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学术研讨会：古典资源的再发现与现代重建

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王元化学馆联合举办了“古典资源的再发现与现代重建：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以表达对王元化先生的追思。

本次活动由王元化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王元化先生的学生蒋述卓教授主持。在活动的第一阶段，华师大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王元化先生的学生代表傅杰教授、上海出版社代表王为松社长分别发表致辞。王元化先生在海外的友人及学生：林毓生教授、罗多弼教授、张隆溪教授、陈方正教授、许江教授、吴琦幸博士也在线上致辞。随后王元化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学馆情况，副校长孙真荣为王元化雕像的作者、捐资者颁发纪念杯。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王元化学馆馆长主持人胡晓明教授表示：庚子年新冠病毒严重袭击人类，全球至今未宁。在这个背景下，纪念王元化教授的百岁冥诞，特别有意义。忆及王元化先生生前，多次谈及对20世纪一味追求新变与过度发展的现代性的忧思，多次谈及19世纪文学的人道主义情怀，“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王元化先生反对科技至上、技术至上的世界，对世界越来越转向科技对人的主宰感到忧虑。王先生也认为美国社会有太多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他越是到晚年，越是回归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仁爱，如人性不是孤立抽象的，人的在世本质是儒家以人与人的关系来界定的，表彰传统价值中的忠诚、秩序、尊严、责任、家庭价值、修身向上的生活情趣以及平淡中庸的文化性格等等被五四刻意遗忘的旧道德，甚至多次说道：“我现在看人，要看他做人有没有一点旧道德。”肯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重建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今天看中国抗疫之所以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人血脉深处的基因如人道关怀、生命至上、尊严、秩序、责任意识等，不能说不是潜在的文化因素。所以，文化与思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太重要了。

出席会议专家合影。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陈伯海教授、南京大学的张伯伟教授、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复旦大学的陈引驰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分别做了纪念王元化先生的主题讲演。

陈平原在题为《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的讲演中指出，王元化先生能“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

陈平原表示，描述王元化先生之学识渊博、通晓事理，讨巧的做法，莫过于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思辨录》。此书共收短文377则，摘编自作者六十年来陆续所写文章，“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在一个普遍推崇专家、学科壁垒森严的时代，如此开阔的视野及襟怀，让人叹为观止。

王元化先生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提倡“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后有李泽厚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讥讽，王先生于是在《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中称：

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会被学术所冲淡。

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具体到王元化先生，那就是他对于“学问”中流砥柱般的坚守——不仅仅是立场及趣味，也包括其治学方面的实绩。虽然王先生在政治、哲学、思想史、文艺学等领域都有贡献，但其作为专门家的一面，更多体现在《文心雕龙》研究。与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专业研究者不同，王元化探究《文心雕龙》，其实只有一部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年印行第二版时，略作修订；1992年改题《文心雕龙讲疏》，作了较大删削，且增加一组新作。可就是这根独苗，“书出版后，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位先生的奖饰”，且与钱锺书《管锥编》、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同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荣誉奖（1990）。

学界谈及王元化，多会提及“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其实，这种学术趣味，更进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发微〉序》，从王船山的知、情、意合一，说到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倡独立自由意志，结论是：“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后人之所以将王元化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及学术转型的象征，看到的不仅仅是学术贡献及治学方法，更包括背后的心情与趣味。

王元化先生是有故事且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则尤为难得。

张汝伦在题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元化先生》的讲演中表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王元化先生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先生生于1920年，即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先生的思想出生证上，写着的是“五四精神”，先生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恰如其分，毫不做作。先生文革复出后对人道主义的阐扬和新启蒙的提倡，无不体现着他的五四血统。先生的一生，见证了现代中国的诞生。但先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并不仅仅与此有关。如果我们把“五四”算作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肇始的话，那么王元化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同龄人。就像康德是启蒙的集大成者，又是启蒙的殿军一样，元化先生也是五四的集大成者，又是五四的殿军。

