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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爱情死了，不是被“985相亲局”杀死的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看理想
顾名思义，“985相亲局”就是婚恋机构为以“985”学历为门槛的高学历群体提供的相亲服务。
以文章中所描述的那场相亲局为例，“32位参加者，十位来自清华北大，除了一人外， 所有人都是硕士或博士。多数人来自金融行业，此外还有互联网、国企、高校、机关单位、医院……”
作为当代年轻人婚恋选择的一个切面，“985相亲局”引发了大家对于阶层流动、学历歧视、高等教育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爱情去哪了？”
爱情一直是人类生活里的重要主题，但今天，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反爱情的时代里。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还向往爱情吗？即便人们嘴上还是在歌颂爱情，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很少有人再为那个抽象的爱情付出代价了。”播客《不合时宜》的主播孟常在讨论相关话题的一期节目里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的确，生活中比爱情重要的事情似乎很多。小的时候要好好上学，长大之后要好好工作赚钱……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爱情被看作是条走不通的岔路。
“985相亲局”反映的，是当代许多年轻人面对婚恋问题的纯理性选择。它不提供爱情。参与者们想要的，也不一定是爱情。
在这个人人都自顾不暇的时代里，爱情，或许早已死亡。
1.
比起爱情，我们更想要“好的爱情”
爱情，曾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情感。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类古典文学所呈现的爱情模型中，爱情的对象无可取代，爱情的体验不可用理性计算和评估，爱情高于自我所以可以随时做好准备为爱牺牲，爱情带来痛苦但那会使双方都变得高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认为，同自然一样，爱情也经历了祛魅。
“祛魅”这个概念最初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指的是各种现代科学体系、技术体系、市场体系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认识世界的同时，也消解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产生信仰的能力、保持神秘感的能力。韦伯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
爱情的祛魅，指的是用生物学、心理学等抽象的科学模型对爱情进行解析。
例如，生物学通过化学过程来解释爱情。迷恋发生时，大脑中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的数量会显著升高；刚进入恋爱时，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高于常人……我们在恋爱中所产生的幸福愉悦感，被还原成大脑中发生的无意识的化学反应。
心理学则将爱情视为一些心理学过程的结果，爱情是“无休止的调查、自我认知和自我审视的对象”。
这些科学模型将爱情解释为一种由各种科学原理所决定的反应，曾经那种认为爱情是独一无二的、神秘的、无可比拟的感受的爱情观也就难以为继。
艺术评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曾这样描述我们身处的时代，“除了那些与个人占有、积累和权力相关的愿望，别的愿望通通被禁止。这些限制既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也是心甘情愿地自我施加的。”
内卷、加速、异化……相信我们对这些时代特征的领悟已经足够深刻。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将自己视为可以面向未来规划的项目”，被要求为自己的失败负责。爱所带来的伤害和磨难也就不再被我们接受。
伊娃·易洛思指出了功利主义的心理健康模型对我们爱情体验的影响。这种模型将维护自我利益的能力同心理健康划上了等号。
“这意味着，若爱情是痛苦的来源，那么它必然是一个错误，是对双方人格兼容度的错误估计，是敦促人们进一步自我了解以修正他们的痛苦并导向一个更成熟选择的信号。”
互惠性和自我利益的保持，渐渐成为了评价爱情的标准。人们需要的不是爱情，是“好的爱情”。
2.
