点见证我的成长，见证我那些傻乎乎的地方。”

写完《空响炮》后，王占黑一度难以走出老社区里的下岗工人、“男保女超”，那时她想：“原因不在我，在故事里的人——他们比我重要得多。”

但到了第三本《小花旦》，有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潮间带》一开始想写的是一个属相不明、取向不明的神秘故人，但写着写着她发现这个人并没有被单独拎出来提及的必要，因为“大家都是普普通通地，缓慢地自我演变着”。

确实，新书固然写到了很多“边缘”：边缘的马路、边缘的小区、边缘的人。但即便是看上去一切如常的普通人，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或许是恐惧身处高楼，或许是害怕壁虎，或许是对下雨天异常敏感……就像豆瓣读者、编辑“伊夏”说得那样，《小花旦》依旧是写异色人群，但要细究异色，其实和你我也毫无两样。毕竟世上没有一种“标准人”，只要你贪嗔痴恨，恐怕多少都有点形貌乖张。

在具体写法上，王占黑还有一点变化：以前写人，她会急吼吼地把设想的一切摆出来。现在不是了，她选择让他们自己说话。她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比如声音细细尖尖的爷叔“小花旦”。在小说里，他离婚了，会去性少数群体聚集的场所，会穿着黑西装上台跳舞，会给自己取名“上海宝贝”。他看起来像是同性恋者，但真相是什么，王占黑说她也不知道。“他可能只是一个娘娘腔，一个异装癖，可能是只身来到上海后被一些人带进了这个群体，当然也有可能是同性恋。每个读者都可以去做自己的判断，但这个解释权是在这个人物自己手上的。”

又比如《潮间带》里的阿德，曾出现在“我”和母亲的生活里，后来默默地回归了自己的家庭，这背后的原因在小说里也是空白的。“这个阿姨到底是谁，其实不重要，因为她已经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尊严，我不再跑进去给她定性了。”

王占黑说，作为写作者，她以前掌控的东西太多了，哪怕自己不够了解，也要把这些那些都拿出来。“这也是一种成长吧，我在小说里不断地往后退，把更多的人物往前推。”看到自己这样的变化，她是满意的。

现实和虚构还能有的另一种关联

从2010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算起，王占黑来上海已经有十年了。

她喜欢在这座大城市里走来走去，手机相册里满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气球、旧报纸、从共享单车上挪来坐垫的自行车，用矿泉水瓶结起的晒衣“龙门架”。即便坐在出租车里，她也总喜欢透过车窗往外看。车子上了高架，她会望向那些开了灯的楼房，想象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觉得很近又很远。辞职后，她在外面“瞎逛”的时间比上班时更多了。

王占黑手机相册里“用矿泉水瓶结起的晒衣 ‘龙门架’”

王占黑上街时，喜欢拍下各种毛绒玩具。摄影 王占黑

一开始她自己都没有发现，《小花旦》这个集子里的小说人物也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在《小花旦》里，“我”跟着绰号“小花旦”的爷叔去定海桥，去人民公园，去嘉兴路；在《去大润发》里，“我”与穿黑T的男子在货架中穿行；在《黑鱼的故事》里，阿三搬出新村，又回到新村；在《清水落大雨》里，李清水从家里冲出来，坐上城际巴士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在《痴子》里，三个残疾人一起走过报亭、桥洞、网红餐厅、拆迁地；在《潮间带》里，“我”从城市到了镇上，重逢故人……他们和王占黑一样，总是“在路上”。

但更大的共性其实在于，他们都走出了老社区，在更广阔的城市空间里和自己对话，和时间对话。在《小花旦》之前，王占黑就很关心城市空间的问题，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旧空间的小说，甚至被贴上了“老社区代言人”的标签。但在这一本中，她和她的人物走出来了，他们游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打开人与人的关系，解开自我与时间的秘密。

11月27日，《小花旦》在上海的第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建筑书店“群岛”举行。在一个关心城市空间的空间探讨新书似乎也别有深意。活动现场上，评论家、《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说，从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每个中国小说家都想塑造自己的文学领地或者景观社会，但这一空间里的人往往是被空间塑造的，是有符号性的，但王占黑这里没有。“她的小说从不愿固化地名，因为空间都是属人的，人在哪里，空间就在哪里。每个人都携带并且创造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和他人的空间，和自我过去的空间交融在一起。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不再是被动地符号性地被生活或历史驱赶向前，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欢乐天真，独特的时间与空间。”

11月27日，《小花旦》在上海的第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建筑书店“群岛”举行。从左至右：btr、王占黑、张定浩、顾湘。  Nek 图

还有读者注意到，“定海桥”这个地方在王占黑的《小花旦》里第一次出现了。她本身是上海定海桥互助社的一员，社员们会去做各种各样事情。但她一向很少谈及这件事，不想因为自己有了一些公共话语权就遮住了互助社更重要的存在。

回到那个出现了“定海桥”的故事，“我”被“小花旦”带去定海桥——它比学校更偏僻，一点都不像上海，电视里没有这样的上海，世博会海报里也没有。再后来，两人去了更远方的马路，走得越多，越发现很多地方是去一次少一次的。为了看到更多即将消失的地方，他们甚至想快点跑起来。

很多读者好奇，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小花旦”这样一个爷叔，能带着王占黑到处看上海。但这个人物是她虚构出来的，非要说和现实生活有什么联系的话，就是她向认识的一个人借了“小花旦”这个绰号。

而比起“现实如何成为素材”，《小花旦》更有意思的点在于“虚构回馈了现实”，或者说小说反而成为了对现实更真实的确认。在小说里，“小花旦”在城市行走中拍下了无数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而在小说外，王占黑在豆瓣发起了“全球寻找海宝大赛”，目前已收到了六百多个不同的投稿。那些海宝在墙壁、灯柱、电梯口、环卫车、小店的玻璃板、公共厕所的纸盒上……后来这甚至成为了一个全开放的命题，有人发来了一种叫海宝的电动车，几家叫海宝的海鲜馆子，还有被误认的过气饮料巨星酷儿和海绵宝宝。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将《小花旦》这个四万字的中篇视为王占黑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作品，也是近年的中短篇佳作。而对王占黑而言，《小花旦》之所以意义非常，是她确信自己会写小说了。而且她知道，现实和虚构还可以发生另一种关联。

王占黑在豆瓣发起了“全球寻找海宝大赛”

《小花旦》由理想国新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