读元化先生的著作，与元化先生交往，都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三者在他身上是融贯统一的，这不但使得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出入中西文化游刃有余，也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有极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传统文化一往情深，可他从来不是孤臣孽子式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西学传统也是求知若渴，赞扬有加，可他从未像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派那样，惟西方思想马首是瞻，只会五体投地。没有丝毫批判。他对马克思主义心悦诚服，但他却从不是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者，而是真正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人们往往容易偏于一边，这就使得后人很容易给他们贴上“某派”或“某主义”的标签。像元化先生这样允执厥中的人凤毛麟角。他厌恶人们将他“归类”，更不愿“选边”，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格，昭昭可鉴。

思想上特立独行，保持独立人格，谈何容易。它需要一个人有很强的自反意识，或自我批判意识；否则往往被别人或潮流牵着走而不自知。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意识是较弱的。“吾日三省吾身”也好，“慎独”也好，都不完全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即认识到自己思想的缺陷甚至错误的意思。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很难找到像王元化那样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虽然他自己说“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实际上他自青年到老年，曾经有过多次反思。正是这种自我反思，形成了王元化思想独立的品格。而真正的思想家，必须有这种思想品格，才能称得上是思想家，否则只是没有自己思想的应声虫而已。

也因为有这种自我反思的思想品格，王元化才能既是五四的儿子，又能对五四进行反思。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也绝不是否定“五四”，他始终坚持自己“五四”的精神血统；他只是反思以“五四”的名义违背“五四”精神的思想观念。他对“五四”的反思，首先反思的是以往对“五四”的简单化理解，如把“五四”的文化论争理解为“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等等。但他反思“五四”最重要的成果是反思“五四”以来在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一些错误观念，如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等等。这些错误观念成为不少人的意识形态基本架构，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极大障碍。这些观念并不起源于“五四”，却由于人们对“五四”片面的意识形态理解而得到极大的加强。

“五四”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人对它必然会有种种评论。但是，迄今为此，对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人们往往采取简单化的评价态度，即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海德格尔有句名言：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过来还是形而上学。对“五四”无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是“五四”精神本身要提倡的态度。简单肯定与简单否定都不是真正的反思。真正的反思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即在新的思想视域中更好地保留并改变所批判的东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这样意义的扬弃的一个典范。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是他对自己思想反思的题中必有之义，它的目的，绝不是否定“五四”，而正是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基本精神。

先生的去世，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时代——经典现代性时代的结束。一个未知的新的思想史时代，正在到来。今天世界之复杂，是五四先贤难以想象的。没有既定的模式和套路，足以应对今日之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这是王元化最喜爱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二百多年前，面对正在展开的现代世界写下的一段话。它也可以作今天这个时代思想者处境的写照。王元化的后继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继承的却是“五四”先贤未竟的事业——会通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具有原创性的现代中国思想。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元化先生不会离我们远去。

许纪霖在题为《王元化的思想底色以及理性观的转变》的讲演中表示：王元化先生的一生，可以用“反思”来形容，他从革命的营垒中走来，却在不断反思过去的自己，反思时代的潮流。终其一生，就是一个“反思的人生”。关于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在王元化诞辰百年之际，我循着他的生命轨迹，重读他留下的不同时期的文字，想继续探究之前未曾触及的问题：他早年的思想底色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一个16岁的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不断反思的思想炼狱之中，什么是他坚定不变的终极信仰？什么又是他晚年改变了的思想方法论？

在中共创党到革命胜利的28年当中，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加入党的队伍当中。其中最典范的，是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五四后期的创党知识分子、大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和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创党的多是五四运动出身的启蒙知识分子，而大革命前后一代知识分子，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而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有许多则是官二代、富二代和学二代。本来，这些子弟是不太有参与革命的动力的，为什么到了1935年前后，会放弃大好的学业和个人的前途，走出书斋，投身抗日运动呢？显然，他们与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不同，不是因为对个人前途的绝望或社会黑暗的不满，而是对亡国危机的深刻忧虑。而王元化，正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之一。

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但并非所有的爱国青年都会参加革命，革命毕竟有被捕、流血和掉脑袋风险的。除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刺激之外，还需要一些内在的精神气质推动，来成就参与革命的决心，这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英雄主义和对社会底层弱者的同情与怜悯。

