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70周年｜专访社长黄强：教育出版就是铸魂育人

原创 张艾宁 出版人杂志

20世纪80年代，黄强正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尚在象牙塔里的他，对叶圣陶先生敬佩仰慕有加，常常研读叶圣陶先生的童话、散文和小说，系里开设的研究叶圣陶先生的选修课，黄强也第一时间报了名。

彼时的他未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跟叶圣陶先生一样，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而这一缘分，足足横跨了六十六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

（摄影｜任殿顺）

1950年，叶圣陶作为人教社首任社长，扛起了为新中国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大旗。六十六年后，黄强任职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为人教社历史上的第九任社长。彼时是2016年，正值互联网野蛮生长之际，纸质图书终将被取代的声音不绝于耳。

四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历了若干个将载入史册的历史节点——三科统编教材在全国中小学推广使用，澳门地区版《历史》教材编写并投入使用等；同样，也经历着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线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崛起腾飞，电子书包、数字教材也在期待中投产试用……在教育行业经历大变革、大洗牌的时代，作为掌舵人，黄强带领人教社这艘巨舰一路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2020年，人教社已走过漫漫七十年。作为教材编写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人教社始终保持着编研一体的学术实力，集合着精炼强悍的编辑力量，肩负着为党育才、为国育人的历史使命。

然而，在新时代，人教社如何发扬传统，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在数字化的巨浪中，传统教材与数字教材如何更好地融合发展？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期间，人教社又将有哪些鼎革之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之际，黄强向《出版人》杂志讲述了他近年来的思考与感悟。

“三科统编，是我们肩负的社会责任”

《出版人》：您一上任，正逢三科统编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使用，三科教材最终落地人教社，对人教社而言意味着什么？

黄强：我2016年来社之后，首先面临着三科教材要不要归统人教社出版的问题。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三科教材涉及巨大的利益链，有好几十家出版社都在竞争。经过种种艰苦的努力，有赖于教育部的信任，三科教材落地人教社。

之所以最终会在人教社出版，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教社有编写高质量教材的传统和实力。从理念上讲，我们认为三科教材确确实实是新时代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工程，它的意义在于巨大的社会效益，在于培养新时代合格的接班人，而不是能获得多少经济效益。对于人教社而言，本身经济效益就不错，得到三科教材的出版任务从经济上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是，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要肩负的社会责任。所以，三科统编教材确定在人教社出版，其实是社会上重新认定人教社历史地位的时刻。

从1949年开始，叶圣陶先生就着手准备精编全国统一教材，以适应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人教社1950年成立后，教材几乎是同步出版。往后历次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拟定，人教社都是积极作为，深度参与。2000年前后，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提倡“一纲多本”、教材多元化，所以有了后来一两百家出版社同时竞争教材市场的局面。即便如此，人教社的教材仍然保持着主流地位。所谓主流地位，一是价值上、质量上受到学生和教师认可；二是从市场上来说，人教社教材仍然占据超过50%的市场份额。回头来看这段激烈竞争的岁月，对人教社也有好处，我们在竞争中锻炼了队伍，也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出版人》：三科统编教材从编写到推广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这其中有什么事或人让您深有感触？

黄强：过去人教社是自己组织编写教材，而三科统编教材是教育部组织编写，请了全国一流专家，让人教社过去已形成体系的理念与更多专家的观念碰撞从而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团队坚持了“三结合”原则，一是学科专家和大学教授，二是人教社的教科书编辑，三是一些优秀中小学教师。可以说，三科教材是由教育部统筹编写、人教社编辑精心打磨、人民教师深度参与，经过了多审多校，反复锤炼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教社的编辑出版人员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他们加班加点工作，甚至有编辑就直接住在了办公室。

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难题，怎么让学生和教师顺利接受三科统编教材呢？关键一步就是在使用之前广泛征求学校老师的意见。我们每一科都征求了百余位专家和100位特级教师的意见，在几千名师生中试教试用，还有大量的日常回访和调研。