爱情被驯化成一种消费模式
韩炳哲（Byung-Chul Han）认为，在对“好的爱情”的追求中，爱情被驯化成了一种消费模式。“不存在风险，不考量胆识，拒绝疯癫和迷狂，避免产生任何消极和被否定的感觉。”
这意味着，相比起遇到一个人然后同他相爱，我们更愿意在人群中挑拣一个能满足自身情感愿望的人，再决定要不要“爱”。
同时，愿望产生和伴侣选择的过程，又不断被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和科技发展所塑造。
张爱玲写过，“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再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
今天或许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担忧的那样，现实已沦为现实本身的模拟物。我们的情感根植于虚构叙事之中，是媒体上对爱情的叙事塑造了我们对爱情的想象。
打开手机、电视、小说，相似的爱情故事正不断上演着。集帅气多金、温柔体贴与一身的“霸道男主”，对待伴侣专一且无限包容；婚姻家庭一肩挑的“劳模女主”，还温柔美丽、身材窈窕……这些俗套的叙事模型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我们对伴侣的期待。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也存在着大量有关失败爱情的叙事。比如，“凤凰男”“妈宝男”“扶弟魔”这样的故事模型，总会穿上不一样的外衣出现在各种平台；“豆瓣劝分组”各式的“大型众包情感崩溃写作”（李厚辰老师语）也不断放大着我们对不合适伴侣的恐惧。
我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就在正反两面的叙事中被不断窄化。
想象影响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我们因为现实不能满足想象而失望，也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体验套入既定的叙事之中，并虚构了自己的情感。
从外貌、收入到性格、“三观”，我们想要寻找到那个最合适的人，来实现自己的爱情想象。
互联网则把可选择的范围拓展到了最大。于是，“不行就分”成了许多人的爱情态度，毕竟，可能性还有那么多。
3.
当爱情变成实现婚姻的工具
在爱情理想和婚姻制度被捆绑的今天，“好的爱情”是指向好的婚姻的。
即便现在不想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不论是从官方宣传还是制度限制的角度，结婚生子依然是一种被倡导的主流的生活方式。
对于想过“正常”生活的人来说，摆脱婚姻制度的束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在上海的住房限购政策中，非沪籍的已婚人士，只要夫妻双方中有一人的社保连续缴纳满5年，就可购买一套住房，而非沪籍单身人群则无法购房。这只是单身生活的困难一角。
因此，结婚依然作为待办事项被写在大多数人的人生列表中。
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在《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婚姻的历史。她提出，在绝大部分历史中，婚姻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个人需要和男女之欲，人们通过婚姻积累资源、巩固财富、建立同盟，婚姻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系统中的一环。
直到18世纪末，受市场经济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为爱而婚才取代包办婚姻成为一种社会理想。
即便如今爱情似乎成为了婚姻的中心，但婚姻的社会功能依然无法剥离。
或者正如伊娃·易洛思所认为的，正是“婚姻的制度组织（以一夫一妻、同居、将经济资源汇聚到一起以增加财富为基础）事前排除了浪漫爱情作为强烈的、不顾一切的激情进行维持的可能性。”
毕竟，相比于爱的“感觉”这种不稳定的情感因素，经济利益之类的考量在婚姻中似乎更加可靠。
近些年，一种“婚姻就是合伙开公司”的论调开始受到欢迎。夫妻双方通过婚姻结成利益共同体，“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把婚姻看做是合作关系，评判彼此的“价值”以期得到“最划算的交易”。
在把婚姻看做爱情唯一目的的情况下，爱情就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了。
倪一宁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这些“985相亲局”的参与者们想要的，只是“一种互相不拖后腿，一起稳住在小中产阶层，共同奋斗攀爬的婚姻”。
他们当然也知道相似的学历不是爱情发生的条件。但高学历往往意味着较好的事业发展空间，较高的薪水，甚至较优越的家庭背景。学历背后所反映的智力、财力、能力是他们更看重的。
当寻找爱情沦为寻找婚姻的工具，爱情本身也就变得可有可无。
这样的信念放在爱情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相信爱情的存在，但我并不相信它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们太在意自己了，害怕徒劳害怕受伤害怕“失败”……可是爱情的珍贵之处恰恰是放下自己与他者相遇，是那份全情投入的体验。
于是我们只能一边寻找舒服的“爱情”，一边拒绝爱情。
如果从效率的角度评判，爱情可能是无用的。它要求你投入，但又不承诺回报，永远不可能收支平衡。可是，被爱情点亮过的人会知道，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体验。
还记得《挪威的森林》里的那段对话吗？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到：‘你好，小姐，和我一块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参考资料：
《爱，为什么痛》｜伊娃·易洛思
《爱欲之死》｜韩炳哲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斯蒂芬妮·孔茨
都市里的相亲焦虑和婚恋观｜播客《不合时宜》
网络劝分，对生活崩溃的想象力｜播客《翻转电台》
撰文：Purple
监制：猫爷
配图：《无名之辈》《迷失东京》《四重奏》
《婚姻故事》《挪威的森林》
原标题：《年轻人的爱情死了，不是被“985相亲局”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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