王元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具有了这两种气质。1938年他在谈到抗战文艺的新启蒙运动的时候，将之理解为是“民主的爱国主义”和“反独断的自由主义”，爱国与自由代表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价值，青年王元化投身革命的背后，显然有他所理解的这两种五四精神的推动。五四是一个个性自由的时代。五四的自由精神，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以知（识）、情（感）、意（志）表现出来，知识上的个人自由以胡适为代表，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情感上的个人自由以周作人最为典型，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而意志上的个人自由非鲁迅的“摩罗战士”莫属，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对于王元化来说，胡适式的理性思考精神，要到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呈现出来；关于情感上的个人自由，王元化并非周作人式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俄国19世纪具有强烈怜悯精神的人道主义。而早年的王元化，继承五四自由精神最多的，正是鲁迅式意志论的“摩罗”英雄人格。

鲁迅的个人主义，有中西两个源头，中国传统的脉络，来自西晋的嵇康，西学的源头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关。鲁迅是青年王元化最崇拜的反抗黑暗的英雄，但若往上追溯精神源头，的确不是德国的尼采，而是另有其人：法国的罗曼·罗兰。书香门第出身的王元化，心目中的个人英雄不是霸气十足的豪杰，而是具有内在思想力量的精神巨人。罗曼·罗兰正是这样的文学英雄。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传》中说：“罗曼·罗兰以其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树起的精神丰碑，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特别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深刻影响了两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他们最喜欢的励志经典。

王元化曾经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他后来在从事文学评论的时候，多次引用罗曼·罗兰爱《贝多芬传》序言中的名言：“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对道德人格的强调，超过对制度变革的重视，几乎贯穿于王元化的一生，这既来自欧洲的精神英雄主义，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也有一个“莫姑娘”（道德）的主题，即对新人格、新道德的向往。作为“后五四一代”的王元化，身上也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一直到他晚年，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便是道德节操的坚守。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在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典礼上说：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王元化先生在晚年多次谈到自己是“十九世纪之子”：“我不否认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他承认，1949以后，虽然苏联作家的作品很流行，但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最钟爱的，是19世纪的作家们：“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斯、勃郎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为什么对19世纪情有独钟？他坦言：“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是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所塑造的，读什么样的作品，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将形成他思维的“语法结构”，即使以后学习了其他的“新词汇”，依然会置于青年时代所形成的“语法结构”之中去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新意识形态话语流行天下的时候，王元化依然试图将他所不熟悉的“新词汇”放到自己已经定型的人道主义“语法结构”中去诠释，他在《将人提高》一文的开篇，引用委内瑞拉一位诗人的话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时候，垂死的资本主义却否定人。”在他的内心观念当中，资本主义之所以罪恶，乃是否定人的价值，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憧憬，是因为肯定人、尊重人、提升人的价值。由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到了1983年，王元化会参与起草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与周扬一样，思想底色都有一层受到19世纪俄国文学影响的人道主义，他们所认同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2003年春天，SARS疫情接近尾声，久不涉及时政的王元化，在吴敬琏和汪丁丁的催促下，写下了晚年唯一的一篇议政文章，发表在《财经》杂志上。他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肯定“这次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让人感到较为满意，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他特别指出：“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对人的生命负责，抗击疫情，不仅需要科学与法治，同时人文精神不可遗漏，“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

从理论深度而言，人道主义是近代哲学当中最单薄的，但它却是现代价值的核心。任何深奥的哲学和理论，倘若失去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基础，很有可能失去现代性的面向，堕入危险的深渊。越是单薄的价值，越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底线。王元化一生所坚守的，正是这条价值底线，从来没有变过。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服膺黑格尔哲学，相信人的理性理论，依然相信人不仅是知性的，而且也应该是有情感的，他说，王船山在《船山遗书》中批评王阳明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没有情感和意志的参与，这样的格物致知只是“孤明”，不论这一批评是否中肯，“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是十分重要的见解”。晚年的王元化之所以能够走出黑格尔思想的迷雾，在理性观上从欧陆的唯理主义转向英美的经验主义，最重要的心理动力就来自早年就奠定的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理解王元化的思想，这恐怕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