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师培训，教材体现了哪些新的编写理念？在使用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教师怎么才能把教材用好、教好？为此，我们组织专家和编辑去到不同的地方给老师培训，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山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今，大规模的教师培训已成为教材出版的延伸，不仅是教材使用和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服务教育教学的重要举措。

此外，组织大规模的供书体系也并非易事。

三科统编教材目前的适用范围是义务教育阶段1.5亿和高中阶段三千多万学生，必须要保证他们“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过去，秋季九月开学要用的书，四五月份就可以开始印制了，但教材要反映最新的政策、最新时事和科技成果，补充最新的内容，有时到八月份都还不能付印。

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全国教材的印刷，压力非常之大。好在经过多年探索，我们的传版系统日益完善，可以通过网络传给全国各地的印刷厂，同时寄一套样书，印厂拿着样书比对，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人师傅不舍昼夜，十几天之内就可以把教材印好。

最后的教材发行，更是一场攻坚战，但我们从未耽误过“课前到书”。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材印制虽然推迟了一点进度，但还是按时印出。书印出来，学校开学又遥遥无期，教材都放在新华书店或者印厂的库房里。后来学校开始网络授课，教材到不了学生手里怎么办？各地新华书店很有担当，他们主动送书，有的是送书到校，有的直接送书到家。有的地方村口封着不让进，我们的新华书店同仁就把书放到村口让学生来取，每个学生一个包，都经过消毒处理。

在抗疫期间为了送书到校、送书到家，各地教材人演绎了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教材人克服千难万阻保障“课前到书”

“弘扬‘圣陶精神’，务必精益求精”

《出版人》：人教社建社七十年来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教育出版人。其中哪（几）位是您最敬重的，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黄强：我最景仰的当然是叶圣陶先生，很可惜，我与先生未曾有机会谋面。他是人教社第一任社长，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社里出版过《叶圣陶全传》《叶圣陶年谱长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编舟记——叶圣陶的故事》，还即将出版《叶圣陶日记全集》。通过一些资料和前辈所述，我有机会更立体地认识了叶圣陶先生。

叶老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他毅然决然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共产党。可以说，是时代选择了他为新中国的学生编写新教材，他也主动投身这个事业。

当时叶圣陶已经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了，但是他甘愿在人教社做一名编辑，我们知道编辑工作常常是默默无闻的。他纯洁语言文字，规范标点符号。从他的日记里我们了解到，当时大部分教材的稿子他都是亲自修改，不仅改语文、地理、历史这些文科教材，他还字斟句酌地修改自然和算术教材，跟理科编辑探讨怎么科学地表达“扩大几倍”“缩小几倍”之类的问题。

一名文学大家愿意做一位编辑，他真正地做到了俯下身来，“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这种精神值得敬仰和学习。

叶老不仅是一名编辑家，也是一位出版家。“一切服务于读者”是他的出版理念，为了让学生读懂教材，他会先召集小学老师一起修改教材，边读边改。他曾指出，出版是一个包括编印发在内的产业链条，编辑是事业，印刷是工业，发行是商业，同时也是一个传播文化知识的系统链条，要统筹协调好三者的关系，非常有远见。

先生以他宽广的胸襟、敦厚的人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巨匠的地位奠定了人教社的出版事业，每一位在人教社工作的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圣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弘扬光大。教材使用量大，社会影响大，一定要做到无差错，“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编写教材一定要精益求精，叶老所提倡的这种“工匠精神”在今天仍然感染、勉励着我们。

社史馆回顾了人教社的发展历程，

立德树人、精益求精的圣陶精神在社里代代相传

《出版人》：教科书不仅是国民记忆的承载体，更是反映时代变迁的最佳窗口。在您看来，新时代新教材“新”在哪里，旨在培养什么样的时代新人？

黄强：我个人认为，“立德树人”就是教材与新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结果。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要把这一思想体现在学生的教材和读物中，系好孩子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保证我们能培养好下一代接班人，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

培养时代新人，首先在思想理念和品格修养上，要使青少年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愿意为社会多做贡献；另一方面在知识技能上，要学生掌握新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要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到教材里。第三，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发数字教材，倡导老师利用新技术，将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有效结合，做好信息化、技术化的建设。

《出版人》：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人教社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作编写了供澳门中小学使用的《历史》《品德与公民》《地理》教材。2019年12月，习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澳门政府与内地合编教材的做法。接下来，人教社与澳门方面还将进行哪些合作？

黄强：澳门地区中小学使用的《品德与公民》教材是2007年澳门教青局邀请人教社一起合作编写的，2017年澳门教青局又委托人教社编写、出版了《历史》教材。此外还合作出版了《地理》教材供澳门中小学使用，这套课本包括教师用书、学生用书和学生练习册等。澳门教材的出版是非常好的合作，树牢了澳门中小学学生“爱国爱澳”的精神。

最开始编写这套书，人教社派编辑去澳门调研，了解澳门学校的学制、课时、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等，按照他们所习惯的呈现方式来编写教材。编写好后，澳门的中小学校可以自由选用教材。因为澳门有各种不同主体兴办的学校，有政府办的、有教会办的、有不同民间组织办的，所以刚开始推广还比较艰难。但我们的教材还是很有竞争力，目前，《历史》教材使用率已经达到95%，澳门当地的学校都乐于接受，并且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接下来，澳门教青局还委托人教社编写供澳门学生使用的《普通话》教材和《宪法》教材，将《历史》教材翻译成葡文和英文的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历史》教材译成英文后，不仅可以用于澳门，也可以在其他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

“‘十四五’核心还是做好教材，

这是安身立命之本”

《出版人》：2020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发展的重要一年。未来五年，人教社将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

黄强：我先从“十三五”谈起。我来人教社时正是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当时，我们为人教社的定位，就是要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地，成为教材建设的重要基地，做教育出版资源的整合者。

我们这届领导班子一起制定了四大战略：一是以中小学教材为核心的品牌拓展战略。因为人教社的核心就是中小学教材，围绕教材可以做好多事，比如教师用书和学生课外读物的品牌拓展。二是以科研创新为动力的人才兴社战略，坚持编研一体、学术立社。通过倡导编辑做科研来提高素质，提高教科书和一般图书的编写出版质量。三是以版权运营为重点的合作共赢战略。其中教材版权是核心，我们组织全国出版单位一起印制发行教材，这其实就是一种版权运营。不过版权运营不限于教材，还包括和国内外出版社的其他合作。四是以内容建设为基础的融合发展战略，主要指我们的数字化相关工作。

“十四五”是一个新的起点，人教社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做好教材，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第二方面就是要注重品牌拓展，围绕教材向其他出版板块和方向延伸，巩固我们在教育理论图书和教育学、心理学师范教材、大学教材等方面的品牌优势。学生课外读物的品种要不断丰富，质量要不断提升，要培养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通过多彩的阅读生活来冲淡应试教育的压力，让孩子有兴趣学习。

第三是在版权合作方面更加国际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的提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环境条件愈发形成，人教社的海外合作会在“十四五”期间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比如“中国读本”是人教社跟美国圣智出版集团合作编写的一套供学生课外阅读的英语读物，人教社精选中国经典故事，由美国专家写成地道英文，体现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现在这套书又被俄罗斯引进翻译了。还有一套很经典的合作图书——《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与日本光村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编写，已经出版32年，累计发行超过1500万册。同时，我们建设了自己的版权库，平均每年有200多种教辅授权和版权输出，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第四方面是数字化，“十四五”我们要加大发力数字化。对我们而言，数字化的核心是数字教材，以人教社纸质教材的内容为蓝本，利用数字技术，植入富媒体，开发出更多功能，汇聚更多资源，方便教学。教育部教材局对数字教材也非常重视，正在制定“数字教材标准”和“数字教材的管理办法”，数字教材将来要纳入国家教材管理体系，通过审查后，数字教材推广的空间会更大。

此外，紧扣教育方针，围绕德、智、体、美、劳几个方向，我们会做一些增值服务和研学培训，这也是将来可以深入发展的方向。比如劳动教育，通过建立劳动教育基地，开展研学培训，把学生放到田野里，将理论教育和田野实践结合起来。类似这样的事情人教社都在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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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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